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我对我周围的人说，很荣幸受李教授的邀请来到这里，昨天和大家在一起讨论研究，度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下午。昨天你们的博士研究生小组讨论的话题范围很广，很有抱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到你们学院在发展的人类学领域有这么多样化的研究议题，很激动人心,看到这些激情四射、如此投入的学生，你们真的很棒。
今天我的话题将接着昨天我们讨论的。事实上昨天我尝试在国际发展领域为人类学家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我提到，人类学并不只是一门单纯关注社会或文化方面的学科，事实上，人类学对于发展过程的环境背景和含意也具有深刻的理解。我们通过与发展组织、院校、非政府组织等必要的接触交流，可以获取一种反思的能力，能够理解他们本身工作的所有环境。今天上午我将更多关注做研究方面的实践方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什么是人类学研究。我想你们中有不少人是人类学家，也有不少人不是人类学家。常常，人们对什么是人类学知识有很多疑问。譬如，人类学知识与生物学知识、科学知识、社会学知识有什么区别？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投入很大的精力研究与理论和认识论相关的问题。这里要指出的是，人类学如何做研究的历史，与其本身的理论发展史密切相关。人类学怎么理解知识？怎么理解数据？数据的本质在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短暂历史过程中有什么变化？知识的本质又是什么？作为人类学家我们可以知道些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至今仍在争议中。这儿我只想通过突出讲述人类学历史上两三个重要的时段，这样，你们对数据的本质、知识的本质等问题的讨论上会有几个关键点的线索暗示，同时这也是对人类学方法的重要解读。
人类学会作为一门面向实地研究的经验学科，其实是缘起于一个波兰人，马林诺夫斯基，他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学科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挑战了之前被认为无可非议的人类学研究社会文化的方法。在以前的研究方法里，人类学家只是坐在家里或办公室，接受传教士、商人和旅行者的报告中讲述的外界的故事，然后在这些二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马林诺夫斯基则提出并实践了一套用民族志的实地研究方法获取科学数据的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时他对于社会的本质以及如何研究社会也有一套独特的观点。他特别强调直接进入和参与的重要性，强调人类学家应该通过再现当地人的生活来开展其研究，人类学家只有通过进入当地人的田野中直接观察才能真正描述当地人的生活。他当时还区分了在对田野行为的直接观察中当地人本身的理解、和来自研究者方面诠释的影响。对观察和诠释两者的区分从此成为人类学的一个讨论话题。马林诺夫斯基基本上运用的是社会工作方法。这是人类学家通过观察搜集资料的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搜集的资料本身可以说明问题。人类学只需要把这些观察到的行为搜集记录下来，然后理解和分析这些记录下来的资料。这显然是客观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知识理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这个社会世界是外在的，它就存在于那里，你可以观察，就好像你可以观察自然世界一样。只是在观察社会世界时，你需要走出来，记录下你的观察，加以分类和分析，然后得出结论。
这种宽泛意义上而言的研究社会现象的实证主义理论在人类学界后来演化成特别的版本，即社会功能主义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就像一个生物体一样，一个社会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需求。而在方法论上它仍是非常实证化的，人们不断尝试用更加成熟的方法观察、记录、归类、分析，探索社会生活的规律性。人类学家认为，社会事实就在那里，我们似乎只需要用更完善和更熟练的工具记录和分析它们。这是人类学家尝试模仿自然科学经验研究的最基本的运用。这种方法当时在社会科学领域普遍运用，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实证的研究范式面临一些危机，受到了一系列的批判。
事实上在六十年代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六十年代不仅在社会科学界，甚至在自然科学界也开始反思所谓的客观知识，怀疑是不是这样客观地搜集数据，对数据加以分析就真的可以得到理论上的升华。这其中要特别提到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他的研究指出，数据的产生其实是受理论影响的，因而你很难再区分数据和理论。值得指出的是，这本书中的这一结论不仅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也建立在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上。
