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距今4300年前后玉文化中心的分布情况
图二 第一次玉文化发展高峰阶段三个代表性文化的部分典型器物与纹饰
图三 北方地区玉文化中部分同类器物器形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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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辉.“古国时代”[J].华夏考古,2020(6);赵辉.谈谈“古国时代”[J].文物天地,2021(5).
[2]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J].文物,1981(6);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J].文物,2017(6);赵辉.“古国时代”[J].华夏考古,2020(6);张弛.龙山化、龙山时期与龙山时代——重读《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J].南方文物,2021(1);赵辉.谈谈“古国时代”[J].文物天地,2021(5);张海.“龙山时代”: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段[N].学习时报,2021-1-1;张海,赵晓军.仰韶与龙山之间: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中原社会的变革[J].中原文物,2021(6).
[3][38]杨岐黄.4300年前后玉文化发展的南北模式[J].待刊.
[4][44]秦岭.龙山文化玉器和龙山时代[C]//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寿辰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488-546.
[5]朔知.从凌家滩文化看中国文明的起源[J].安徽史学,2000(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278.
[6]张星德.红山文化分期初探[J].考古,1991(8);赵宾福,薛振华.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J].考古学报,2012(1);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5:18-19;周晓晶.红山文化玉器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41-70;冯玉雪.“玉龙故乡”发现更早的“龙”[N].内蒙古日报,2021-8-21.红山文化的玉器流行于红山文化晚期阶段,大致距今5500—5000年。2023年在内蒙赤峰彩陶坡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偏早时期的蚌龙造型,为早期阶段存在成熟玉器提供了可能性,红山文化玉器的时代很可能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会有所提前。
[7]刘越,吴卫红.长江下游史前文化格局与文化特质的形成[J].中国文化研究,2022(3).
[8]艾江涛.凌家滩:充满创新活力的治玉中心[J].三联生活周刊,2023(20).
[9]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J].文物,2015(4);李旻.天下之九州:龙山社会与龙山世界[C]//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寿辰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330-350.
[10]传统认识中,龙山文化的年代上限为距今4600或4500年左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起始年代有所延后,在距今4300年前后。近些年禹会、平粮台等遗址的测年数据显示在距今4400—4300年之间,但是鉴于各序列的测年数据尚未同步、统一,本文仍以探源工程的认识为准。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何努,严志斌,宋建忠.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J].考古,2003(9).遗址领队高江涛先生提及,最新考古测年资料反映出,遗址的上限应该可以到距今4400年前后。近些年在周家庄遗址的工作将晋南龙山文化的下限年代也推后到距今3750年左右。本文讨论内容以陶寺遗址为主体,因此使用陶寺遗址陶寺文化的年代范围。
[1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研究室.2008-2017陕西史前考古综述[J].考古与文物,2018(4);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文化的命名、范围及年代[J].考古,2020(8).
[13]闫亚林.西北地区史前玉器研究[D].北京大学学位论文,2012;张天恩.齐家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C]//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研讨会论文汇编.2014.
[1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2014-2016年的勘探与发掘[J].考古,2017(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局.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2016年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8(3);张海.“后石家河文化”来源的再探讨[J].江汉考古,2021(6).湖北石家河遗址发掘简报中的测年数据基本为距今4200—3800年,位于湖南的孙家岗遗址的测年数据能早到距今4250年前后。
[15]杨岐黄.4300年前后玉文化在北方地区各文化间的互动[J].考古与文物,2020(2).
[16][19]周晓晶.红山文化玉器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1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1989(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J].考古,1999(1);凌家滩遗址考古队,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四次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2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J].考古,2008(3);吴卫红.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新石器时代墓葬的清理[J].考古,2020(11);杜佳佳.凌家滩玉器的考古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6.
[18][20]汪遵国.良渚文化玉器丛谈[C]//长江文化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70-88;王明达.古国惊梦玉魂国魄:良渚文化考古亲历记[J].东方收藏,2011(1).
[21]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报告中玉石器数量900余件,但是其中有些器类如磬、镞、研磨盘棒等应归入石器,有些器类如钺、璧等是玉石兼用,鉴于当时玉料的稀缺性,一并归入玉器。如此,陶寺墓地出土玉器的数量约有500余件。
[22]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博物院.下靳史前墓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2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芮城县旅游文物局.清凉寺史前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24]王裕昌.甘肃省馆藏齐家文化玉器调查与研究[C]//2015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20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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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岭外遗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基建考古成果选萃[M].广州:广东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9-40.
[29]深圳市博物馆等.广东深圳市盐田区黄竹园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8(10).
[30]深圳市文管会办公室,深圳市博物馆,黄山区文管会办公室.深圳市南山向南村遗址的发掘[J].考古,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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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8]张海,赵晓军.仰韶与龙山之间: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中原社会的变革[J].中原文物,2021(6).
[42]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43]孙丹.中国史前墓葬随葬猪下颌骨习俗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13.
[4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博物馆.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墓地2016-2018年发掘简报[J].考古,2020(6).
[46]张弛.龙山化、龙山时期与龙山时代——重读《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J].南方文物,2021(1).
[47]赵辉.谈谈“古国时代”[J].文物天地,2021(5).
[49]李旻.天下之九州:龙山社会与龙山世界[C]//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寿辰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330-350.
作者:杨岐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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