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卫斯研究员授权刊发，原载《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
编辑 | 三陉
关于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研究，目前是考古界、农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笔者在一个月前召开的“中国·枝江关庙山稻作文化研讨会”上，对中国稻作的起源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三条标准。即：A、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在全新世中期，必须适合稻谷的栽培，且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B、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无论从年代序列上看，还是从文化谱系发展上看，都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这一地区都有较为普遍的发现。C、这一地区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在年代上不仅有国内迄今最早的发现，而且有仅次于这一年代的同类发现在这一地区仍然存在，其后表现的更加普遍。同时，笔者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全新世中期生态环境的考察，和对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不同阶段遗址在这一地区分布情况的考察，以及对史前稻谷遗存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情况的考察，其结果是：1.种种迹象表明，全新世中期，长江中游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不仅适合水稻的栽培，而且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2.考古学发现说明，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地区一直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从文化年代上看，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从文化谱系发展上看，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3.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表明，长江中游不仅有中国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而且有仅次于这一发现年代的稻作遗存的普遍发现。故而最后认定：中国稻作的起源地在长江中游，尤其是鄂西、湘西北地区当是中国载培稻的最早发生地(1)。为了对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发展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本文打算就中国稻作文化在史前考古学方面的发现从宏观角度予以论述，故而题谓“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宏观透视”。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予以论述。
长江中游文化谱系结构图
笔者在《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开头曾经讲过，中国的农业文化从古到今，主要是由北方的粟作文化和南方的稻作文化两大体系来构成。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中国史前稻作遗存的分布地点及所属文化谱系。
根据陈文华、汤圣祥、吴耀利、张居中、杨赤宇、林春等先生著作中提供的资料(2)， 笔者对中国史前稻作遗存的发现地点在所属地域、所属时代上又重新进行了核对，并根据其所属地域、所属时代对每一个发现地点的文化性质进行了确认，为了节省篇幅，笔者用表格形式予以列出（表略，请参阅原文——编者注）。但是需要说明一点，本文表格中所列出的史前稻作遗存发现地点不包括晚于夏代纪年的地点，即距今四千年以下的地点不包括在内。表格中共列出中国史前稻作遗存发现地点97处。其中长江中游52处，长江下游24处，黄河流域15处，广东、福建、台湾6处。
从文化谱系上看，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稻作遗址发现地点，一般属于彭头山—皂市下层—大溪—屈家岭文化谱系，包括四种类型。但汉水流域虽同属长江中游，因地理位置特殊，所发现地点属李家村—仰韶—屈家岭文化谱系，包括三种类型。在赣西北和赣江中游发现的地点，虽也属长江中游，但地理条件特殊，“山背文化”与“筑卫城文化”谱系不明，是两个土著文化类型。长江下游发现的地点一般属马家浜与河姆渡—崧泽—良渚文化谱系，也有四种类型。在黄淮流域发现的地点一般属裴李岗·贾湖类型—仰韶—龙山文化谱系，有三种类型。在苏北鲁南地区发现的地点则属青莲岗或北辛—大汶口—龙山文化谱系，也有三种类型。广东、福建、台湾三省，由于发现地点较少，而且年代较晚，难寻谱系，但广东的珠江流域发现的地点为石峡文化类型，福建发现的地点属昙石山文化类型，台湾发现的地点则各自为政(3)。从表格中统计的资料来看，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地点有52处，比长江下游、黄淮流域、广东、福建、台湾诸地史前稻作遗存发现地点的总和还多7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一定历史渊源的。