所以，当得出上述结论时，在科学界产生了一个难题。这难题在社会科学界变得更大。因为对于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社会世界其实是那种你看不到的东西。你看不到社会结构，在社会，你能看见高楼，看见道路，但你看不到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一个概念，一个关于群体之间、人们之间权力分配的概念。事实上，这期间有一个变化，从把人类学视为一种观察的经验科学，到意识到人类学作为一种意义阐释的科学。因而对任何一种社会现实都会产生很多不同的诠释观点。社会事实并不像马林诺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躺在那儿等着你搜集，而是得通过分析家来阐释它们的意义，同时，这些数据的意义也决不会是与理论完全分割的。于是，人类学逐渐成为一种阐释的社会科学，替代了之前建立在自然科学模式上的实证社会科学。
基于上述的解释主义思想，结构主义人类学家进而提出了一个观点，将社会和文化世界视作一个共享意义的复合体。他们认为，事实是被共享的，这也意味着事实可以被所有的个体所阐释，你可以通过他们共享的要素来分析整个文化的意义。结构主义者认为，共享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诠释的方式，就像是通过破解符号的方式来近似地理解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文化形成的意义。
结构主义者认为，文化作为一套符号的意义，人类学家的任务便是破解这些密码，显然，这时的文化有种等待破解的文本的意味。然而这种观点在七十年代受到诸多批判。矛头主要指向其很少关注实践。一些后结构主义者，如法国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对这种缺乏对实践的理解，缺乏对理念与实践关系探讨的社会科学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认为，文化并不是一个可以自我沟通的文本。文化或社会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有意义。所以，核心的问题是，人类学家应该更多地是投入到文化实践的动态过程中，而不是一味地搜集那些具有象征意味的信息，并让这些数据服务于分析家的脑波活动，然而却远离了人们生活的每日实践活动。意义其实是具有主体间性的，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你不能把资料搜集上来却抛弃了资料所产生的环境，你必须深入到事件中，深入到文化产生过程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理解那些构成所谓文化的互动行为。
人类学家不是将文化视作一种既已存在于外在世界的事物，而是基于写文化的方式，在写作的过程中论证某种文化的产生。这种观点后来又被另一种观点所取代，它认为，只有人们自己的表达才能真正地再现和表征他们自己。而关于表征的整个质疑又在于，人类学家的叙述能再现人们的生活吗？在叙述人类学下被记录的当地人自身的声音能否不再现他们自己？无论如何，社会是一套意义，意义需要被阐释，这不同于马林诺夫斯基实证观点中所认为的社会可以被直接观察。
当前人类学采用的方法由各种不同的方法结合构成。但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只有当地人可以再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文化。人类学家永远只是中介者或掮客，在不断地选择和判断。所以如今，人们关注的是，不管人类学家获取了什么资料，他们都被要求明确地说出你采用了哪些方法？这些资料是怎么产生的？你研究的环境背景如何？哪些人的观点被记录下来了？有哪些不同的观点？从而避免一些强迫性的观点，保证报告的客观独立性。如今，人类学家也越来越注意反身思考，反思他们自身在报告中的位置，反思他们与社区知情人、报告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背后的复杂关系对人类学资料数据的真实性和表征性有密切的影响。曾经，所谓的客观性意味着独立于社区报告人客观地记录事实，如今在这一学科一般不这么说了，因为人类学家与社区报告人之间的关系会对资料的搜集产生影响。
为了让大家意识到对学者对什么是人类学知识的理解的变迁，前面作了很简单的背景介绍。
人类学家联合使用各种方法。下面我将就这一点详细展开来讲。人类学的核心，是田野研究的实践，在人类学研究里很难界定什么是田野。田野不是一个地点。田野不是你所去的那个地点。田野实际上是一种位置的转换。即使你呆在同一个地方，你的角色位置转换了，你也会得到不同的视角，观察到不同的事物。然而，由于我们坚持田野工作的理念，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什么是田野。因为人类学研究有很广泛的涵义，人的想法随着背景而转移。在遥远的地点开展田野工作，那只是人类学家工作的一小部分。田野含有一种研究者角色位置转换的意味。因而从这层含义上而言，你可以在你所生活和工作的每日场所开展研究。但是，前提是，你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视角。你要将你自己从那些互动中脱离出来，以便更好地观察和参与。田野工作要求人类学家既要能进得进去，能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还要能出得来。人类学家只有能处理好在实践中的这种“进去”和“出来”的紧张的穿越关系，才能产生经得起批判考验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或者说对社会事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人类学家拥有各种调查手段、工具和研究技巧，譬如访谈、半结构访谈、小组访谈，生活史、叙述史，调查，问卷调查等等。人类学家用历史资料，所有历史文件，他们有时候也采用参与式研究方法，参与式学习与行动，或者参与式研究或评估。是的，在人类学领域确实有很多调研手段和工具。但是，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不同的是，人类学其实只有一个最基本的人类学研究工具，那就是人类学家本身。