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鸟纹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重要主题，本文在已有的对庙底沟类型写实和简化鸟纹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鸟”是鸟纹的重要表现方式，源自庙底沟类型对鸟在鱼体内转化状态的表现，被图案化后，成为独立的主题。“对鸟”主题形式多样，流传范围广，延续时间长，本文对其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初步梳理了其发展演变脉络，有助于从彩陶图像内涵的层面上，深入认识庙底沟类型彩陶影响的内容实质。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第一次集中发现是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遗址发掘 。彩陶图像中有大量鸟纹，但并未被识读。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的西阴村遗址是晋南地区庙底沟类型的典型遗址，发掘报告总结的彩陶图像元素为横线、直线、圆点、各样三角，以及宽条、削条、初月形、链子、格子和拱形 。梁思永在随后的研究中，也仅限于对构图元素分类 。1956年，庙底沟类型的命名地庙底沟遗址开始发掘，但1959年出版的报告中 ，对彩陶的描述仍然未涉及鸟纹的识读。1962年，石兴邦在对马家窑文化彩陶源流的讨论中，对庙底沟类型彩陶的鸟纹做了归纳 。虽然在文字中没有展开充分讨论，但附图中涉及了写实、圆点+弧线、圆点+弧形和圆点+弧线三角等不同鸟纹表现方式，其中包括组合图像中的鸟纹（图一）。图一 石兴邦识读的庙底沟类型鸟纹
但这样的识读并未得到学者的广泛认同。1965年，苏秉琦在对仰韶文化的经典研究中 ，只认定了写实鸟纹和由其衍生的圆点+弧线式鸟纹，而将圆点+弧形和圆点+弧线三角认定为表现花的纹样，圆点为花蕾，弧形为花瓣。同年发表的严文明对庙底沟类型的分期研究中，也仍然将图案化的鸟纹称作垂弧纹等 。1990年，张朋川在对彩陶图像的综合研究中，对庙底沟类型鸟纹做了较全面的综述，不仅对写实鸟纹进行了分类，还正确指出三类简化鸟纹：一是经常出现在圆形空白内的圆点+弧线三角纹、圆点+弧线三角+弧线或直线纹、圆点+直线纹；二是所谓“西阴纹”或“垂弧纹”内的圆点+弧线或直线纹；三是圆点+弧形和圆点+多个弧形等（图二）。基本涵盖了简化鸟纹的主要形式 。图二 张朋川识读的庙底沟类型鸟纹
但简化鸟纹仍然未得到普遍认可，王仁湘2011年出版的对庙底沟彩陶图像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中，“鸟纹”部分只列举了写实类鸟纹，简化鸟纹被归入“连弧纹”、“西阴纹”、“花瓣纹”和“旋纹”等类别。随后对庙底沟鸟纹的专门讨论中，也只是在原有观点基础上，讨论了一种并不常见的写实鸟纹变体，并存在误读 。本文不拟对庙底沟类型的鸟纹做全面的类型学分析。张朋川对简化鸟纹的分析中，由写实鸟纹出发，清晰地描述了各类简化鸟纹的形成脉络。诚如王仁湘所言，这样的发展脉络并不对应时代的差异，写实鸟纹和一些简化鸟纹是同时出现的。但这并不影响对简化鸟纹的认定。本文将在接受其基本结论的基础上，阐述关于庙底沟类型彩陶“对鸟”主题的初步认识。圆点+弧线三角形是简化鸟纹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以圆点为鸟头，弧线三角为鸟身，经常以下述方式成对出现。我们曾经指出，鱼鸟组合为庙底沟彩陶的主题 。这样的对鸟纹经常会出现在鱼形的身体里。泉护村H86:8盆有两组非常相似的鱼鸟组合图像 ，左端均为下部展开如翅的弧线三角+勾弧+圆点组成的双鸟纹；其右侧为一个勾状纹和随后的弧边长勾“工”字组成的鱼头，头内为双弧线+圆点式鸟纹；鱼身第一单元为鱼头部分“工”字形与身部中心“工”字形形成的圆形空白中加弧线三角+横线+双圆点组成的双鸟纹，第二单为勾弧+圆点鸟纹；鱼尾为下端纤细的弧线三角形。另一组图像几乎相同，只是鱼身第一单元圆形空白内为相背的竖向弧线三角+圆点组成的典型对鸟纹（图三：1）。图三 圆点＋弧线三角式相背而飞对鸟纹
