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古之道术
科学技术能奇迹般地满足人类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却不能给人类带来长驻的快乐、永恒的欢笑。相反，科学技术加速了人们的“生活变化”，加剧了人们的压力反应，以致现代人的不快乐几乎是源自人类自身机体的深层。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庄子当时虽然不能预知科学技术会给人类带来何等的物质文明，但他却坚信物质文明的进步可能会泯灭人的智慧，会使人把生活变成完成另外某些事情的手段，从而失去生活的乐趣，损及人类的健康。为此，他讲了一个《农夫与桔槔》的故事──
说的是子贡去南方的楚国游历，要返回晋国，经过汉水的南岸，看见一个种菜的老人，挖了一口井用来灌园，那老人抱着水瓮取水浇地，用力很多而见效甚少。子贡说：“这里有一种机械，一天灌溉一百块地，用力很少而见效很快，老人不试试吗？”灌园老人仰头看着子贡说：“你说怎么做呢？”子贡说：“以木加工为机械，后重前轻，提水就像从井口抽水似的，速度快犹像煮沸的水从锅里溢出一样，其名叫桔槔。”灌园的老人忿然生怒，嘲笑道：“我听我的老师说，有了机械之类的东西必定会出现机巧之类的事，有了机巧之类的事必定会出现投机之心。投机之心存在胸中，便不能保全单纯；不能保全单纯，便心神不定，心神不定者，便失去了智慧。我不是不知道桔槔省力，只不过是感到羞辱而不愿去做。”
庄子在《天地》篇中讲了这个故事，如今已为世界文化人类学家所熟知。
上个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引录了庄子的这则寓言，认为它“表现了道家的极端的保守思想”，并由此断言：“庄子完全失去了人对自然斗争的自信心。”他写道：“庄子以‘物（人）不胜天’（《庄子·大宗师》）为中心思想，说无可奈何的叫做命，不可违离的叫做天，他把无为说成无是非，无成败，无梦醒，无空间（‘天地并’）、时间（‘无古今’），一切归于无，把任自然说成弃绝人世，学做浑沌，不视不听不食不呼吸，回到无人类的世界里去。”
事实上，庄子讲这个故事，不是想把社会拉回到原始状态去，而是对物质文明发展的缺憾的一种批判，认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可能会泯灭人的智慧，会失去生活的目标，会使人成为他自身生产的货物的奴隶，从而失去生活的乐趣与安宁。机械化作用意味智化作用，而由于智力最主要是讲求功利的，因此，在机械中没有精神上的美感或人文精神，使得庄子故事中的农夫不要机变之心，其原因就在此处。机器催促人把工作完成，而达到外在客观的目的。事实上机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造。工作或劳动除了是一种手段之外，其本身不再有任何价值，这就是说，这样的生活丧失了它的创造性，而变成了手段，人则变成了制造货物的机器。哲学家们谈论着人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现在高度工业化和机械化的时代，机械已变成了一切，而人几乎完全降低到奴隶身分。我想，这个正是庄子所惧怕的。当然，我们不能把工业的轮子转回到原始手工业时代。但是，我们却很应该留意到手的意义，以及现代生活的机械化作用所产生的弊病，现代生活中的这种机械作用过分看重智力，而以整个生活做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减弱了肢体活动的养生功能，二千多年前庄子就深刻尖锐地看透了这一点。
人类凭借智力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现代物质文明，却无形中把自己引入了一个陷阱，以至于我们过分夸大了智力的作用，误以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甚至不加思考的、生搬硬套的、试图运用探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精神健康的问题。结果，物质文明进步的速度越快，人们的精神生活却越发的不快乐，整个世界也越来越充满了所谓“沮丧”和“忧虑”的衰败症候；当人类还执迷不悟，一味地想通过技术来消除精神上的痛苦，惟一的出路就是选用精神毒品。
当今人类所遇到的精神危机，正是二千多年前庄子所惧怕出现的现象──即物质文明的发展泯灭了人类的智慧。这种精神危机，正如弗洛姆在《心理分析与禅佛》中所描述的：
生活在西方的人民，虽然大部分没有清楚的感觉到（或许大部分人一向都是如此），他们正在经历着西方文化的一个危机，但是至少一些有批评眼光的观察者都已认识到这个危机的存在，并了解它的性质。这个危机可以被描绘为“不安”、“倦怠”、“时代病”、死气沉沉，人的机械化，人同自己、同他的同胞以及同自然的疏离。人追随理性主义，业已达到理性主义变得完全不合理性的地步。从笛卡儿以后，人就日益将思想同情感分离；人们认为只有思想才是合理的，而情感，由其本性使然，就是不合理性的。人被劈为两半，一半是知性，这被认为是真正的我（I），它要控制另一个我（me），就如同要控制自然。用知性控制自然，以及生产更多更多的货物，变成了生活的最高目标。在这个程序中，人把他自己变成了物，生命变成了货物的附属品，生活被持有所统治……西方人现在处于一种精神分裂性的无能——无能于体验情感。因此，他感到焦虑、躁郁和绝望。口头上他仍旧把幸福，个人本位和创发视做生活的目标，但实际上他没有目标。问问他，他为什么活着，他所有这一切经营是为什么，他会十分难堪。