探索中国史前稻作文化，为什么要了解它在不同阶段的文化类型及分布状况呢?因为每一个史前稻作遗存发现地点都不是孤立的，这个地点即遗址都是具有一定文化性质，即属于某种文化类型的。而某种文化类型往往不只是一两个遗址，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往往有较为广泛的分布，而这种分布状况往往表现出来的现象，正是史前稻作文化分布的范围。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史前稻作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遗址归类分布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笔者认为，能够代表中国史前稻作文化初始阶段文化类型的，当首推彭头山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彭头山文化的年代距今9100±120年(4)。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于湘西北的澧水下游的澧阳平阳和鄂西地区的长江西陵峡与宜都、枝江一带。在湘西北已发现的遗址有：彭头山、李家岗、刘家湾、八十当、肖家岗、黄麻岗等处(5)；在鄂西地区已发掘过的遗址有：宜都城背溪、窝棚墩、枝城北和金子山、秭归柳林溪、嘲天嘴以及枝江的青龙山等遗址。据调查，鄂西地区的这些遗址均分布于长江岸边或临近长江的低矮山头上，一般面积较小，灰层较薄(6)。很显然，彭头山文化分布的地区，就是中国栽培稻的最早驯育基地。它虽然分布范围不广，种植面积较小，但它作为当时社会一种极需要的物质文化一经产生，便迅速传播开去。
当然，属于中国史前稻作文化早期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类型是：皂市下层文化、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裴李岗·贾湖类型、青莲岗文化、李家村文化。经放射性碳素断代，皂市下层文化距今约7000～8000年左右（7）；马家浜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8）；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300年(9)；裴李岗·贾湖类型距今7000～8000年左右(10)；青莲岗文化约公元前5400～前4400年(11)；李家村文化距今6995±110年(12)。尽管这几种文化面貌不尽相同，但大体都处于史前稻作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皂市下层文化主要分布于湘西北地区、北洞庭湖区也有发现；马家浜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浙江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于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裴李岗·贾湖类型主要分布于伏牛山、外方山东麓及其以东的淮河上游支流的洪河、沙河、北汝河流域；青莲岗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省中、南部和江苏北部汶、泗、沂、沐诸水与淮河交汇的黄淮地区，中心在淮河下游平原；李家村文化主要分布于陕西南部的汉中、安康地区的汉水流域。很显然，上述文化类型遗址的分布地区就是中国史前稻作文化早期发展阶段的占有地区，即中国栽培稻的早期产区。从分布状况来看，虽然比较分散，但地域比较广泛。这说明中国史前稻作文化在鄂西、湘西北地区产生之后，其传播速度之快是十分惊人的。
依次类推，属于中国史前稻作文化中期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类型是：大溪文化、崧泽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据放射性Ｃ１４断代：大溪文化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13)；崧泽文化约为公元前3900～前3300年(14)；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经校正)(15)；大汶口文化约始于公元前4300～前2500年(16)。虽然这几种文化的发展也不太平衡，但它们大体处于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中期发展阶段。大溪文化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 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崧泽文化主要分布于太湖地区和上海地区。仰韶文化的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达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一带。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泰山周围地区，东达黄海之滨，北抵渤海南岸，西到鲁西平原东部边缘，南及江苏淮北一带。
