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吴稚晖逸闻趣事
吴稚晖
吴稚晖 (1865年－1953年），名脁，字稚晖，出生在中国江苏武进和中国江苏无锡交界处的雪堰桥。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追随国民党革命却一生不入官门。1950年代他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跟南京东路交叉口的铜像，为台北市的地标之一。
有一次，满族官僚、江苏学政溥良坐着大轿经过孔庙，在下马碑前没有下轿，恰好被吴稚晖碰见，他气愤地拾起砖石向轿中乱掷，弄得溥良衣帽歪斜，十分狼狈，差役将吴稚晖捉住了。他大声宣称：“南菁书院学生吴稚晖是也！”溥良将他送交无锡县教谕查究。藩台、臬台、将军、学政，是巡抚的几位主要助手。教谕对此案很难处理，就将吴稚晖转送南菁书院。当时南菁山长是著名经学家黄玄同，这位老夫子对吴稚晖的尊孔精神颇为欣赏，从轻发落，只给予羁押3天、游街示众的处罚。溥良也怕事情闹开去会有“非圣蔑贤”的坏名声，只好说了几句严加管教之类的话，便不再深究了。不过此事之后，无锡人背地里称他“吴疯子”。
吴稚晖自幼学习大篆，是当代无敌的篆体家，在其青年时期便写的很好了。清朝科举他中举人，后来他对朋友说，这个举人是我骗来的，因为我写的文章不长，但是全部是用大篆写的，所以科举考官看不懂字，但觉得字写的很好，就把我录取了。
吴稚晖一生官衔多得数不清：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其实，这些官职绝大多数是挂个名的虚衔。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该是个重要的实缺，但吴稚晖并未到职。他终其一生只领一份中央监察委员的薪水，也从不去办事。监察院有紧急公文，于右任叫秘书长狄膺亲自送去，他连摘要都不看，胡乱签署，闹了乱子他一笑置之。
1925年，吴稚晖60岁，上海的无锡帮为他庆贺花甲寿诞。大厅上红烛高烧、寿幛高挂，桌上有寿桃、寿面和各种寿礼。上海滩的头面人物济济一堂，独不见老寿星出场。直等到不耐烦的时候，才收到一封发自杭州的信：
“诸位先生执事：奉赐帖感悚莫名。弟因先母早逝，故先外祖母不忍提及弟等出生之日，从未有所谓‘诞’，糊里糊涂，醉生梦死地白活在狗身上，不知到今几何年。有人登报说替我庆花甲，我才知道已登了花甲，这叫做谣言处处有，中国特别多。哈哈！我虽相信我或者已登了花甲，却不敢在月份牌上拣一个茶会日子就算生日。我最反对庆寿做生日，所以没有庆寿有我去拜祝的，这是一个硬凭据，我虽登了花甲，够得上弄个华诞出来玩玩，却不敢非之人者又来有之己。敬璧原帖，并叩谢诸先生，本日弟已赴杭州，亦不能陪座，歉甚。”
吴稚晖给同乡好友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纸怪话弄得人哭笑不得，十分尴尬。60华诞的素席只好变做无锡旅沪同乡会的聚餐了。
1945年，吴稚晖80岁了，卫聚贤教授主办的《说文杂志》出了一期“吴稚晖八十大庆专集”。吴稚晖极不赞成，当即申明说：“我吴稚晖是偷来的人生，出生前，祖母曾托梦给外婆，说从阴间奈何池里用秤钩钩出来这个孩子，趁阎王爷打瞌睡时逃出了鬼门关，以左臂上有秤钩钩伤的伤疤为记。此子出生后，千万不能做生日，因为是阎王的逃犯。被阎王得知是要捉拿归案的。”吴稚晖臂上确有寸把长一块黑疤，这故事听来还真像有根有据似的。
这件事，被蒋介石知道了。到农历2月28日那天，以蒋、宋夫妇的名义，给吴稚晖送去一盘大蛋糕。这当然是不能扔出门去的，恰好来了一群亲友，他亲自动手把寿糕切成小块，请大家分享。有人建议每人吃碗寿面，吴稚晖说什么也不答应。亲友故旧为他筹集的“八十大庆”基金黄金10两，吴稚晖坚决不受，后来全部赠给他家乡的一所中学做了新校舍建造经费。
抗战时期，吴稚晖在重庆生活困难。吴稚晖便在重庆《中央日报》上登了则广告，表明开始鬻字（卖字）字。直到抗战胜利，回到上海时，还是生意兴隆，被人戏称为“书画托拉斯”。他卖字得润笔金五六万之巨，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可是到1948年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兑换成金圆券，不久金融券又雪崩几成废纸。而期间吴稚晖这书呆子信了蒋经国，把真金白银都兑换成了金圆券。结果赴台后，吴稚晖7年辛苦卖字所得，只换得台币147元。吴老只好继续卖字，以维持一批随他去台亲戚的吃粥日子。据影像资料《流转岁月——民国人物在台湾·吴稚晖》介绍，外界对吴的篆书评价极高，他自己却并不十分认同。就像自嘲自己的文章是“狗屁文章”一样，认为当年考举人用篆书写诗骗骗主考先生而获名，现在写字收人钱真有点不好意思。