1. 泉护村H86∶8盆 2. 庙底沟H46∶129盆
庙底沟遗址H46:129图像包含相似的两组 ，每组左侧为分别以两个相对的勾弧和中间的双弧线为鸟身、两个圆点为鸟头的三个不同姿态的鸟纹，右侧为圆形空白中的相背对鸟纹，省略了表现鸟头的圆点。整体而言，左侧大体为内有飞鸟的鱼头部分，右侧为鱼身体内的对鸟（图三：2）。庙底沟类型晚期到仰韶晚期，此类对鸟纹有图案化的趋势。泉护村H1008:04盆的图案带由连续的圆角长方形空白中的背飞对鸟纹组成（图四：1）。泉护村T7③：01 盆的图案与之非常相似，只是省略了表现鸟头的圆点（图四：2）。汝州中山寨 和华县西关堡标本 中部图案与之类似（图四：3，4）。图四 二方连续展开的背飞圆点＋弧线三角式对鸟纹
1. 泉护村H1008∶04盆 2. 泉护村T7③ ∶01盆 3. 中山寨T102② ∶11 4. 西关堡
即两个弧线三角鸟身对顶，经常共用一个圆点为头。西阴村遗址钵的图案带由四个相同单元组成 ，每个单元为相对的直角弧线三角形成“花瓣”状空白，内为共用一个圆点为头、以弧线三角为身的对鸟（图五：1）。大河村遗址相当于庙底沟类型和仰韶晚期之交的T35⑥ ∶10敛口罐图案带下部 ，包括多组共用一个红色圆点为头、以黑色弧线三角为身的对鸟，每组间以平行竖线间隔（图五：2）。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司空类型流行相似的对飞之鸟。下潘汪遗址T50④a：14 折腹盆的对鸟图案以同心圆为鸟首（图五：3） 。另一件折腹盆T44④a：201的对鸟图案省略了鸟首（图五：4）。 图五 圆点＋弧线三角式相对而飞对鸟纹
1. 西阴村第二次发掘钵 2. 大河村仰韶第三期T35⑥ ∶10敛口罐 3. 下潘汪T50④a∶14折腹盆 4. 下潘汪T44④a∶201折腹盆
其实，图四中泉护村的两件标本的图案又可以识读为由上、下两行相同的图案带组成，每行都是连续的一正一倒错位弧线三角+圆点鸟纹（圆点可以省略），空白处呈“花瓣”状。济源长泉遗址 钵的彩陶带就是这样的省略了圆点的一正一倒简化鸟纹（图六：1）。图六 一正一倒错位的连续圆点＋弧线三角式对鸟纹
1. 长泉钵 2. 胡李家H15∶24盆 3. 师赵村T113④ ∶70残片 4. 界段营H35∶4钵
庙底沟类型晚期开始，流行在上下错位对鸟纹形成的花瓣形空白中添加多道弧线或直线。相当于仰韶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期彩陶仍然流行这样的风格。青海民和胡李家遗址H15:24盆的图案就是在连续的一正一倒弧线三角+圆点对鸟纹之间添加三道直线 （图六：2）。天水师赵村遗址第三期相当于庙底沟类型时期，已经出现错位对鸟主题。T113④：70残片上，以细长的弧线三角为鸟身，圆点为鸟首，一上一下，交替出现（图六：3）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大司空类型的磁县界段营遗址H35:4钵 图案带，也表现的是类似上下错位对鸟主题，弧线三角两边纤细，以小漩涡纹代替圆点为鸟首。鸟首不在弧线三角形的顶点，而是在弧线边的凹处，表现鸟双翅上举飞翔的状态，是大司空类型彩陶的典型风格。有时会省略鸟首（图六：4）。圆点+勾弧是简化鸟纹的另一种常见表现方式，以圆点为鸟头，勾弧为鸟身，也经常以成对的方式出现。泉护村H116①：3 盆彩陶图案可以解读为三组鱼鸟组合 。第一组，左侧为圆点+弧线三角式鸟纹；其右侧，左上呈长勾状的弧边“工”字形构成鱼头的主体轮廓，内有圆点+勾弧式鸟纹，同时与弧边“工”字形的长勾构成共用一个圆点为头的对鸟纹；再右侧，是左侧为长勾的弧线三角表现的鱼尾，内有圆点+勾弧鸟纹，同时与弧线三角的长勾组成共用一个圆点为头的对鸟纹。第二组，左侧为圆点和贴近图案带下缘的小平弧组成的鸟纹；其右侧，为一勾弧表现的鱼头轮廓；再右侧，中心为一弧边“工”字形，其左侧与一勾弧形成圆形空白，内有双圆点+弧线三角+弧线表现的双鸟纹，为鱼头内之鸟；其右侧，为圆点+细勾弧式鸟纹，为鱼身中部之鸟；鱼尾由左上呈长勾状的弧边“工”字形的上半部分表示，内有圆点+勾弧式鸟纹，同时与弧边“工”字形的长勾构成共用一个圆点为头的对鸟纹。第三组，第二组鱼尾“工”字形的下面的弧线三角，可以理解为省略的圆点的鸟纹，右侧勾弧为鱼头轮廓，再右侧与第二组中鱼头内鸟纹相同，鱼尾用下端纤细的弧线三角表现，内有勾弧，是省略了圆点的鸟纹（图七：1）。图七 圆点＋勾弧式对鸟纹