大溪文化遗址分布图
笔者认为，上述地区，除仰韶文化分布的黄河中游的部分地区没有种植稻谷外，而其它广大地区皆已种植稻谷，尽管前面表格中收录的史前稻谷发现地点，没有大汶口文化类型的发现，但笔者认为：在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区域内当时一定有稻谷的种植，因为这一地区属于大汶口文化前身的青莲岗文化类型遗址中和继它之后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均有稻谷遗存发现。所以说，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张居中先生的观点，即这一时期“黄河两岸可能为稻粟的混作区”，“但淮河流域则一直是稻作农业区是可以肯的”（17）。
从上述文化遗址分布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不仅为稻作的主要产区，而且往西已扩展到长江上游的川东地区。在黄淮流域，往东则可能已达黄海之滨，往北则可抵渤海南岸。正如笔者在《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再探讨》一文结束语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稻作在鄂西、湘西北地区产生之后，向东：顺长江而下传播到长江下游各地，再由海路向苏北及东南沿海各地传播；向西：溯江而上入川、滇；向北溯汉水入陕南、入丹江口直至中原；向南则未出洞庭湖区（18）。
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区域示意图
属中国史前稻作文化晚期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类型是：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山背文化、筑卫城文化、石峡文化、昙石山文化。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屈家岭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前2000年（19）；良渚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200年(经校正)（20）；龙山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900～前2700年（21）；山背文化与筑卫城文化的年代大体为距今4500--5000年（22）；石峡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900—前2700年（23）；昙石山文化的年代大体为距今4000～5500年左右（24）。这几种文化大体处于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晚期发展阶段。屈家岭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北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州市一带；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更为广泛，且在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命名，其中较为流行的称谓是：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山东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中部和江苏省的淮北地区；河南龙山文化承袭庙底沟二期发展而来，其分布主要在豫西、豫北、豫东一带；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于渭河、泾河流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主要分布于山西西南部的汾水流域；山背文化主要分布在赣西北地区；筑卫城文化主要分布于赣江中游地区；石峡文化主要分布于广东省境内的珠江水系的东江、北江、西江流域地区。昙石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在闽江流域，特别是集中于闽江下游沿海一带。很明显，晚期发展阶段除龙山文化分布区域为稻粟混作区和广东、福建、台湾种植面积较少外，其余上述各类文化遗址分布的地区都是中国栽培稻的主产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淮南地区都可能被广阔的稻作植被所覆盖。
大家知道，某一阶段的生产工具其先进程度可以反映出某一阶段的生产技术的进步与否。这里我们根据生产工具的用途，将它们分为农耕工具、收割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三类，并依次按照中国史前稻作文化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来叙述。