抗日战争期间，吴稚晖避居四川重庆，住在上清寺街一个小铺子的阁楼
上，身无长物，唯有自书的“斗室”一匾悬于门口。他为此撰写了一篇《斗室
铭》，以仿效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是滑稽文字：
《斗室铭》曰：
山不在高，有草即青；水不在洁，有矾即澄。斯是斗室，无庸法馨。谈笑
或鸿儒，往来亦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鬁鬁之经。耸臀草际白，粪味
夜来腾。电台发癞团之叫，茶客摆龙门之阵；西堆交通煤，东倾扫荡盆。国父
云，阿斗之一，实中华民国之大国民。
蒋经国曾送给老师吴稚晖一辆人力车，吴当即令他拿来锯子，将车子的两
根拉杠锯掉，然后哈哈大笑，把这辆没有拉杠的车身抬到书房里。他懒洋洋地
坐了上去，说：“我现在有了一张沙发椅了!”接着他又说：“一个人有两条
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别人拉?”吴善隶书，然不喜在墙上张贴字画。他
说：“装饰墙壁与其挂字画，不如挂锯子，挂斧子。因为这些东西，是机器的
简单代表，可以用来制造物质文明的。”
1947年，吴稚晖去参加国民大会，家里人说无论如何要做一件新棉袍，他
弟弟吴菊初是裁缝，说这件事由他来办。当时他弟弟也70多岁了，已有10多年
没理本业，结果缝得七扭八牵，不成个样子。吴稚晖就穿了这件怪棉袍去南京
出席国民大会，还当了主席团主席。
1948年，他已经83岁高龄，仍然在教课。有一天晚上他正讲课，突然晕倒
了。恢复过来后，他女儿劝他再不要教书卖字了，说你偌大年纪还要这样劳
苦，连做你的女儿也要给人笑话。吴稚晖说：“有什么可笑话的？做做吃吃，
死了你把我的骨头磨成粉，掺在茅厕里做肥料，你就是孝女！”
蒋介石下野后的1949年6月24日，吴稚晖日记写道：奉化父子来访。这天
之后，蒋介石在台北草山设置了“总裁办公室”。
吴稚晖一生不愿见医生，后来实在病重了，中央强迫他治疗，吴稚晖生气
地表示：“可以去见阎王了。”
民国文人章太炎逸闻趣事
章太炎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名闻遐迩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与国学大师。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人谓有王安石之风。然其童年聪慧过人，婚姻充满乐趣，处事笑话颇多……留下不少鲜为人知的趣事。
章太炎生于书香之族。公元1875年初春，章太炎才6岁，那天时值下雨，父亲章浚在家邀请了10余位文人、亲友，边饮酒边吟诗词。内有一位与章浚同宗的章老先生酒兴上来，情趣盎然，令小太炎应景诵诗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答诵：
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
顿时，震惊四座!章老先生即令人拿来宣纸笔墨，挥毫录下了这首十分珍贵的“六龄童诗”。该诗现珍藏于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也是最早刊登征婚启事的名人之一，有人问他择偶的条件，他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经过蔡元培介绍，与汤国梨女士结为夫妇，婚礼当天，皮鞋左右颠倒，一时大窘。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门即不能自归。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账时才发现都没带钱，遂决定将章留下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
章太炎先生有三位“千金”，由于他是国学大师，识字很多，他是专门从事“小学”（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在给自己的三个女儿起名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找了三个生僻至极的、就连当时的学界名流也叫不出的字，分别给三个女儿起名——
“章LI、章ZHUO、章ZHAN”。