这个全身投入诠释的活生生的研究者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工具。或者说人类学研究包括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性，他的历史背景，以及他的反身理解能力，这仍是开展研究的最基本而重要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学与其它实证自然科学有很大不同的原因。因为人类学研究本质上是关于意义的诠释，而人本身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最基本的工具。因而我们惊讶地发现所谓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一个最本质的事实是，一个个个体意义上存在的人类学家们才是最主要的研究方式。人类学研究方法修炼的过程可能也就是把自己社会化进这个学科的过程。人类学家常常提到，我们从来没接受过什么方法论的训练。他们的确没有。他们是把自己社会化进了这个学科。因而今天人类学很难像其他学科一样写成一套方法复制或推广出去。因为，时至今天，人类学研究最主要的工具仍是人类学家本身。
接下来简单插入介绍一下我研究方面的个人经历。我就读于牛津大学，在人类学方面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最初我一直仿效马林诺夫斯基的那种实证人类学研究方法做田野研究。我的论文是在印度南部进行得，我的研究主要关注土地、仪式、寺院、亲属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我做这些研究，包括写论文，花了大概五年的时间。做完这个研究后，我到了英国海外发展署即现在的英国国际发展部做社会发展顾问。在那工作期间，我到了孟加拉国，在那里有两位同事，一位水利学家，一位经济学家，他们主要在孟加拉考虑淡水养鱼的项目，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和孟加拉政府签署了比较大的协议。而我本人主要是关注微观问题，比如对土地应用问题的评估，对农民淡水养鱼的适用性等微观经济效益的评估等等。一方面，我在村庄获取一切可能获取的资料，同时另一方面，在后向链条方面，我和市场、渔场、农业企业等打交道，前向链条方面，与地方的、区域的和国家级的市场打交道，了解它们的历史，可能还涉及一些行政机构，访谈政府不同层次的渔业部门，非政府组织工作者，世界银行、乐施会国家代表处的其他专家，以及招待相关机构等。总之，我的任务是找出一切可能的要素，促就成功项目的，或者决定了一个项目基本走向的要素。要在一个月内完成这些并提交报告，这要求与人类学家完全不同的一套技能要求。在我做研究写论文的那五年我都只呆在一个村子里，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关于任何问题提过任何建议。而且，在我做发展工作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孟加拉国，也不会说孟加拉语。我对捕鱼一无所知。我起初只知道要代表英国援助组织在孟加拉国调查三天，这样我才能对英国政府对该国提供大批量拖拉机事宜而即将签定的协议提供意见。于是，我整整花了两天看拖拉机，然后写了一篇在孟加拉国农村地区引进拖拉机的可行性报告。三个月之后，我又去了坦桑尼亚研究当地引进近海养鱼技术的问题。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非洲。对农业也不了解，更不用说近海养鱼技术了。总之，发展工作和发展人类学的工作这两者实在是相差太远了。但这就是发展的工作。它与发展人类学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
在过去历时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努力尝试协调这两种不同的经历体验，一边是五年都呆在一个村庄详尽分析村庄社会复杂性的人类学研究，另一边是事件时空快速转换和需要及时投入应对的发展工作世界，我一直在尝试如何把这两种经历结合在一起。在发展领域工作的方法和思维都不同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发展工作需要在很短的时间框架内做出一些事情。发展工作需要一个多学科的团队，而人类学研究只需要一位独立的人类学家就可以了。发展工作更多是行动导向的，而不只是简单对其意义作出诠释。发展工作要求提出可行的建议，而人类学家不需要提这些建议。发展工作还需要与村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农民、商人、政府代表等各个层次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些都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
以上便是我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和发展领域两种完全不同的经历体验。然而，自从我在八十年代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投入发展领域的工作以来，发展领域内社会科学研究的位置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在这个领域发生了几个主要的变化。它们发生得很快，但人们还是发现了其背后的意义，那就是发展领域内人类学的可为空间，人类学研究方法可能与发展领域密切相关。
如果你注意观察，会发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组织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总体而言局限于大规模调研。通常是由监测评估部门在项目完成后得出一套复杂的结论，这些结论通常是与组织最基本的决策过程相当边缘化的。这一时期社会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都是一些定量的方法，并且局限在监测评估过程中运用。