有些人会说，他们为了家庭而活，有些人会说，是为了“玩乐”，另外一些，为了赚钱，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而活；他没有目标——除了是想逃避孤寂与不安全感之外。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方一流学者中所出现的探索庄禅及中国古代道文化的较为普遍的热情，决不是仅仅出于他们的睿智，或许更多的是他们痛切地感到了西方文化的某种危机，或是人类不幸的处境；而且这种感受是那样深切，是那样的强烈，并且，于6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嬉皮士”颓废派运动，震撼人心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物质生活还不怎么丰富的时候，人们做牛做马，辛勤劳动，希望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需要漂亮的房子，新汽车和种种现代化设备。那时他们没有这些东西，这些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此，他们辛勤劳动拼命争取他们想要的东西，一心以为有了这些东西就会快乐幸福。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有许多中年人，花了大半辈子时光辛勤工作来为自己以及家人赢得物质享受上的种种方便，而且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他们中有许多人随着年龄增长，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子女对他们所得到的一切并不感到满足，而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死去，离开自己所积累的一切东西。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就开始感到自己虚度年华，荒废了一生。他们辛勤劳动是为了赚取各种物质，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会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以感官享受，而确实也是这样，这些物质发挥了作用。但是，他们认为追求无穷无尽的感官享受就能给予他们和家人相应的满足感，这样的信念终于得到证实是不真的。于是，许多这样的中年人和年纪更大的人都感到幻想破灭和消沉气馁。他们开始极大地怀疑自己的存在有什么意义，而且时常感概自己虚度了一生。
年轻人也看到，尽管他们的父母有很多财富，但是仍然不感到快乐。他们也体验到感官享受不能带来满足时那种灰心失意的心情；但是他们不需要劳动，就已经能够得到所有满足感官享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住在漂亮的洋房里，穿着精美的衣服，口袋里有钱看电影或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他们许多人也拥有自己的汽车，寝室里也有立体声音响和电视机，问题是他们仍然没有感到满足。他们也看到，他们的父母也不快乐。于是，一方面美国的青年人已经有了物质上的幸福，另一方面，他们的内心还有一种被咬啮的感受，他们无法拒绝这种观念：“电视机、立体声和汽车都不能使我们快乐，世上还有什么能使我们快乐呢？”当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青年人离开了他们富裕的家庭及其舒适的生活条件。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带钱——仅仅背上一些衣服，到处流浪，和其他青年人住在非常拥挤的住处，试图寻找人生的更深刻的含义。不幸的是，他们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找到人生的新意义，反而染上了毒瘾；他们没有找到人生的新意义，反而力图忘记他们的人生毫无意义。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这个运动就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菲律宾，甚至远达非洲和南美洲。对现实生活的绝望，使青年人变得像禽兽一样为所欲为。也许早期的嬉皮士还带有某种反越战反种族歧视的浅薄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转瞬之间便沉迷于吸毒和色欲的享乐主义浪潮之中，把感官享受和声音口腹之乐当成生活的目的。
诚然，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之所以在西方一流学者中出现探索以庄禅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道文化的热潮，无疑也是他们看到了拯救当代人类精神危机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道文化中。也就是庄子所推崇的“古之道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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