为什么我们将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生产工具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来叙述呢?因为头山遗址虽然有稻谷遗存的发现，但没有明显属于稻作的农耕工具、收割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的发现。笔者推测：彭头山人种植水稻可能使用的是尖木棒之类的工具，收获稻谷有可能直接用手摘取稻穗，也有可能辅以石片切割。后期有可能用石磨盘、石磨棒对稻谷进行脱粒。因为属于彭头山文化类型的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中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25）。此类型资料不足，故且从略。
城头山遗址出土有肩石斧
大溪文化石斧
早期发展阶段的农耕工具：皂市下层遗址出土有双面刃石斧和单面刃石锛。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锛体形较厚，有孔石斧大都呈舌形，体形也较厚，罗家角遗址发现有骨耜，圩墩遗址中还发现有石锄、木铲。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石斧呈梯形，石锛拱背厚重、骨耜穿孔，且出土数量很大，同时还发现木耜。裴李岗·贾湖类型遗址出土的石铲两端呈舌形刃，同时也有大型有肩石铲和用动物肩胛骨制作的骨铲以及大量的石斧。青莲岗文化中普遍发现有磨制的石斧、石锛、石铲，同时有截取鹿角分叉处制成的鹿角锄。李家村文化的典型器为磨光扁平舌状双弧刃石铲，同时也有磨制的石斧、石锛。收割工具：皂市下层文化遗址中有弧形双面刃石刀。马家浜文化中的石刀制作较粗糙，往往只刃部稍加磨光。
浙江田螺山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耕作工具“骨耜”
河姆渡遗址中有长方形双孔石刀。有人推断河姆渡人“当时收割稻谷的工具应是用蚌壳，即只收稻穗而已。”（26）贾湖遗址出土有呈拱背三角形的齿刃石镰。青莲岗文化中有磨制的石刀、石镰和蚌镰。粮食加工工具：皂市下层文化加工粮食的工具有锥形盘状碾磨器，还有石杵及疑为磨盘、磨棒的板状石和棒状物（27）。马家浜文化的罗家角遗址发现有舂米的残石臼。河姆渡遗址发现有舂米的木杵等。贾湖遗址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青莲岗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石磨盘、石磨棒和石杵、陶杵，其磨盘以平面弧边三角形无足为主，罕见带矮足的。李家村文化中也发现有石磨盘。
中期发展阶段的农耕工具：大溪文化中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石锄，有很少的穿孔石铲和斜双肩石锛，偶见长达三四十厘米的巨型石斧。崧泽文化中发现有三角形犁形器、石铲、穿孔石斧、长条形石锛。仰韶文化中普遍发现石锄、石铲，庙底沟、泉护村出土的大型磨制石铲呈舌型或心形，郑州洛阳一带出土有一种大型通体磨光的长条形石铲和有肩石铲，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中出土有磨制精细的穿孔石铲，中期以后出现有肩石铲，在大墩子、大汶口、三里河等遗址都发现了鹿角锄，大墩子还发现了酷似今日镐头的石镐。收割工具：大溪文化中有打制的石片作为切割器。崧泽文化中常见双孔石刀。仰韶文化中发现有两侧带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和陶刀，其中还有磨光的长方形石刀和穿孔的长方形石刀。大汶口文化中收割用的是穿孔石刀、骨镰、蚌镰。粮食加工工具：大溪文化中普遍发现石杵，崧泽文化的材料尚未见报道。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石杵、石臼、陶臼、石磨盘、石磨棒，大汶口文化中也发现石臼、石杵和石磨棒。
晚期发展阶段的农耕工具：屈家岭文化中有少量的穿孔石斧、穿孔石铲、出土有很多的打制双肩石锄；良渚文化主要有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犁形器，大量的扁薄长方形穿孔石斧、耘田器及扁薄的长方形石锛、石锄；山东龙山文化中有扁平穿孔石铲、蚌铲、骨铲；河南龙山文化中有带肩石铲；陕西龙山文化中有梯形斜弧刃石斧、长方形扁平石斧和有孔石斧以及骨铲等；山背文化与筑卫城文化中发现有石斧、石锛、石铲，锛分有段和常型两种，有段锛多呈长条形。石峡文化中发现有轻便锐利的石铲、石锄、石镢、石锛及亚腰形石斧。昙石山文化中石锛很多，以一面扁平、一面有人字形纵脊(拱剖面呈三角形)的石锛最具特色，此外还发现贝耜（28）。收割工具：屈家岭文化中有少量穿孔石镰；良渚文化中也有石镰，石刀呈半月形；河南龙山文化中出土有石镰、蚌镰、穿孔石刀；陕西龙山文化中有双孔半月形或长方形石刀、石镰、蚌刀、带齿蚌镰；山背文化和筑卫城文化中皆有石刀，石峡文化中也曾发现石刀、石镰，昙石山文化中也有石镰；粮食加工工具：目前发表的考古资料中，屈家岭文化中有石杵；良渚文化中普遍发现木杵、石杵；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有石杵发现；山背文化与筑卫城文化及与二者同期的赣北鄱阳湖滨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石磨棒(29)。石峡文化中也发现石磨盘、石杵(30)；台北芝山岩文化中也有石杵。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史前稻作文化不同发展阶段所使用的农耕工具，最初可能是尖木棒和石头打制的斧形器、锛形器，继之，磨制的石斧、石锛、石锄、石铲与用动物肩胛骨制作的骨铲、穿孔骨耜、用鹿角分叉处制成的鹿角锄、带柄木铲、木耜继而出现。