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的电影《师父》一开场，廖凡扮演的广东武师拜会金世杰扮演的天津武界泰斗，按照当地江湖规矩，廖凡想在天津开馆立足，必须得金老大点头。老大提出条件：当地潜规则，武馆不教真的，但长此以往，武学就要传不下去了，如果你答应教真的，就准你开馆。
老大接着说，规矩得破，才能造福后人，但不能由本地人破，必须假手外来者，也就是北上的廖凡。真是老江湖，身段灵巧。
积弊总得有人来破，谁来扮演这个角色，门道却很多，局内人总有诸多“不便”。然而你懂的，一般人也不愿做出头鸟与人为敌，自保总是第一位，所以廖凡并没有答应这个要求。毕竟，有些事儿开口说破都是不容易的，更别说公然挑战了。
念大学的时候，火车票还没实名制。代售点为了多做些生意，旺季时系统一放出热门线路的车票，便开始疯狂地刷，卖不卖得出去不管，囤下再说。
这显然坏了规则。有个大学生甚是不满，她买到学生票的几率骤降至零：刷票如打仗，哪有功夫验证学生证？她当即抗议，但很快发现自己几乎是对着空气说话。
这姑娘是当年的我。很天真吧？“义愤”很大声，却消失在强大潜规则的山谷里。
那个在医院窗口前痛斥号贩子的女孩儿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我，视频里，没人回应她对黄牛的指责，当时的她，也好像在对着空气说话。但好在她的义愤掀起了波澜，北京公安成立了专案组、开展专项行动打击号贩子，卫计委也出面发声了。
“义愤”不多余。这女孩无意中成为了一个破局者。她是个实在人，其实她道出的，不过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实。谁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呢？还没踏进医院大门呢，黄牛就来“迎接”你了。只是大家习惯性地选择保持沉默。号源确实供不应求，这些黄牛总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不得不承认，号贩子确实很有“智慧”。最鸡贼的做法是：号贩子拿自己的身份证挂上专家号，患者用号贩子的“身份”看完病，再自己挂一个普通号，让医生“抄方”。如此一来，既得到了专家治疗，又能顺利走医保。老实人还真是想不到这么“妙”的招儿。还有个年过六旬的号贩子，装病人扮可怜找医生加了号，转身就以几十倍的价格卖了出去，医生也无可奈何。
除了恶意炒高价格、囤积抢占优质医疗资源外，号贩子树立起的“鸡贼者得”的潜规则也很让人担忧。无论规则多么严格，总有手段能让它败下阵来。老实人只知道明规则，辛苦熬夜排队，或是拼网速上网预约，说到底靠的都是运气。但“聪明”的号贩子却能给你确定的保证。最后的最后，老实人要么败给鸡贼者，要么只能诉诸甚至依附于这些钻空子的“机灵人儿”，号贩子和病人就这样结成了相爱相杀的利益共同体，在一套污浊的潜规则中挣扎，谁都没法挺起胸脯、保有优雅的姿态。
谁都知道，医疗资源供求的严重失衡才是病根，打击号贩子治标不治本，说医疗界需要一场全面深化的改革、需要一套精密高超的制度设计，丝毫都不夸张。好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在考虑定价机制、资源配置方式等等具体技术问题的同时，也该最大化地堵住投机取巧钻空子的可能，不让守规矩的老实人吃亏。
我有个同事曾经感慨，一年中做的几个重大采访，几乎没用过记者证，压根就不能暴露身份，不然只能空手而归。重大公共事件的采访有时候也不得不做成暗访，几乎是行内人心照不宣的“技巧”。
朋友圈有篇传得很广的文章，题目叫《<长江商报>记者武威采访历险记》。能写成“历险记”的采访，内容其实只是对排污企业的调查，但记者被限制人身自由6个小时，还被驱逐出了当地。
这几天武威这个地方名声响亮，当然不是什么好名声。《兰州晨报》、《兰州晚报》和《西部商报》驻武威的三名记者被抓，其中《兰州晨报》写出公开信，说自家记者张永生被抓存在诸多前后矛盾的疑点，并且提到张永生曾经因为报道“负面新闻”而受到威胁。事情一再发酵，有人挖出了28年前武威压制负面新闻的“黑历史”，还有人不知从哪儿找到武威市长和书记的电话，要求他们“正面回应”。今天凌晨，“甘肃检察”发布微博说，省检察院已经介入调查。
这让我想起另一则新闻。安徽《市场星报》记者徐某发现某小学要求受助贫困生出钱请捐赠方吃饭的新闻线索，但他很快被广告合同“摆平”；同事贾某采访了此事，差点也被“劝降”，但价格没谈拢。稿件最终被公关，贾某做顺水人情把自己所得材料给了同行，最终这个新闻以不署名的形式在《安徽商报》见报。
老实说，复述这个故事，我的内心是抗拒的。绕来绕去，尽是些不光鲜的暗道道，鸡贼的伎俩，一种“贵圈真乱”的即视感。
“广告换负面”背后是个难以启齿的江湖。悲哀的是，一些人浸淫其中，无耻得很坦荡，而且貌似风险也不大。我甚至怀疑，若不是《安徽商报》那稿子没署名太蹊跷，可能谁也不会想起来深挖背后的“内幕”，所有人继续相安无事。
如果一行职业人正常履职不能坦荡荡，处处担惊受怕，钻进潜规则浑水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哪儿还有什么职业尊严可言？晦暗不明的潜规则笼罩，“说出真相”只会由基本职业操守沦为难得一见的品质。最可悲的情形是，舆论监督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被压制、被威胁，要么被“摆平”，到了那时候，谈媒体的公信力，真会成为一件奢侈的事。
南京邮电大学有个研究生跳楼自杀了。传言说，他生前未把实习工资上交给导师，“坏了规矩”，遭到导师刁难，对他不闻不问不说，还在他的论文中期报告中签下了“建议退学”四个字。听说过很多发生在高校里的恩怨是非，但还是觉得“上交实习工资”的潜规则让人难以置信。
这些流传在网络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证实，但校方在初步调查后，停掉了这个老师的职务，还取消了他的硕导资格。
不知道哪年开始，研究生开始流行叫导师“老板”，理工科尤甚，原因大概是他们的研究生生涯总是伴随着各种“项目”，项目的负责人往往是导师。这背后并不仅是单纯的学术研究，更有涉及真金白银的利益，叫“老板”似乎一点都不违和。然而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又不似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受到劳动法和特定的职业道德约束，尊重学生的导师不会把他们当作免费、半免费的劳动力，但若真有老师动了这样鸡贼的心眼儿，似乎也并没什么风险。
师生关系中也有权力结构，它并没有多少外部约束，说白了主要靠道德力量。然而一个个不堪的案例曝光，让道德力量也变得可疑起来。如果真有老师要求学生上交实习工资，学生不站出来举报，谁会知道呢？在一种相对封闭的权力结构中，弱势方选择顺从几乎是必然，久而久之甚至司空见惯。毕竟，公开喊出“他的身上一丝不挂”是需要勇气的。
灰暗的规则若非得透过一桩悲剧才能撕开口子，实在太可悲哀。
《师父》里的廖凡没有打破规矩，然而世事巨变，江湖规矩摇摇欲坠，道义逐渐被侵蚀，他亦无法独善其身。
晦暗的潜规则萦绕四周，多数时候，它们和你擦身而过，看似留不下一点伤害。但阴云总会不断膨胀，直到覆盖身体和灵魂，让人无法呼吸。回过头来看，开口喊出一句“他的身上一丝不挂”，都有可能是破局的开端，只是少了勇气。
（文/张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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