在那个时候，社会科学对整个决策过程的影响很小。组织内围绕项目真正的决策主要是基于一些有资历人员短时间内进入项目地点、但并未作系统的社会研究写成的报告。而此时人类学家通常是作为特定领域的专家，他们在这些领域知道很多细节的知识。人类学家被聘为咨询专家，解释一些其他人不能解释的东西。为什么这个项目可行？为什么这个项目出问题了？当其他解释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时，人类学家从文化因素的角度提供了特定的视角。当一个项目出了问题，既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不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其他专家提出的荒谬的解决方案也不管用，这时候人类学家就被请过来了，因为他们拥有的文化方面的知识可以解释其他人解释不了的一些问题。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发展方法上有两大趋势。一是归纳式，对特定类型的干预措施内在的社会科学知识关系进行归纳总结。于是，人类学家不断把在同一领域的经验集中起来，比如，研究灌溉项目的，研究林业项目的，研究迁移定居项目的，研究医疗卫生项目的。他们把这些有关发展的社会变量、因素及一些特别的部门知识归纳发展为一定的知识体系。这些工作最初是由世界银行在80年代发起的。这一时期的第二个发展趋势是参与式研究方法的运用，这种发展方法主要是由Robert Chambers最先提出的。
上述这两个变化趋势，开启了社会研究在发展领域的新篇章。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国际发展组织开始在其内部成立专业的社会科学专家小组，他们通常又被称为社会发展顾问。后来，世界银行成立了社会发展部门，英国国际开发署成立了社会发展部门，其它组织在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的这一时期也纷纷创立社会发展部门。
归纳式方法在应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运用，产生了很多有用的模型和中观的归纳性理论，这是它的积极影响。但也存在一些消极影响，这种归纳式分析路径，由于脱离了特定地域的特定社会文化脉络与环境，结论往往很抽象，尤其在一些高度概括的模型解释中。相当的经济学家都能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解释。于是，在发展组织工作的社会科学家便会感受到某种压力，会让他们自己表现得也像一位经济学家——是的，我们也能把发展的社会变量要素概念化、归纳化。这样，他们也便失去了通过长期的民族志研究通常可以提供的、对发展事物所处环境更深层全面的的理解。
发展导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演绎式的研究框架。通过这些框架，它们是为了寻求一种解释，发展方案是否能取得他们所预期的结果，为什么。它们由特定的项目干预措施所框定。它们会归纳和分析一些假设，为什么这些措施可行，或为什么那些措施又不可行。他们尝试像经济学分析那样在他们的分析中有一种可预期性。这是与传统人类学的又一分歧，传统人类学不是演绎式的，不是那种试图论证某种假设，论证某个人所预期的结果是否成立的研究方法。传统人类学是一种归纳式的方法，通过对事件的描述和分析，试图阐释和理解，从而归纳产生某种理论或观点的方法。
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我和一些人一起，尝试缩小传统人类学研究方式与发展领域中社会科学的差距，特别是把归纳式、开放式的研究方法引入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中。这期间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方法，下面我会简单介绍其中几种方法或理念的产生，以说明它们是如何尝试将归纳式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嵌入发展实践框架的。
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来自一位叫劳拉·桑门的人类学家的实践。他采用一种叫参与观察者评估的方法。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发展领域的特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归纳式、描述性的社会科学研究路径。桑门是拉美人，他开始在项目领域中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民族志研究方法，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一般呆上五个月左右，做一些相当小型的调研，以识别一些与公开的发展项目成果形成对比的事实。譬如，他通过这种方法比较项目中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如项目受益者是怎么看的，政府的项目实施人员和世行的专业人士又是怎么看的，然后分析其中相互冲突的鲜明的观点，进而从这些分析里就可能得出一系列有建设意义的结论。这是第一次通过民族志方法的运用，来尝试发现在一个特定的项目内不同利益相关方有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并把这些信息和结果反馈给项目管理者。特别是，桑门的研究还识别了社区、政党、领导层在控制项目方和受益者之间信息交流的角色，这也是一些项目为什么成功或失败的关键要素之一。尤其是在这个案例中，桑门给我们展示了为什么项目本来假设由一些最穷的人受益，而实际上最终的受益者却常常是一些地主。桑门运用参与观察者评估所得到的解释和发现，为下一步在几个城市推广项目的重新设计提供了很好的导向。这一方法后来又被运用到其他国家。我们在对干部作发展培训时有时也会把其中一些人训练成参与观察者。以上便是经调试的短期版民族志研究在发展领域中的一项运用。
