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楼梦》和《金瓶梅》中情与性的解读
内容提要：《红楼梦》和《金瓶梅》皆为中国古典名著中写“情”和“性”的典范之作。但是, 这两部著作所写的“情”和“性”是有本质区别的, 其区别在于:“纯情”和“滥淫”。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榜首之作, 它写出了人生百态、世态炎凉, 道出了个体之玄思梦幻、群体之盛宴必散;《金瓶梅》也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状况, 从中可见当时家庭中隐秘而微妙的性关系、性风俗, 以及金钱至上, 性欲政治的相互扭结和彼此刺激。不过, 笔者在此只抱着一种特殊的眼光, 即接触和欣赏中国文学传统中对于情与性的描写, 来解读《红楼梦》和《金瓶梅》中所写“情”与“性”在本质上的异同。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邓晓芒先生认为:中国人格主静、矜持, 以岿然不动为自尊自重, 以有求于外为可耻下贱。《礼记·乐记》中说:“人生而静, 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动, 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后好恶形焉。”所以中国人的情感是被动型的、非个人固有的, 是受制于大自然的四季变化和风物变迁、“感物而发”的。“情”是名词, 陈述客观事实, “爱”是动词, 表达内心的冲动。相比之下, 西方文学中更多主动型的爱和欲, 中国公子与小姐则“情”多“爱”少;“私定终身”的传情方式比西方人隐晦, 往往表现为一连串旁敲侧击、一语双关、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小计谋。如果出现阿Q向吴妈说“我要和你睡觉”的情急场面, 那是大丢面子、丧失人格的。而阿Q的心里话并不是爱的表达, 而是一种无精神性、动物式的本能呼号。当被动型的情可以接受, 主动型的爱则令人羞愧、违背天理天性的时候, 男女之恋情, 在中国人心中就呈现为两种形态:要么是如火如荼的皮肤“淫情”;要么就是天真无邪的脉脉“温情”, 即宝玉与诸多少男少女之间自然而然的相互融洽感。这种情感的纯洁是由于它处于童蒙未开的未成年状态, 带有儿童的天真和少年的羞怯, 最具有某种无意识的被动性和“感物而动”的偶然性。
在曹雪芹笔下, 男女之情是不能上升为天地万物那种普遍之情的, 它最终总要坠入那低级下流的“皮肤滥淫”中去, 所以他内在地想要排斥一切“情”或“淫”, 宣扬“一切皆空”, 这就导致了他的自相矛盾:他一方面认为情即是淫, 而且比淫“更淫”, 另一方面又斥责皮肤滥淫者是“蠢物”, 意淫而痴情者才能达到可神通而不可语达的精神境界;他一方面爱宝玉“乃天下第一淫人”, 另一方面又劝他“改悟前情, 留意于孔孟之间, 委身于经济之道”, 从而要对他加以惊醒。但“警醒”的方式, 竟是索性诲淫, 即迷乱其本性, 诱之以美色, 直到“迷授云雨之事”。就此而言, 《红楼梦》与《金瓶梅》有着共同的主题, 即通过描写淫乱色迷及其悲惨后果来“警世”, 使世人回到儒家礼教的“正轨”上来;所不同的是, 《红楼梦》着重描写的不是一般的淫乱, 而是精神的淫乱, 即“意淫”。同时, 贾宝玉经过梦中的警醒和现实生活中的失意, 最终并没有走上孔孟的大道, 却终于一了百了, 一走了之——出家当了和尚, 这不能不说是对“警世”主题的一种嘲讽。《红楼梦》的内在矛盾使它既是一部警世之作, 又是一部煽情之作, 这一点与《金瓶梅》相似。《金瓶梅》写尽男女纵欲之极乐, 也写出放纵渔色之极哀, 但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是不朽之作, 因为这样的矛盾也是万千人生迄今为止尚难摆脱的基本矛盾和悖论。这两部小说在描写中国人的男女恋情、情感困惑和欲望饥渴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