中期：三角形犁形器开始出现，除穿孔石斧、石锛之外，普遍使用石铲、石锄，同时还有磨制精细的穿孔石铲、以及鹿角锄、石镐之类。晚期除了大量使用磨制精细的斧、锛、锄、铲、镢等石器外，骨铲蚌铲普遍使用。尤其是磨制精细的大型三角形犁形器更为中国史前稻作文化增加了光彩，中国史前稻作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使用的收割工具，即刀、镰两种。从形制上看，刀有长方形、穿孔长方形、双孔半月形、两侧带缺口的长方形；镰有拱背三角形、半月形。从质料上看：刀有石、陶、蚌；镰有石、蚌、骨。从刃部上看，镰又分为有齿和无齿两种。中国史前稻作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稻谷加工工具，早期主要为石磨盘、石磨棒，同时石臼已经出现。中期使用石杵、石臼舂米，石磨盘、石磨棒兼有，同时出现陶臼。晚期：石磨盘、石磨棒只是在赣江中游的筑卫城文化中和赣北鄱阳湖滨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及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遗址中尚存。而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以及台北的芝山岩文化中都普遍使用石杵、木杵舂米。配以石杵、木杵的当然是石臼、陶臼、木臼或者是地臼。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杵臼结合的舂捣法代替磨盘、磨棒的碾磨法，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淮流域大概是在大溪文化、崧泽文化和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以后逐渐推而广之的。文献所记的：“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大概就是始于这一时期。
良渚文化农耕工具三角形石犁器
早期发展阶段的炊器多为夹沙陶质，主要器物有罐、釜，并出现钵形鼎和上蒸下煮的甑及温酒器盉。彭头山遗址出土的炊器为圜底罐；皂市下层出土的炊器有圜底罐、釜；马家浜文化的炊器为宽檐釜、牛鼻形耳罐、圆锥足鼎、始见盉(31)；河姆渡文化中的炊器为斜腹盆、圆锥足带盖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鬶，颈部双耳大口罐、盆形甑、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直口筒式釜、敛口肩脊釜、始见温酒器垂囊式盉(32)。
彭头山遗址出土的炊器、饮食器：圜底罐、盘、钵、碗等
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温酒器：鸟型三足盉
贾湖类型遗址出土的炊器为筒形角把罐、双耳罐形壶；青莲岗文化中的炊器为深腹圜底罐、浅腹釜、鼎、甑(33)；李家村遗址中出土炊器有大口罐、凹底罐、钵形三足器(34)。从上述炊器种类来看，这一时期，人们在食用稻米的方法上已多样化，既能把稻米煮成粥、焖成饭(稠米饭)，也能把它蒸成香喷喷的大米干饭。同时也能把稻米酿成酒。这一阶段，人们盛饭用的是泥质陶器，主要器形有：碗、钵、盘、豆，喝水饮酒用的是陶质的壶和杯。彭头山遗址中出土的饮食器主要为圜底钵、圜底盘；皂市下层出土的有圜底钵、高圈足镂孔盘、杯形器；马家浜文化中的饮食器为喇叭形圈足豆、带流钵；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饮食器为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镂孔豆；贾湖遗址出土的饮食器为横钣深腹钵、四角形浅腹钵；青莲岗文化中有浅腹圜底或平底的红顶钵和深腹红顶碗、盘、杯及带管状的流壶；李家村遗址出土有圈足碗、平底钵、圜底钵、小杯等。从上述介绍来看，这些陶质饮食器皿不仅种类较全，而且形态各异。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灶
江苏淮安县青莲岗遗址出土的彩陶钵
良渚文化釜形鼎
青莲岗文化彩陶碗
到了中期发展阶段，人们使用的炊器仍为夹沙陶质，器形主要有：罐、鼎、鬶、釜、甑，同时温酒器盉普遍出现。大溪文化中的主要炊器有：斜沿罐、小口直领罐、盘口圈足罐、筒形圜底罐、釜等。崧泽文化中的主要炊器为：凿形足盆形鼎、釜形鼎，还有盘形鼎，一种带把手的三尖足盉形器也已出现。
大汶口文化：高柄黑陶觚形杯
仰韶文化中的炊器以罐形鼎、釜形鼎、圜底釜、盆形甑为主，同时出现了用以温酒的无柄盉。大汶口文化的炊器有：釜形鼎、钵形鼎、罐形鼎、扁凿足折腹鼎、实足盉、袋足盉，同时还有温酒器袋足盉。中期发展阶段的饮食器仍为泥质陶器，碗、钵、盘、豆、杯除了在形制上的变化，工艺更为精细外，簋也为饮食器具之一，同时酒器中还出现了觚形器。大溪文化中的饮食器有彩陶圈足盘、簋、高把豆，而且还有彩陶曲腹杯、筒形瓶(形似觚)，以及折敛口圈足碗等。崧泽文化中的饮食器中豆的形制多种多样，以镂孔刻划纹组成带状图案的高圈足豆最具特色，同时盛行平唇浅盘，仰韶文化中不仅有彩陶曲腹碗、大口斜腹平底碗、敛口圜底或平底钵，而且有彩陶豆、折腹镂孔豆。大汶口文化中也有彩陶钵，还有镂孔圈足豆、折腹豆、筒形豆，以及黑陶高柄杯、觚形器。
崧泽文化镂空刻画纹陶豆
屈家岭文化黑陶高足杯
