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中-中原都城型大遗址带的总体空间结构中，长安大遗址与洛阳大遗址作为两大都城型大遗址极核中心，成为东西二核，拥有重要的都城遗址地位。从都城型大遗址极核本身来看，大长安和大洛阳有连续的都城营建沿革，集中了历朝历代的都城遗址，这些城址位置在区域内连续变化，最终使大长安与大洛阳的内部历史环境均呈现错位叠加的连续关系。
西周王朝在西安第一次建都丰镐之后，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憨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 17 个王朝相继在此建立国都或陪都。并在“大长安”周围留下了西周丰京遗址、镐京遗址、秦咸阳城遗址、汉长安城遗址、隋唐长安城遗址、西安府城等多个都城遗址，以及秦始皇陵、永康陵、泰陵、窦皇后陵、兴宁陵、长陵、薄太后陵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等古墓葬王陵遗址。同样作为都城型遗址聚落极核的洛阳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19 个朝代在此建立国都或陪都，同样在“大洛阳”的范围内留下来西周成周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夏朝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金中京城遗址等多个都城遗址，还有邙山陵墓群、洛南东汉帝陵、恭陵等古墓葬群，以及刘国故城遗址、滑国古城遗址、王湾遗址、稍柴遗址等都邑封国和聚落遗址。
多个朝代的都城遗址斑块聚集在一个片区范围内，不同的遗址斑块之间距离较近，他们基本都沿着河流分布，有些在空间上部分叠合，从而在中观层面也形成了“城叠城”的都城型大遗址空间格局。
“大长安”的都城城址除了秦咸阳城是横跨渭河两岸外，其余的西周丰镐、汉长安城及隋唐长安城都位于渭河南岸，且多建于渭河南岸的支流附近。其中丰镐横跨沣河两岸，镐京在东，丰京在西。秦咸阳城位于渭河北岸咸阳原上，后来跨过渭河向南岸发展。西汉长安城紧靠渭河，建在渭河南岸一级阶地上。到隋唐长安城则选址于渭河南岸的二、三级阶地上。明清时期的西安府城叠加在隋唐长安城之上，成为近现代西安的城建基础。
“大洛阳”的都城遗址沿洛河两岸分布，夏商时期都城靠近伊、洛二河汇流处，二里头遗址位于洛河南岸，偃师商城遗址位于洛河北岸。东周时期，都城西移至伊洛平原西部，临近涧河和瀍河两岸，都城均位于洛河北岸。而汉魏时期的都城，选择东移至伊洛盆地较开阔的中部地区，临近二里头遗址的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时期都城再次西移至洛阳盆地西部，临近周成周城王城附近建都，洛阳东都城横跨洛河而分布于南北两岸，此后历代均沿用此城。直至金元时期，洛阳作为府城，据隋唐洛阳城之中，城址范围仅隋唐洛阳城的约六分之一，而成为近现代洛阳的城建基础。
包含式叠加是指某个都城遗址斑块完全包围另一都城遗址，从而在当前呈现出多圈层的单一遗址斑块。这样的空间形态模式，可分为扩建或缩建，针对都城的空间叠加沿革出现这样的空间形态主要是由战乱后城市缩建而产生的。主要出现在两个连续的但统治规模差异的朝代，在“大长安”和“大洛阳”的叠加形态中，包含式叠加主要出现在古都没落时期，由国都建置降为陪都或府城，如明清西安府城与唐长安都城之间、陪都金中京城和金元洛阳府城与隋唐洛阳都城之间的空间叠加关系。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急剧转变的城市演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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