并且宣称，娶他女儿的男孩子要达到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得认识他女儿的名字，否则免谈。结果，三个女儿老大不小了，上门提亲者却左等不来右等还是不来。
三个女儿成人后，都才识不凡、如花似玉，但迟迟无媒人来提亲。原来这几个字很多人都不认识，媒人们怕读错了字丢脸。章太炎知道后，不得不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自己女儿的名字，并大摆宴席邀请亲朋好友，在席间"无意"说出自己给三个女儿起名的意义和读音：四个"工"其实就是"展"的古字，段玉裁注《说文》曰"工为巧，故四工为极巧"……并取消那些苛刻的嫁女标准。
章太炎在《在台湾日日新报》任编辑时，常有读者向报社反映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读起来很吃力。主编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见，他说：“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龙泉寺，仅弟子钱玄同可以随时进见。袁世凯每月提供给他生活费500元，雇厨子一人、听差二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气，晓谕听差和厨子必须每日向其请安三次，清晨九时一次、下午三时一次、晚上九时一次，请安方式为打躬，不得违误，若有差池重责不贷。听差、厨子唯唯不敢稍忘。有时已下午三时，章犹自午睡不醒，听差必联袂入房，就枕畔低语：“大人醒来，打更时间到了!”按例章每日可享受两个大洋的菜肴，极尽丰盛，他便要求只做1块钱的，剩下的1块钱公然饱入私囊。但即便是这1个大洋的菜肴，光他一人享用也过于丰盛，他从来只吃摆在面前的两个菜，对摆在远处的则懒得举箸。久而久之，伺候他的听差便只把一些清淡的素菜放在他的近处，而把鲜腴的菜肴放在远处，等他吃完后，听差们便自己享用。后来钱玄同晓得了，便和官方取得联系，将两个听差革职了。
苏州章太炎故居
章太炎纪念馆
民国文人于右任逸闻趣事
于右任（1879年5月8日-1964年11月10日）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名伯循，别署骚心、髯翁、帮玉老人。国民党元老，现代著名诗人、书法家。17岁考中秀才，25岁中举人，因结识革命党人，办学办报，开展反清活动，时有“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之美誉。后追随孙中山，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靖国军总司令、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职，1949年被迫离开宁夏路故居赴台，妻子和长女都留在大陆。
于右任的人格、廉政以及他的书法、诗词、美髯都很有名，同时也不乏各种趣闻轶事。
民国元年（1911年），于右任随孙中山到南京任职。孙中山赠送一枚炮弹给于右任，作为上任礼物，其寓意是老同盟会会员于右任要像炮弹一样勇往直前。于右任心领神会，欣然接受。后来孙中山先生逝世，安葬于中山陵，于右任因腿疾不能陪灵，只好在炮弹上题写挽诗，寄托哀思，“当年奉赐兮何意，今日近怀兮坠泪，平不平兮有时，百折不回兮此物此志。——民元总理所赐也，敬为句以志之，十八年六月二日，于右任书于南京。”
于右任精于书法，求他的字的人很多。有一天，有人特备酒筵请他写字，饭后拿来纸笔，于右任在酩酊之中挥毫，留下一行“不可随处小便”而去。第二天，那人拿出这行宇请教于右任，于右任知道自己酒后失笔，连声道歉，沉思良久，似有所得，于是叫人取来剪刀，将一行字剪成几块，重新拼排、说：“你看，这不是一句很好的座右铭吗?”那人一看，禁不住大笑，再三拜谢。6个字重新安排，原来是：“不可小处随便。”
于右任在南京遍访名胜古迹。这一日来到南门外，登了雨花台，回程走到一处名为“宝塔根”的地方，人言这就是大报恩寺塔遗址，他极有兴致地看了。此时天已近午，他过街走进一家饭店，一壶酒，一盘牛肉，自斟自酌起来。酒香肉美，不觉多饮了几杯，醺醺然伏案坠入梦乡。
座中有人认出了于右任，并道出他是位大书家，便让店主借此良机求取墨宝。待于右任小睡醒转，店主已备下纸笔等着了。于右任这时才知道，此店即小有名气的清真菜馆马祥兴，也不坚辞。想起刚才所见倾覆的报恩寺塔，再联想到临时政府被逼解散，革命前途未卜，他心有所感，遂走笔写下一副联语：“百壶美酒人三醉，一塔秋灯映六朝”。既赞人生美好如酒之醉人，亦叹世事多变难测。