有人认为：我国谷物酿酒当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35)，笔者对此曾表示过怀疑(36)。现在看来，这种怀疑是多余的，因为在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中期发展阶段已普遍发现温酒器——盉，尤其是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的觚形器、高柄杯作为专用酒器更是确信无疑，这说明我国先民用谷物酿酒已走过了最初一段路程，马家浜文化中发现的盉和河姆渡二期文化中发现的垂囊式盉，说明史前稻作文化早期发展阶段，用稻谷酿酒已为事。
到了晚期发展阶段，笔者认为：罐、釜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淮流域已退出炊器行列，鬶作为炊器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这一时期，稻谷的主产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稻粟混作区的黄淮流域常见炊器主要为鼎、甑、 鬶、温酒器皆为盉。岭南地区的稻作文化区所使用的炊器以罐、釜、鼎为主，同时稻粟混作区的黄淮流域龙山文化中新出现了两种炊器鬲和甗，温酒器中又新出现了（37）。屈家岭文化中的炊器为：双腹盆形鼎、短足罐形鼎、圜底罐形鼎、球腹锥形和凿足形小鼎、窄肩筒腹甑、袋足甗、温酒器为管状嘴大袋足盉、马鞍形口带嘴袋足盉（38）。良渚文化中的炊器主要为：鱼鳍形足的鼎、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袋足鼎、翘尾犬形盉（39）。山东龙山文化的主要炊器除罐形鼎、盆形鼎、袋足 鬶外，新增加了袋足甗、未见鬲、。温酒器除继续使用袋足盉外，觯形壶开始出现(40)。河南龙山文化中的炊器除柱状或孔足罐形鼎，深腹罐形甑、鬶外，始见单把鬲，同时除使用单把盉温酒外，又增加了一种新的用以温酒的圆腹或折腹的斝（41）、盉均为袋足。山背文化与筑卫城文化的炊器主要为：直壁平底盘形鼎、带把壶形鼎、釜形鼎、盆形鼎、圆腹圜底罐形鼎、细长颈瘦腿鬶，未见盉形器。石峡文化的主要炊器为盘式鼎、袋足鬶、釜等；昙石山文化中的炊器为夹沙陶罐和直腹圜底釜。晚期发展阶段的饮食器，除碗、钵、盘、豆、杯外，簋也为饮食器中的主要成员。屈家岭文化中的饮食器主要为双腹圈足碗、晕染彩陶碗、碗形豆、双腹高圈足豆、曲腹杯、三足碟等。良渚文化中的主要饮食器为竹节形把豆、三鼻圈足簋、大圈足浅腹盘、带流宽把杯等。山东龙山文化中的饮食器主要为：折腹碗、三环足盘、折腹式三足盘、高圈足豆、敞口浅盘豆、还有罐形杯、筒形杯。蛋壳高柄杯、双耳杯、觯等为明显酒器。河南龙山文化中的饮食器为敞口斜壁碗、大圈足盘、浅盘高柄豆、钵、罐形或直筒形单把杯及少量酒器觚，而且还有专门用于澄酒的澄滤器（42）。陕西龙山文化中的饮食器中碗多盘少，也有豆、杯之类。山背文化与筑卫城文化中的饮食器有杯形筒足豆、浅盘豆、敛口圜底钵、簋等。石峡文化中有以子母口的三足盘（43）、豆及少量高柄杯。昙石山文化中的饮食器为浅盘豆、盘、碗等。
昙石山文化：陶鼎
从中国稻作文化晚期发展阶段的炊器、饮食器来看，这一时期，除岭南地区外，不仅在稻粟混作区的黄淮流域用谷物酿酒已蔚然成风，而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相当盛行，这说明稻谷生产在当时已经相当可观，它不仅可以基本满足人们在生活上的食用需要，而且还有盈余使人们酿酒予以饮用。
屈家岭文化的黑陶鬶
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三种文化关系示意图
关于史前社会人们如何储藏稻谷的问题。因为考古学提供的材料很少有这方面的发现，所以过去发表的一些有关古代粮食储藏的文章，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关于粟在史前社会的储藏方法，这已被过去发现的许许多多的地下粮食窖穴所显示，洛阳博物馆的余扶危、叶万松二先生曾经著有《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一文（44），比较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我国古代从原始社会以来的七八千年的地下储粮历史。但该文通篇引用的资料几乎与史前稻谷储藏无关。尽管他们把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青莲岗文化时期划定在中国史前地下储粮的中期阶段，但其中并没有提到大溪文化与青莲岗文化中有关稻谷储藏的任何资料。一个月前召开的“中国·枝江关庙山稻作文化研讨会”期间，曾有人提到过“关庙山遗址出土有一件'陶仓’模型”，这件模型据说与后世的房式粮仓相似。可惜笔者没有目睹到这件实物，不能妄加推测。但是，从我国古代稻作文化区的建筑考古发现方面来看，笔者认为，房式粮仓在大溪文化时期(关庙山遗址包涵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有可能出现。抛开黄淮流域的稻粟混作区不说，就长江中、下游稻谷的主产区而言，古代人们所住的房子是不同的，河姆渡文化时期，长江下游人们住的房子有两种：一种是干栏式的房屋建筑。即在地上裁桩架板，高于地面，然后在板面上建房。另一种为立柱地面建筑，即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在地面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桩、用以建房（45）。在长江中游地区，大溪文化时期盛行的一种建筑是一种地面建筑。在同属大溪文化的红花套、关庙山遗址中发现的房屋基址，曾普遍经过烧烤，这种红烧土建筑分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类，前者呈圆形、后者多属方形、长方形。地面起建的房子，往往先挖墙基槽，再用粘土掺和烧土碎块填实、墙内夹柱之间编扎竹片或小型树干，里外抹泥。室内分布柱洞，挖有灶坑或用土埂围筑方形火塘。居住硬面的下部，常用大量红烧土铺筑起厚实的垫层，既坚固又防潮。有的房顶系铺排竹片和植物秆茎，再涂抹掺有少量稻壳、稻草末的粘土。有的房子还有撑檐柱洞或专门的檐廓，或在墙外铺垫一段红烧土渣地面，形成原始的散水（46）。