《红楼梦》中的宝玉对众多女儿普遍痴情。一开始就不是出于异性的吸引, 而是出于对世故未涉、童蒙未开状态的一种留恋, 对天真散失的一种惋惜。这里面缺失或淡化了正常的性吸引。虽然第五回警幻仙子在宝玉梦中“密授云雨之事”, 宝玉也亲自在丫鬟袭人身上实际领略过女人的滋味, 然而那与贾宝玉对女儿们的“痴情”或“意淫”无关。邓晓芒先生认为:宝、黛恋情, 是一种不含肉体渴慕的恋情, 但又完全不同于“柏拉图式的爱”、理性的抽象的爱, 而是与对象从心灵到体感、从喜怒哀乐到冷暖动静无不直接相通相感、互相共鸣、你我不分的一种体验。宝玉凭直觉感到, 林黛玉正是他所要寻求的这种“如水柔情”的理想。他对林黛玉的“一见钟情”, 不是一种内心冲动, 而是一种暗暗的同情, 一种体贴, 与其说是出于爱, 不如说是出于怜。相比之下, 宝钗在宝玉眼里倒更具女性撩人的风韵, 但黛玉才是“痴情”的理想。她虽不如宝钗妩媚和性感, 又有一身病, 但最能与宝玉追求洁净、追求纯情交感的天性相共鸣。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 纯洁、温馨、细腻、真诚、超凡脱俗、忠贞不渝, 达到了传统中国人有关爱情观念的最高层次, 它的毁灭是对中国传统礼教杀人的最深刻的控诉。但正如邓晓芒先生所分析:他们的恋情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积极进取型的激情, 而本质上具有回归、怀旧、倒退和伤感色彩的默默温情, 带有否定生命的意义。这种“不愿长大的孩子”式的温情, 只有在一个停滞倒退或“长不大”的社会里才有它自身的精神价值和理想境界, 而摧毁它的反倒不一定是险恶的社会环境, 却是生命和时间本身。因为人不可能始终“装小”, 童年的宁静必然要为青春的躁动所取代, 纯洁的“本心”必然要落下行动的痕迹, 否则就是畸形、病态, 犹如千年不老的盆景。所以, 即便宝、黛终成眷属, 他们的爱情也会僵化、死亡, 落入“相敬如宾”的中国式婚姻老套。显然, 宝、黛之爱注定没有归宿, 或者说, 它本身不能成为自己的归宿, 因为它要的不是爱本身, 而是自然和天然的情。然而, 情到自然便是无情, 既然爱出于怜, 那么爱一旦实现, 便不再有怜, 也不再有爱, 只有一个无情的、“无可无不可”的自然, 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金瓶梅》里的所有主角都不再是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 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成家立业”之辈, 也就是小儿女成了大男女, 到了可以公开享受性欲的“法定年龄”。很难说生活中的古代中国人是如何完成这个由少年到成人的转变的, 也许不少市井儿童的性启蒙都是在邻里吵架、泼皮骂街、老人闲聊时的一串串“脏话”中暗中开始的。西门庆虽然纵欲, 但实际上并不贪色。康正果先生发现:“他似乎奉行着不搔扰良家妇女的原则, 只是本着贪多不嫌滥的标准纳妾、偷情, 因而作者把他的小老婆和姘妇们全都写成了身份低或名声本来就很坏的女人。”李瓶儿出身妓女, 生得“肉重身肥、额尖鼻小”;孙雪娥是收房的丫头, 大嗓门, 矮个子;潘金莲长得虽标致, 但一开口就是满嘴的脏话;孟玉楼和李瓶儿都是有钱的寡妇, 一个脸上长着稀疏的白麻子, 另一个生得五短身材。许多研究都指出:西门庆渔色的成习是与他经济发迹的过程穿插在一起的, 他果断地娶了丧夫的孟玉楼, 用计谋迎进了李瓶儿, 都主要是为了把对方的财产转移进自家门来, 他最宠爱李瓶儿的实际原因也是因为她带进来的箱笼最有含金量。书中的孟玉楼和李瓶儿, 本是有钱的寡妇, 之所以挑选西门庆这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做靠山, 主要也不是看上西门庆的男人魅力, 而是以他的权势和社会地位能保证自己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安适闲静。所以他们并不在乎西门庆家中还有其他正妻小妾, 只求自己能介入其中, 得到一个有限而又舒适的家庭成员位置。显然, 生存和安全感是她们排在最前面的两个考虑因素。财产虽然是她们比其他妇女身份优越的原因, 但若不趋炎附势、傍一个粗壮的“大款”, 箱笼之财也是最易惹祸上身的祸根。由此说明当时社会是如何“弱肉强食官无诛”, 不仅寡妇的财富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 就是头脑灵活、做事凶狠的西门庆也只能一刻不停地收买官场才能“以攻为守”、借官商一气的时势确保自己的财运亨通、财大气粗。
