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土地制度回嵌于社会政治的客观经验（上）

3.6  中国20世纪土地制度回嵌于

社会政治的客观经验

从延续民国年间的恶性通胀到1949年，新的政府在城市建立政权，因财政的开支规模过大，供养人口高达900万而导致不得不增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客观上来说，延续民国时期的“老通胀”，加上推进在城市必须完成的所谓城市的开支以及战争的开支等等，这些演化成新的政府在占领大城市之后形成所谓的现代财政。现代财政必须配套以现代金融，而财政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赤字，导致货币增发货币增发就加剧了通货膨胀的严重性，面对这种危机怎么解决？我们说是靠“土改”，靠土地改革导致农民有了土地之后，提高了他的生产积极性，那农民又有一个几千年来形成的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增加土地。“土改”之初是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所以客观上导致农民大量吸纳了政府增发的货币，这样就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的恶化，这是个逻辑关系。

同时，另外一方面看到在城市，政府直接出动军队取缔了当时的货币投机，也取缔了当时的证券市场，也就是把可能造成投机的最主要的领域，用军事手段强行关闭了：1、严今所有、货富交易必须使用人民币，并且严令所有的货币交易必须使用人民币，任何旧币，乃至于银元等等，所有这些包括贵金属、外币等等这些（交易）全部取缔，这是非法的，在革命政权的时候，如果敢于采用非法手段，这就意味着对抗革命，会受到严厉地处罚的，所以这个直接使用政权，特别是使用军事政权的军管政权，这是不跟你讲什么道理的，军管就是军管，控制投机、米取缔投料，直接使用军管政权来控制投机、来取缔投机，这本身就是最极端的手段，应对危机的极端手段是有效的。同时就是大规模组织物资调运，打了几次米棉大战”，终于压制住了私商的投机潮，这才克服了最开始的1949到1950年的危机。所以有必要在讲以“土改”的作用来压抑危机的时候，就要给大家讲一讲1949年的“土改”。这个土改很多人以为是一个非常左的、共产主义的这套意识形态的一种反应。其实错了，因为“土改”实现的无外乎中国几千年历朝历代都实现的“均田”，达到的都农民几千年的诉求，叫做“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这句话在任何所谓现代化的话语中都是不一致的，“耕者有其田”、“均田免赋”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几千年都有的老的话语。和现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以说有关系，但并不具有直接关系。如果把2000多年前，孔子写的《礼运大同篇》拿来对照一下，后世人们关于共产主义的那种想象，恐怕会感到《礼运大同篇》所提的理想，并不亚于后世人们在阶级社会所提出的共产主义想象，孔子的儒家思想又是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帝王，要秉持的治道（治理国家的道路），儒家思想的《礼运大同篇》是最高境界，延续下来就导致事实上每个朝代，当面临土地严重不公的时候，都需要做土地的平均分配，就是把农业先稳定下来。

所以客观的看中国的土地政策，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延续。再进一步看近代，当年平均地权这概念，也不是共产党提出的，是国民党提出的，是孙中山发动早期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时候，后来被定义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就是“平均地权”，和“平均地权”同时提出的叫做“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它并不是共产主义。如果讲后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话，恐怕在“节制资本”这一条上还没有措施，其实是鼓励资本，“平均地权”如果讲是旧民主主义的，或者历朝历代都做的事情，那在1949年新的政权建立之初是做到了的。但是历朝历代做的叫“均田免赋”，只均了田还没有免赋，就意味着1949年所做到的，连历朝历代都要做的“均田免赋”这四个字，还只做了一半，只做了“均田”。如果从近代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均田甚至是旧民主主义的纲领，还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把土地改革当成共产主义的时候，那恰恰可能是冷战意识形态的解释，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客观经验的解释。所以我们说，即使你们用现在的很多概念来解释这个土地改革，也得看到，它其实是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这个阶段的这个做法其实并不直接和所谓意识形态的争论相关，因此希望观众、听众不要用西方冷战意识形态来描述或归纳，也不要这样来认识看待中国1949年的土地改革，这是一个要解释的观点。

另一个要解释的是有些人认为土地改革是极左的政策，有些说法也是西方的说法，其实毛泽东在他的土地改革，土地革命的过程中，是根据情况不断变化的，当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刚成立不久）如何搞革命，大家还是各说各话，毛泽东当时的革命，是深入农村去发动下层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土地改革的思路是相对比较激进的。认为共产党应该去发动工人运动的这些人，当然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却发动农民革命，所以把它定义为叫做“痞子运动”。毛泽东就写一一“痞子运动好得很”，这个跟上海的知识分子党中央是对立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农民革命是相对比较激进的,发动的主要是下层农民，那下层农民难免鱼龙混杂，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层出不穷，接着当土地革命失败，乃至于整个大革命失败。1927年4月12日，上海政变”之后，大量的工人被屠杀，各地纷纷发生“清共反共”这些事件。大革命失败之后，当毛泽东和朱德进入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时候，毛泽东把井冈山根据地叫做“红色割据”，他认为，因为这时候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并不能有效地实现对整个中国的统一治理，因此，各地实际上是割据的，井冈山是各种割据中的一种，叫“色割据”。因为“八百里井冈”人口不到一万，粮食产量也很低，所以在这如果打土豪分田地，恐怕找不到几个土豪。上了井冈山之后，一方面，8000红军上井冈，人口大量增加，那当地的产出不足，所以就得去外地调粮，去买粮。小学课本就有《朱德的扁担》，朱德带着红军出山去挑粮，挑粮的故事其实就是因为井冈山本地的产出不足以支撑红军增加的这些回粮需求，就得从外面去往里挑，增加的这些口粮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把原来湖南农民运动相对比较激进的土地政策转变为以筹粮筹响为主的政策，这样他就不再打土豪了，不再分田地了。因为他要在井冈山实现一个红色割据”，仍然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多交粮食支持红军，这样就对井冈山范围内能够有形成剩余的这些富裕农民啊、小地主啊等等，基本上就不再采用激进的土地革命的方式。因此被认为是右倾的，被上海的“知识分子党中央”认为是犯了右倾错误，就像他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的时候，被认为是犯了左倾错误一样，总之都认为他不对，但他是在基层革命实事求是的一个人。