把人类学研究方法引入发展领域的另一个尝试是过程记录研究（Process Document Record，简称PDR），这是一种对发展干预过程中持续发生事件的持续性资料记录。这一方法最初在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的一个灌溉项目中尝试使用，当时，作为对灌溉资源分权化管理的一个尝试，在这个项目中成立了一个用水协会，通过过程记录研究方法，可以详细地记录用水协会成立前后的整个社会过程。这是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发展领域运用的一个新发展。这一方法后来又被推广到泰国和印度的灌溉项目中，当时我正在研究南印度的一个灌溉用水项目。那时，政策制定者想要理解到底什么才是当地的发展动力，并制定相关政策，这样，他们就需要了解当地社会发展过程的详细情况。他们要求我们做一个当地的社会过程记录，通过对发展干预措施执行中，每一天每一个农户在实践生活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记录来获取这个详细的社会过程，这是一个实时的全程记录，它涉及了所有的事件和案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培训了当地很多这样的记录者，他们的任务是观察项目事件，访谈行动者，用写日记的方式记录所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再把这些记录进行分析和总结，反馈给项目机构，进而对项目策略和政策进行调整。
我通过分析南印度灌溉用水协会的这些过程记录报告，获取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信息。但是这一方法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信息太多了。每个村庄每一天都记录发生了什么事，产生了海量的资料，给分析造成了很大困难，是对分析能力的巨大考验。我在几个村庄中都运用了这种方法，获取了很有意思的制度变迁内部过程的记录。这种通过一天一天日记式记录所产生的丰富的资料，是你进入村庄哪怕花一年的时间访谈人们过去四年发生的事情也难以获得的信息，甚至用民族志研究也达不到，这是过程记录研究这种方法的独特之处。
过程记录研究的方法后来还用于当地发展项目的工作人员身上，让他们用写日记的方式记录和理解一些事件。但这种尝试失败了。因为项目成员不是很情愿去写这些日记，或者他们认为这种写日记的方式是上级人员监督他们、控制他们的一种工具。所以这种在项目执行人员身上运用的过程记录研究方式就不是很成功。但是这种方法在组织人类学的运用中有效果，人们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发展项目中复杂的组织间、组织内部或其他关系。它最初是在英国的工厂车间运用，关注那里的工作管理关系，研究结果的一个贡献就是区分了正式系统和非正式系统，发现在工厂车间里发挥非正式系统的作用可以更好地巩固正式系统。这一发现对之后发展项目的实践与研究也很有帮助。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将民族志或其他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发展机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等等领域的一些运用。这些方法后来又有所调整变迁以运用于不同的环境，甚至回过头来在实践应用领域与人类学互动、对话。与此同时，传统的民族志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成为对发展的民族志研究，而不仅仅是存在或从属于发展领域内的民族志。但是，这种新的民族志内部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Alvesson的《组织文化（Organization Culture）》一书中有很精辟的描述：
越具人类学研究的特质，即越具独立性、批判性和不受项目管理约束集中关注项目过程的研究，将越失却其实用性和合理性（参考Alvesson 1993:30）。相反，分析研究越具工具性倾向，制度嵌入性和关注项目成败，则解释的力量越薄弱（同上：33）。
认真思考上面这段话。这是对存在于发展的人类学内部的紧张关系几乎一针见血的诊断。你越是从发展组织的管理角度思考问题，你的理解能力就越是受到妥协。但是，如果你越是坚持独立民族志研究的倾向，坚持研究者的学术立场，你便越是远离发展现实本身。这一问题也是我现在正努力思考和探索的地方。
关于人类学方法在发展领域尝试运用的一些讨论和其他案例，大家可以参考我编辑的一本书：《作为过程的发展：如何处理复杂性的一些概念与方法》。
最后，我想简单地做一个总结。一开始我带着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走进发展的领域，接着来到发展人类学，最后又回到了人类学。当马林诺苏斯基说到，我们从事研究需要住在当地，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直接观察。对于在发展政策制定领域工作的人们，能否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其所得到的人类学观察结果是有很大区别的。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能不在当地驻扎便写出一篇民族志？怎么能不参与发展工作这的每日生活与工作却声称从事发展的民族志研究呢？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人类学家，你就得接近或参与你研究对象每天的世界中；如果你不能真正地做到这一点，你就未能继承马林诺夫斯基的衣钵，不是一名真正的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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