因了这副对联，竞相来此观大报恩寺塔残迹、追怀明初乃至六朝景象、顺便小酌的人多起来。马祥兴由此生意日盛，名气大增。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不久，某日，于右任兴致来了，驱车前往南京东郊灵谷寺游览。住持与善大和尚热情接待了于髯翁，大谈济公活佛的种种灵异。于右任抚须而听，不时露出微笑。认为遇到了知音，一番天花乱坠之后，与善拿出纸笔，请于髯翁留墨宝，于右任欣然写就一副对联：
胜地开灵谷 高僧有志公
能得此墨宝，与善十分高兴，精裱后，悬于灵谷寺内龙王阁中，阁中原有楹联，也只好“让出位置”了。
不料，几年之后，南京小报《民生报》连载一篇长篇小说《新京云雾》，作者以此联开了个玩笑，说于髯翁的书法虽然以龙飞凤舞、引人入胜见长，但灵谷寺的对联书法却显得无精打采，有如懒蛇。
这事很快传到于右任耳中。如果换作他人，以堂堂监察院院长之尊，受此奚落，难免要怒火中烧，而于右任却是有涵养的人，当下，他未加表态，立即驱车赶至灵谷寺。于右任对对联端详许久后，觉得确实写得不满意，他让与善取下对联。与善愕然，请问缘故。于右任淡淡地说：“你不懂，以后我再用心写一副给你。”与善虽然有些舍不得，但又不敢违命，只好小心取下，双手捧给于右任，然后连连两手合十，恳求早日再留墨宝，于右任点头答应。
可是自此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诺言始终没有兑现。灵谷寺的和尚仿佛失落了一件宝贝似的，多少年过去，总还是记得于大胡子欠下的这个笔债。
于右任先生，早在40岁时(1918年)就已是南北闻名的“美髯公”了。亲友们亲昵地叫他“于胡子”。
1928年，于右任在南京任审计院院长时，老同盟会会员曹亚伯也有一把大胡子，他对别人称赞于的胡子很不服气，便约期和于先生比一比胡子，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吴稚晖担任评判。经过评比，大家认为曹亚伯虽有长胡子一大把，但杂乱无章，不太好看，于右任的胡子，滋润光泽，外观俊美，直达下颏。再加上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相比之下，曹也自愧不如，连说：“我服了，服了！”
1958年4月的一天，台北市几位和于先生十分熟悉的年轻记者，为了欢庆于先生80寿辰，办了酒宴为于先生祝寿。席间，在欢快的气氛中，有人趁着酒兴问于先生：“这样漂亮的胡子，晚上睡觉时是放在被子里面，还是外面？”于先生笑答说：“要顺乎自然。”
后来，于先生带着酒意说：“我讲一个有关胡子的笑话：一天，关云长坐在房内看《春秋》，见关兴笑嘻嘻地从外面进来，便放下书问：‘你笑嘻嘻的为什么？’关兴说：‘我和刘禅和张苞两位兄长谈天，各自说自己父亲的长处。’关云长问：‘他们怎么说？’关兴答：‘刘说大伯父仁义爱民，张说三叔长矛神勇。’关云长再问：‘我儿你呢？’
关兴说：‘我父亲的胡子……’好看两字尚未出口，云长已是勃然大怒说：‘老子过五关斩六将，许许多多长处你不说，偏偏要说老子的胡子……’”于是哄堂大笑，满座欢然。
于右任为人耿直、品格高尚，又不失风趣幽默。他在四川的一次车祸中大难不死，被引为笑谈。
1941年冬，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部长的于右任赴西北视察后回到了四川，
从成都乘汽车返回重庆。当年成渝公路路面很窄，道路崎岖，于右任乘坐的汽
车在经过一座山头时，下坡速度太快，汽车不小心冲出了公路，跌入了路旁的
悬崖。只见汽车在空中打了几个滚，最后才掉进了崖旁的一块田里，竟然还是
四轮着地。周围的人闻讯，急忙赶去相救。他们起初都以为从这么高的悬崖上
掉下来，车中的人必死无疑。待他们打开车门一看，才发现车上的乘客不仅一
个没死，而且全都安然无恙。车上的人只不过受了一场惊吓，有几位带了点轻
伤而已。这次事故有惊无险，于右任身上只有几处小小的擦伤，真可谓“大难
不死”。
于右任被送到重庆后，当局考虑到他年纪太大，为防万一，特送他到医院
去居住一段时间，以便治疗、观察。于却颇不高兴，因为他认为自己身体无
事，而当时正值抗战，等着他处理的公事太多，再说，他也实在受不了医院的
这般寂寞。
一天，蒋介石派秘书来医院慰问于右任。他正躺在床上看书，见进来的人
是蒋介石的秘书，没好气地将书一扔，双眼一闭，假装睡着了。这位秘书微微
一笑，蹑足来到于右任病床前，轻声问道：“院长，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委座
特地派我前来看看院长，您老受惊了。”
于右任的双眼睁开了，看了下秘书，没有说话，随即又把眼睛闭上了。
秘书继续微笑着问：“院长，听说您的汽车从山上掉下来时，在空中翻了
好几个跟斗，当时您的感觉如何？车子一翻时您老的感觉怎样？”
于右任仍然闭着眼，没有说话。