其实当时有没有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有，在闽西，井冈山在江西。从赣西南逐渐革命发展到闽西，闽西当地的革命者有个叫傅柏翠。他当年也是共产党，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先把自己家的土地分了，然后动员周围所有的那些地主也分地，他在一个几十个村的范围内大概跨两个乡镇左右的面积上实现了土地的平均分配，大量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都增加了土地，那就形成了一个“和平土改”。他不是用枪杆子而是因为自己家是大地主，所以先分了地，带动了周围的地主也必须分地，形成了一个非暴力的和平土改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也形成了自己的割据。当红军到了闽西的时候曾经认为他的革命不彻底，甚至跟他发生了军事摩擦。但是这个时候，因为农民都分了地，所以农民高度拥护，因此也无可奈何，后来就允许它的存在。它不算是“苏区”，也不算是“白区”，既不是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也不是共产党根据地统治的，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所以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讲这个井冈山的割据，其实，傅柏翠也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割据，直到井冈山苏区被国民党攻下来了，这个傅柏翠的地盘一直延续到解放，就是井冈山苏区没了，但是平均分配土地因得到大多数人拥护而形成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几十个村仍然一直存在，存在到什么时候呢？1949年1950年整个福建省被解放了，全国解放了。那傅柏翠重新认同共产党就被纳入到整个福建省人民政府的管辖范围内，也就是它融入了共产党建立的新的国家，而在此前国民党拿他也没办法，因为老百姓拥护，也就是说不一定非得使用暴力的方式，这个渐进的或者是非暴力的方式也能实现土地的平均分配。类似像这样的例子国民党它推行不了，有它什么样的政治原因？傅柏翠推行的了是什么原因呢？无外乎就是以身作则，先从我做起，所以我们看土地改革，它其实是一个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的这样一个运动过程。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是不激进的，等他到了延安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大规模撤出了，等他终于撤到了延安，在延安推行的也是减租减息，也不是平均分配土地。因为减租减息而使得延安的政权，叫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当时在整个陕北地区的地主，地主只要同意减租减息就被认为是开明士绅可以加入政权的，所以当时抗日根据地这儿的政权就不再是推行土地革命的政权，而是一个推行减租减息的政权，跟当地的地主可以和平共处。所以这个时候仍然应该认为这个时候的土地政策是“去激进”的，是改良的。井冈山的改良和延安的改良都是为了形成一个在地化的稳定的治理框架，就是地主只要认同减租减息，是可以加入到当时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所以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政权叫“三三制”，三分之一是由共产党派的干部，三分之一是地方的士绅。也就是说地方的这些乡绅或者地主啊等等这些他们认同减租减息，就可以加入政权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是当地的农民协会，是当地的下层社会的代表，所以它变成了可以和平共处的一种“三三制”的结构，形成了有效的根据地的治理。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刚刚举了傅柏翠的例子，举了毛泽东的两次改良，先是激进的湖南农民运动，是土地革命等到了井冈山到了延安都变成了改良，直到1946年当国民党发起重点进攻当时国共两党的军队力量相差悬殊，共产党不到100万人，大概几十万人的军队，国民党的300万左右，是多少倍的大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并且国民党的军队是经过二战之后打出来的一个装备比较现代的这种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按正常的军事对比是不可能打胜的，于是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土地革命政策就相对变成更为激进的了，就要求所有地方必须给农民分地，只有分了地农民才支持我们（共产党），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够打赢这场战争，所以从1946年开始中国的土地革命就从土地改革又变成了革命，变成革命就是紧密地配合土地革命战争也叫做解放战争又叫做“Civil War”，叫做独立战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三次中的第一次是国民党领导的，第二次是共产党领导的，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成功就成功在它和战争直接相结合，一方面给农民分地，一方面动员农民参军参战，农民参军就是直接参加解放军了，参战就是当后勤了。所以才有淮海战役一个前线的解放军士兵后背有38个农民在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物资，在给他搞后勤是无偿的。所以客观上来说，打赢解放战争，其实是农民革命的基本诉求被共产党激发起来，使得农民可以参军参战，最终演化成了 Civil War，就是独立战争的胜利。而为什么叫独立战争呢？是因为战争的结果是真的摆脱了所有的殖民控制，直接占有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有的资产，占有了国民党官僚政府在中国的所有资产，变成了形成独立国家的这么一个客观条件。所以我们把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和中国获取完整的国家独立主权结合在一起，它就叫做独立战争。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土地革命，尽管是相对激进的，因为它要的是大拉平，平均分配土地。因为它是大拉平的，所以它的动员性才空前强大，几乎所有人都会担心自己失去什么，而又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增加什么，农民的这种诉求，就是这么直自，因为他担心失去，所以他必须加入，因为他希望增加，他也必须加入，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占人口88%的农村地区的全面动员。同理，当这种财产关系（全面分配）发生的时候，无论男女老少都关心，于是乎男女老少都被动员，不分性别，不分年龄，这就是使得土地革命变成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原住民国家的人口的全面动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重构财产关系完成国民动员，这是一个所谓的现代国家政治建设的最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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