河姆渡人的干栏式建筑复原图（一）
笔者认为：在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人们的居室，便也是储藏稻谷的谷仓，有人说，古代人们储藏稻谷可能用陶罐（47）。笔者认为：用陶罐储藏稻谷可能发生于中国载培稻谷的最初阶段，因为当时稻谷产量很低，收获量很少。藏之于罐，关键不在于日后食用，而在于传种。即用陶罐作为储藏器是为了保存稻种。而不是到了稻谷生产已初具规模的时候，人们还用这种形式来“储藏稻谷”(但也有这种可能性)。既然干栏式的房屋已经出现，大量的稻谷存放于此何尝不可。况且人们根本不可能将一年所收获的稻谷全部用陶罐储藏起来，更大的可能是堆放于房或叫散藏于仓。笔者认为，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人们居住的需要，更主要的是为了解决粮食(稻谷)的储藏而出现的。干栏式的最大优点是防潮、通风。最初的干栏式建筑恐怕就是为解决稻谷的大量储藏而设计的。当然，这种建筑出现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又把它作为居室而扩大并沿袭下来。中国史前稻作文化晚期阶段，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时期，同样保留有这种建筑，这是长江下游地区一种别具特色的地方建筑，也是史前社会长江下游地区一种别具特色的“粮仓模式”。
河姆渡遗址干阑式建筑示意图（二）
至于大溪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红烧土建筑，笔者认为，它的最初出现可能也是为了人们储藏稻谷的需要，因为早在彭头山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大型方形地面建筑和小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已经出现，彭头山遗址曾发现约3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方形地面建筑和小型半地穴式建筑（48），但地面不见经过火的烧烤。到了大溪文化时期，人们之所以改进建筑技术，这恐怕与稻作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从前面我们介绍的情况来看，大溪文化中的红烧土建筑最大优点就是防潮避雨，在这种房子里储藏稻谷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据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先生见告：湖北省松滋县南部的桂花树大溪文化遗址中就有厚达数十厘米象千层饼似的稻谷灰（49）。笔者认为：这种厚达数十厘米象千层饼似的稻谷灰绝不是一件陶罐或几件陶罐储藏的稻谷所能相比的。毕竟有一个象样的能容纳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的粮仓所存的稻谷因某种原因而遗弃，才能产生如此的景观。而这个粮仓也只能是大溪文化中的红烧土地面的建筑房屋。类似的发现，还见于湖南华容县车轱山遗址中，这里同样发现了成堆的炭化稻谷，发掘者认为可能是一处稻谷的储藏点（50）。笔者认为：它可能属于粮仓清理出的废物而堆积。因为这两处发现都不在红烧土地面的建筑房屋之内。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层中出土的“陶仓”模型，作为艺术品，很可能就是当时人们储藏稻谷所用“房式粮仓”的一个写照。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要进一步论证关庙山遗址出土的“房式粮仓”模型为何物，尚需更多的专家去研究，也尚需更充分的考古资料来证实。
河姆渡遗址单间小房刨面示意图（三）
大溪文化的红烧土地面建筑房屋在其后的屈家岭文化和季家湖文化中仍继续延用。说明在建筑风格上，长江中游与下游自古就是各不相同的。假若上述推测成立，中国史前稻谷的储藏在长江流域应该说一直是采用房屋式储藏的。只是长江下游的粮仓为干栏式建筑、长江中游的粮仓为红烧土地面建筑而已。
河姆渡人生活场景示意图
综上所述，中国史前稻作文化无论在文化谱系上，类型分布上，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的使用方面，粮食储藏方式上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与我国北方的史前粟作文化交辉相映，构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农业文化体系，是人类文化遗产宝库中一笔重要财富，我们期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去开发、去研究、去揭开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全部秘密。
注释略。
排版｜三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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