“二翻的时候又如何？”秘书仍笑着问。
于右任仍旧闭目，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三翻呢，又如何？”秘书似乎尚无止境。
只见于右任突然睁开双眼，瞪得溜圆，一把掀开被子，猛地坐了起来，大
声嚷道：“三番（翻）我就和（活）了！”
由此看来，于右任先生还颇善打麻将呢！
1949年4月，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进行和谈。15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
宗仁给张治中发电：“16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谈判”。张治中
认为：谈判已接近尾声，于此时来意义不大，而于留在南京可促成政府批
准这个协定。待政府批准后，可请于来北平主持签字。故电复李宗仁：请
于暂缓来平”。周恩来在知道这些情况后表示：“于先生如能来北平，我
们欢迎。但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协定的可能性不大。如谈判决裂了，希望于
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
16日，屈武带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回南京交李宗仁后，即去拜见岳父于右任，并告诉了于以上这些情况。于右任顿足道：“是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屈武又将周恩来的话转告给于，于右任感慨地说：“还是周先生考虑得周全，但这恐怕办不到了，我的周围布满了特务，他们能让我留下来吗？”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于自己所料，4月21日晨，于被只身胁迫至上海，后辗转重庆。于11月29日抵达台湾，从此再也没能回来。
1964年，一次，蒋经国来看望于右任。当时，于右任从蒋介石的人事布局中，已经看出蒋经国就要接他老子的班了。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对经国还是寄托着一定的希望。蒋对于说：“许多人都有于老的条幅，我还没有，能否请于老题一墨宝给我作纪念?”蒋经国的要求，正合于右任的心意。经过一番思考，他给蒋经国书写了一副条幅：“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于书写的这14个字，显然是说当今天下之利是国家、民族之利，即将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万世之名，自然是为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留名青史，名扬万代。据说，蒋经国看了这副条幅后，很高兴，当即向于右任表示，这副条幅要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于右任的条幅在蒋经国的办公室挂起来后，很快在台北高层传开，而且作各种解读的都有。一些喝墨较多的人看到这副条幅后，无不佩服于右任这副条幅的文字功力及深远意旨。此条幅的另一高妙之处是政治立场不同的人，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1964年，偏居台湾的于右任思乡心切，写下了著名的思乡曲，表达盼和
平、盼统一的的心情，“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兮，永不能
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11月10日，
于老弥留之际，已说不出话来，只得向监察院秘书长杨亮功打手势，先伸出一
个手指头，又伸出3个手指头，在场的杨秘书长破解不了这一“哑谜”，只得
告退，说等于老身体好些再来讨教。那知道竞成诀别。
后人揣摩于老院长的心思，想是等到祖国统一，将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三原故里。于右任与世长辞，现葬于台北市郊海拔700米高的“八拉卡”，按于老的思乡诗意，“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望我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