1. 泉护村H116① ∶3盆 2. 庙底沟H108∶33盆 3. 大河村仰韶第二期采集∶56盆 4. 大河村仰韶第二期T11⑤A∶83盆 5. 大河村仰韶第三期大河村F1∶27罐 6. 大河村仰韶第三期W11罐 7. 大河村遗址仰韶第四期H254∶3罐
鱼体中的对勾式对鸟纹也会以图案化的形式二方连续展开。庙底沟遗址H108:33盆彩陶图案为连续的对顶弧线三角，形成椭圆形空白，如同鱼体内部，每个空白里均为对勾式对鸟纹（图七：2） 。大河村仰韶文化第二期相当于庙底沟时期，有类似图案。采集：56盆图案有连续的两两相对的弧线三角，形成椭圆空白，里面均为对勾式对鸟纹（图七：3）。T11⑤A：83盆图案与之相似，只是对勾的弧线的两个端点接近，中间夹圆点（图七：4）。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第三期相当于仰韶晚期，彩陶图案几何化。对勾式对鸟纹的两个勾形一端相连，整体如中间和两端纤细的S形，两勾形纤细的衔接处为代表鸟头的圆点（图七：5）。大河村F1:27罐，口沿下为平行线纹中间加网格纹；腹部为平行线纹，中间加S形对鸟纹。W11罐口沿下为平行线纹中间加网格纹和竖线纹，腹部在平行纹中间加X形纹、弧线三角纹和S形对鸟纹。表现对鸟身体的勾弧更加弯曲（图七：6）。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第四期有学者称为“大河村类型”，彩陶图案更加简化和抽象。大河村遗址H254：3罐上有两端勾曲的S形纹，应该是S形对鸟纹之简化（图七：7）。上述对鸟纹大致属于仰韶文化系统，集中分布于第二阶地的黄土高原地带。在东部地区，对鸟纹同样盛行。红山文化彩陶最常见的典型元素之一，是伸出长勾颈或直颈的弧线三角，一正一倒，相互勾连，中心如同漩涡，故被称作勾涡纹。以勾颈相互勾连者，被称作双勾涡纹，以直颈相互勾连者，被称作单勾涡纹。这样的勾涡纹以二方连续方式展开，形成图案带 。牛河梁遗址N5JK1:1罐中部，就有三条这样的图案带，彼此间以平行线间隔（图八：1）。图八 红山文化对鸟纹元素分析
1. 牛河梁N5JK1∶1罐 2. 牛河梁N2Z4M6∶1罐 3. 牛河梁N2Z4M2∶W2筒形器 4. 牛河梁N16M4∶1玉鸟
红山文化彩陶的此类“勾涡纹”，很可能是对鸟主题的红山文化式的表现，可称勾连对鸟图案。证据有三。一是弧线三角在庙底沟类型彩陶中是鸟身体的典型符号；二是上下交错相对的对鸟是庙底沟类型对鸟主题的重要形式；三是郑州后庄王遗址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陶罐上的图案 ，弧线三角纹和省略了中心圆点的对勾式鸟纹连为一体，已经具备红山勾连对鸟纹的雏形，似可视为其原型之一（图一〇：1）；四是红山文化彩陶深受庙底沟类型彩陶影响也为学者所公认。此外，牛河梁N16M4:1玉鸟正是长颈回首的姿态（图八：4），也可以作为支持上述推论的有力证据 。其实，图八：1最下部的团案，也可解读为以右侧的弧线三角表示身体，以左侧的回勾表现回首长颈的鸟纹，强化了整个器物的鸟纹主题。牛河梁N2Z4M6:1罐有四条勾颈相交对鸟纹图案带，各以两道平行线间隔（图八：2）。牛河梁N2Z4M2:W2筒形器有五条以平行线分割的图案带，均为二方连续展开的前端有长弯勾的弧线三角，也可以解读为简化的勾颈回首鸟纹。相邻的图案带鸟首方向相反，形成上下交错的对鸟纹（图八：3）。这两种对鸟纹，被归入牛河梁遗址的第二期，大体相当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晚期 。牛河梁N2Z2:49塔形器的覆钵状器座部分有四条直颈相交式的勾连对鸟图案带，均以细密的平行线条带间隔（图九：1）。阜新胡头沟遗址筒∶ 5 筒形器颈部有直颈相交对鸟纹图案带，其上为细密平行线纹，下为多重垂弧纹（图九：2） 。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多件“双腹盖盆”，彩陶纹饰大体相同。TD10②：3外壁绘细密平行线纹，内壁绘弧颈相交对鸟纹，表现鸟身的弧线三角部分较小（图九：3） 。图九 红山文化典型对鸟纹