《金瓶梅》中西门庆和妻、妾、婢、媳、妓五类人的性交往, 绝大部分都是一种有“色”无“情”的单调的“皮肉之乐”。王六儿在同西门庆打得火热后, 一边在交欢时不仅以身相许, 而且还同西门庆商量, 如何将自己丈夫打发外出, 以方便她和西门庆的这番奸事;但另一边又在私底下同丈夫韩道国商量, 如何借西门庆之势把钱凑足, 被潘金莲一语道破:“谁不知他汉子是明王八, 又放羊, 又拾柴把老婆丢与你, 图你家买卖做, 要赚你的钱使。”而潘金莲之所以能显得如此聪明, 说出这番深刻之见, 在某种意义上讲, 乃是因为她自己也和王六儿一样, 对西门庆并没有刻骨铭心之情, 也是一种“交易关系”。所不同的是, 在王六儿, 除了换财;而对于在人面前“常含着雨恨云愁, 暗带着风情月意”的潘金莲来说则主要是“以欲换欲”。如同不法商人的本性是唯利是图, 在潘金莲的身上, 则是“唯欲是图”。她不仅在与西门庆极尽房事之余又同女婿辈的陈敬济偷情, 而且在刚同陈男欢女悦之后, 紧接着又同西门庆宽衣解带, 共行好事。这里虽有她小妾身份, 不便推辞的原因, 更主要的还在于她和陈敬济在“云情未已, 雨意方浓”之际被中断, 肉体欲望尚没尽兴之故。在此, 重要的是“解欲”, 至于对象是谁并无多大关系。也是出于这样的本性, 潘金莲在西门庆尸骨未寒时, 就同陈敬济再续春意, 为自己物色了新的换欲对象。
由于《金瓶梅》中绘声绘色的色情场面还都笼罩着隐约可见的险恶邪气, 所有主人公到头来, 也都是水中月镜中花般自欺欺人、自食其果, 都不得好死。一群放荡男女的纵欲生活和淫乐, 最后就像是从他们的生活中分离出来, 变成一个逐渐显影的催命鬼, 这个戴着快乐家面罩的恶魔每一次让纵欲者得到欢乐, 同时也让他们抵押一部分性命。所以, 该书除了大量满足了明清中国读者的窥淫癖外, 实际也以辛辣的讽刺、警告的态度和尖刻的寓意, 使人们对性欲和两性关系不厌恶反感的话, 起码也将采取高度戒备心理。西门庆之所以在死到临头了还纵欲不止, 才三十二岁就惨死于阳脱, 就在于他的生命已不属于自己, 他早已成了原始生殖力的标本。潘金莲作为西门庆形象的阴性代表, 同样也只是一种性欲符号的存在。在这里存在的只是人类生命意志的毁灭而不是实现, 所以, 这样的场景自然也绝无美感可言。如同那些低级趣味的黄色视觉文本, 只能彻底败坏人类对男女之美好感情的憧憬。所有具有正常健康人类心态的读者, 在经历了《金瓶梅》的难以抵挡的诱惑之后, 最终必然会对书中所表现的种种场景产生深深的排斥和唾弃。这正是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和价值所在:具有一种以毒攻毒的效应。概而言之, 它不仅通过丑陋的色欲对我们的吸引, 让人性中的阴暗面被最强烈地曝了光, 而且还借助于我们最终对这种刺激场景由吸引到排斥、厌恶, 揭示了人性中潜伏着的超越自然走向文明、超越世俗的生存状态, 走向高洁的生命警戒的“神性基因”。这也是它双重主题都能成立并且因此传世的奥妙所在, 只不过要认识到这一点, 必须有较高的自身理论修养。
总而言之, 中国两大古典名著虽然都对情与性的世界作了前所未有的展现和挖掘, 但在这个问题上也都没有点出真正的出路, 实际上还有否定性欲、情感世界的内在倾向。《红楼梦》以“洁”、“纯”、“空”来否定自然的性意识成熟和正常的欲望冲动, 暗示最终甚至连生命也不值得留恋;《金瓶梅》更多地以“因果报应”的故事结构劝告愚夫愚妇尽早收敛俗心、谨慎人生, 但那些逃不了的种种灾难性报应同时也把市井人家应有的性欲和快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生活中的芸芸众生, 自然会比宝、黛爱情或者西门庆及他的诸位淫妇们的故事更复杂多变或者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在中国小巷独立谋生, 他们可否南辕北辙或不蹈旧辙?一个简单却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 仅仅依靠中国文化自身的资源, 他们的幸福和改造都是不可能的。中国人若想真正透彻理解人自己、理解人之情和欲、欲和灵, 不放眼世界吸取其它文明的精华和经验, 是逃不出自己命运的高墙和怪圈的。虽然人们对自己的文化总是难免有一种偏爱, 但也应该从阅读中发现:《红楼梦》和《金瓶梅》从表现中国明清时代人情世故、世态炎凉的社会实景上讲, 是不朽的;但在揭示人性奥秘、告戒人们如何面对本能、情欲、诱惑和解放自我, 体验人生快乐的主题上的价值是有限的。
参考文献
[1]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2]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3]潘一禾.裸体的诱惑〔M〕.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2.
[4]钟思嘉.民俗.文学.心理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6.
相关链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