1. 牛河梁N2Z2 ∶ 49 塔形器 2. 阜新胡头沟筒∶ 5 筒形器 3. 喀左东山嘴TD10② ∶3盆 4. 阿鲁科尔沁旗采集筒形罐
图一〇 仰韶文化勾连对鸟纹
1. 后庄王罐 2、5. 大河村残陶片 3. 庙底沟残陶片 4. 庙底沟T301∶25折腹盆 6、7. 海生不浪采集罐陶片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白音塔拉苏木出土的一件红山文化筒形罐，颈部为黑彩和底色相间的菱格纹；中部主体为上部有圆点的多重垂弧纹，具庙底沟类型风格；最下部也应是直颈相互勾连的对鸟纹，只是表现鸟身的弧线三角很小，直颈的端头重叠在一起，如鸟头的形状（图九：4） 。这两类纹饰属于牛河梁遗址第三期，大体相当与庙底沟类型向仰韶晚期的过渡阶段。如上所述，郑州后王庄约相当于仰韶晚期陶罐图案可能为此类对鸟纹原型之一（图一〇：1）。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二期1件残陶片的上部，有细密的勾颈相交对鸟纹，相交部位形成封闭的小圆点状空白，如同鸟眼（图一〇：2）。此类对鸟纹在大河村遗址有相当数量，经常被图案化，如两条勾线相交（图一〇：5）。庙底沟遗址的1件残陶片，有白衣，上施黑彩，中部主体图案为头部略弯曲的勾连对鸟纹（图一〇：3）。该遗址T301:25折腹盆残片，主体图案也是二方连续展开的勾连对鸟纹带，表现鸟身体的弧线三角很小，下排尤其小，上下勾连相交的部位形成闭合的小枣核形，如同鸟眼（图一〇：4）。图四：3汝州中山寨标本和图四：4华县西关堡标本口沿下图案带也属类似的对鸟纹。此类对鸟纹出现于庙底沟类型末期或与仰韶文化晚期的过渡时期，在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分布区内很少见，细密的风格与大河村文化标本类似，应是受其影响。大河村文化与红山文化类似图像间的相互关系，是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此类勾连对鸟纹在河套地区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海生不浪文化中也有发现 。海生不浪遗址采集的1件罐口残片口沿下即为直径相交的勾连对鸟纹，下为平行线纹和网格纹（图一〇：6）。另一件残片应该也是罐口沿部位，平行线纹下，为勾连对鸟纹，下方有另一组平行线纹（图一〇：7）。值得注意的是，海生不浪类型对鸟纹上排鸟头向右，下排鸟头向左，与红山文化和庙底沟类型勾连对鸟纹的方向相反。大汶口文化中期彩陶中也有类似勾连对鸟纹。大墩子遗址有2件带把罐形鼎 ，一件肩部和腹部各饰一周勾颈相交对对鸟纹，上排鸟纹头向右勾（图一一：1）；另一件肩部为联系“几”字形波浪纹，腹部为勾颈相交对鸟纹（图一一：2）。大墩子遗址M22:3罐形鼎时代可能略早 ，其腹部有一周直颈相错的对鸟纹，有些在鸟颈部有小点，是勾连对鸟纹的大汶口风格变体（图一一：3）。大连长海县郭家村遗址也发现大汶口文化中期遗存 ，其中包括勾连对鸟纹残片，与大墩子标本非常相似（图一一：4）。图一一 大汶口文化勾连对鸟纹
1、2. 大墩子带把罐形鼎 3. 大墩子M22 ∶ 3 罐形鼎 4. 郭家村勾连对鸟纹残片
图一二 大溪文化勾连对鸟纹
1. 大溪遗址M114∶1器座 2. 桂花树陶壶
大溪文化相当于庙底沟类型晚期之时，流行类似勾连对鸟纹。大溪遗址M114:1器座的平行线和宽带纹之间，有以弧线三角为鸟身、勾颈相交的对鸟纹，相交部位闭合，形成枣核状空白，如同鸟眼。鸟颈后有与之平行的S形弧线，可能表现头后的披羽（图一二：1） 。松滋桂花树遗址1件小陶壶上，有几乎相同的对鸟纹，只是上排鸟头向右侧（图一二：2） 。距今5300年前后，在庙底沟类型向仰韶晚期的过渡阶段，西北地区开始流行以弧线三角形为身体、凸出的一角相交成圆形，鸟头后有弧线装饰的对鸟纹，整体观之如同漩涡，可称为漩涡对鸟纹。此类纹饰在陇东和陇西相当于仰韶晚期的遗存中 （或称“石岭下类型” ）最为流行。武山傅家门遗址H2:22彩陶罐腹部纹饰即是典型代表 ，最下面的主体图案表现的是四鸟相交，四个弧线三角为鸟身，顶端变形相交成圆圈，内加圆点，表现鸟首和鸟眼，以环绕鸟首螺旋展开的弧线组表现鸟冠羽和颈羽（图一三：1）。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有类似图案，尤其是马家窑类型向半山类型过渡阶段的“小坪子”期开始，“大漩涡”式对鸟纹开始流行 。甘肃博物馆藏彩陶罐即属于此时期的典型器物，鸟首后有如同披羽的弧形，鸟头中有小折线纹，内涵不明（图一三：2）。这样的“大漩涡”主题在半山类型时期遗址一直延续，晚期有图案化趋势，柳湾墓地M32:4彩陶罐即是其代表，弧线三角部位以粗壮线条勾勒，中间是空白，整体如联系的漩涡（图一三：3）。在关中地区，宝鸡福临堡仰韶晚期H123:1小口尖底瓶肩部有以相互勾连、交接部位呈圆形的三条一组的S形弧线表现的漩涡鸟纹（图一三：4） 。图一三 西北地区漩涡对鸟纹演变
1. 傅家门H2 ∶ 22 彩陶罐 2. 甘肃省博物馆藏彩陶罐 3. 柳湾M32∶4彩陶罐 4. 福临堡H123∶1小口尖底瓶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也开始流行漩涡对鸟纹。章丘焦家遗址墓葬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发掘者认为年代为距今5300-4600年 。墓葬M158:1圈足杯（图一四：1）和胶县三里河遗址M2110:46单把罐 （图一四：2）有同样的漩涡对鸟纹，时代或略晚。大汶口遗址M10:57壶肩部彩绘是类似对鸟纹，以圆点为鸟眼，以之为中心螺旋状展开的一端尖的粗弧线勾勒出鸟首的形状，并表现冠羽和颈羽（图一四：3），时代为大汶口中期晚段。大河村遗址第四期（年代为距今4700-4400年）T25⑥：21壶肩部绘有两组曲线勾连交合的鸟纹（图一四：4），但此类纹饰在大河村四期并非主流 。图一四 东部地区漩涡对鸟纹
1. 焦家M158∶1圈足杯 2. 三里河M2110∶46单把罐 3.大汶口M10∶57壶 4. 大河村第四期T25⑥ ∶21壶 5. 关庙山T4③ ∶9陶片（王仁湘复原）
大溪文化晚期也发现少量漩涡对鸟纹。关庙山T4③：9陶片上二方连续展开的对鸟纹，风格与“石岭下类型”颇为相似（图一四：5） 。对鸟主题在长江流域出现较早，在高庙文化白陶刻纹以及河姆渡陶器、象牙器刻纹上都有表现，可能与神鸟维护天极运转的观念有关 。但庙底沟类型彩陶的对鸟主题从观念和表现形式上都与长江流域有所不同。庙底沟类型彩陶对鸟最初出现在鱼体之内，与鱼鸟转化的信仰相关，可能表现的是鸟在鱼体内成对破卵而出的特殊转化形式 ；图案化对鸟纹以二方连续方式展开，形成单条或多条图案带环绕器身，可能意在烘托成功转化、繁育的祥瑞场景。各地流行的对鸟纹，风格有别，但都可以看到庙底沟原型的影响。其实，大汶口文化早期末段、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过渡时期，海岱和环太湖地区流行的弧线三角+圆点剔刻纹，也可视为对鸟主题的影响。进入龙山时代，陶寺彩绘陶器也仍然以对鸟为最重要的主题 。庙底沟类型彩陶蕴涵的信仰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仰韶文化自1921年确立，至今已漫漫百年。仰韶文化、尤其是庙底沟类型彩陶的扩张一直是仰韶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成为论证仰韶文化强大影响力、甚至“引领”作用的重要证据 。对彩陶图像内涵的深入解读，是推动相关研究取得新进展的重要路径。（作者：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1年第5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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