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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方丝绸之路”提出的学术背景 |
古代中国通往西方和海外的丝绸之路有四条：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联系起来。
长期以来，丝绸之路一直被认为是由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出西域，至中亚，而后进抵罗马帝国的惟一的一条中西交流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又确认丝绸之路还包括长城以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由东海至南海经印度洋航行至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分别至缅甸、印度、中亚和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大大扩展了丝绸之路的内涵和外延。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成都平原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甸、印度和越南等地区内，近年出土不少相似或相关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中国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近东的文化因素集结，同时在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区域也发现了中国西南文化因素，确切表明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同外部世界所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交流线路的存在。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线路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阿富汗至西亚，以及从成都经云南至东南亚的古代中外国际交通线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初步开通，《史记》称之为“蜀身毒道”。这条丝路纵贯亚洲，直抵欧洲地中海区域，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历史最悠久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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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星堆海贝、象牙、青铜剑与印度古文明 |
以四川古代文明即古蜀文明为重心的中国西南地区，同印巴次大陆之间，早有交流道路可通。由蜀入滇，经缅甸达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蜀身毒道”，是沟通其间各种联系的主要通道。这条线路在殷商时代就已初步开辟，到战国时代愈益发挥出重要作用。
1、海贝
1986年，考古学家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了距今约3200年的一、二号祭祀坑，坑内出土4000余枚海贝，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齿贝，大小约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中间有齿形沟槽，这种海贝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显然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引入的。据史载，印度地区自古富产齿贝，当地居民交易常用齿贝为货币。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齿贝，大多数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以便于串系，用作货币进行交易。这种用贝币作为商品交换等价物的情形，同南亚次大陆和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以及商周贝币的功能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先秦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出土来自于印度洋的海贝之地，并不只有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处，在云南大理、禄丰、晋宁、楚雄、昆明、曲靖，以及四川凉山、茂县等地，多有发现。这些地区没有一处出产海贝，都是从印度地区引入的。把这些出土海贝的地点连接起来，恰是中国西南与古印度地区的陆上交通线——蜀身毒道，亦即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这就意味着，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之间已有了文化交流关系。
2、象牙
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出土了13支象牙；在二号祭祀坑内，出土了60余支象牙。三星堆青铜制品中最具权威、高大无双的二号坑青铜大立人——古蜀神权政体的最高统治者蜀王的形象，其立足的青铜祭坛（基座）的中层，也是用四个大象头形象勾连而成的。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成都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的重量，竟然超过1吨。
古地学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并不适合象群的生存。至今为止的考古学材料还表明，史前至商周时期成都平原虽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兽类，然而诸多考古遗址中所发现的动物遗骨遗骸，除家猪占很大比重外，主要还有野猪、鹿、羊、牛、狗、鸡等骨骼，除三星堆祭祀坑和金沙遗址外，没有一处发现大象的遗骸、遗骨，更谈不上数十成百支象牙瘗埋一处。足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象牙必定不是原产于四川盆地。
商周时期黄河流域有象，历史文献记载有象牙及象牙制品，考古也发现有象牙制品。殷墟甲骨文有象字，河南为豫州，即与“服象”有关。但在周初，周武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周成王时“殷民反……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至汉代，大象已被作为“殊方异物”，由外域进贡中华朝廷。据竺可桢先生研究，汉代气候业已转冷，黄河流域的气候已不适应大象生存。这就意味着，商代三星堆的象牙，不会是由中原地区引入。
云南西南部以及以西的缅甸、印度地区，自古为大象的原产地。不过，汉唐时期的文献对于云南产象的记载，仅限于其西南边陲，即古哀牢以南的地区，这在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和樊绰《蛮书》里有着清楚的记载。而在云南东部、东北部，即古代滇文化的区域中，以及在云南西部，即滇西文化的区域中，古今均无产象的记载。考古发掘中，无论在滇文化区域还是滇西文化区域中，也都未曾发现数十支象牙瘗埋一处的情形。而古蜀文化与云南的关系，主要是与滇文化和滇西文化的关系，与云南西南部并无何种关联。由此可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象牙，也与滇池文化区域和滇西文化区域无甚关系。
以上分析表明，商代三星堆遗址的象群遗骨遗骸，以及三星堆和金沙的象牙，既不是成都平原自身的产物，也不来自于与古蜀国有关的中国其他古文化区。揆诸历史文献，这些象群和象牙是从象的原产地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西行报告说：“然闻其西（按：此指“昆明”，在今云南大理之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日滇越。”滇越即印度古代史上的迦摩缕波国，故地在今东印度阿萨姆邦。《大唐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记载道：“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之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史记·大宛列传》还说：“身毒……其人民乘象以战”。《后汉书·西域传》也说：“天竺国，一名身毒……其国临大水，乘象以战……土出象、犀……”大水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根据古希腊文献的记载，古印度难陀王朝（公元前362－前321年）建立的军队中，有2万骑兵、20万步兵、2000辆战车、3000头大象，孔雀王朝（公元前321－前185年）的创建者月护王拥有一支由9000头战象、3万骑兵、60万步兵组成的强大军队，这和中国古文献的记载相当一致。汉唐之间中国古文献极言印度产象之盛，说明即使从汉武帝开西南夷到东汉永平年间永昌郡归属中央王朝后，印度象群的数量之多，仍然令中国刮目相看。《史记》和《后汉书》等文献所数称的“大水”（印度河），正是辉煌的印度河文明的兴起之地。考古发掘中，在印度河文明著名的“死亡之城”摩亨佐·达罗废墟内，发现了曾有过象牙加工工业的繁荣景象，还出土不少有待加工的象牙。以此并联系东印度盛产大象的情况，以及三星堆祭祀坑内成千枚来自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海贝，可以说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象牙是从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而其间的交流媒介，正是与象牙一同埋藏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量贝币。
3、青铜剑
中国境内的青铜短剑，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西北和西南地区，时间是在商代中晚期。而近东地区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已开始使用剑身呈柳叶形的青铜短剑，这种剑型不久传入中亚地区和印度地区，在公元前二千纪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和中国西南地区。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青铜短剑，剑身呈柳叶形，多为曲柄剑，或是翼格剑、匕首式短剑，多在剑首处铸有动物形雕像。这种剑型，形制几乎与中亚青铜短剑一致，因而学术界认为这类青铜短剑很有可能是从中亚引入的剑型。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青铜短剑，主要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内外，初现年代为商代中晚期或更早。成都平原发现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制几乎与近东、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青铜短剑相同，都是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剑茎与剑身同时铸成，剑身有宽而薄与窄而厚两种。很容易判断，两者之间具有同源的关系。印度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时代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这个时代，正是古蜀三星堆青铜文明从发展走向鼎盛的时代，也是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初现的时代。由此看来，古蜀地区的柳叶形青铜短剑这种剑型，应当是从伊朗高原经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引入，而古蜀人在古蜀地区自己制作的。
4、海洋生物雕像
饶有兴味的是，在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不少青铜制的海洋生物雕像，全部用平雕方法制成。虽然这些青铜制品多已锈蚀，但仍可清楚地分辨出数枚铜贝和其他数种海洋生物雕像。假如古蜀人没有亲临印度洋地区并在那里获得深刻的海洋生物印象和丰富的知识，就绝不可能制作出如此众多的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雕像来。这就意味着，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冲出狭隘的内陆盆地，走向蔚蓝的海洋，迎接了来自印度洋的文明因素的碰撞。这比起古代黄河流域汉文史书的记载，足足早出了一千多年。
此外，三星堆城市文明、人体装饰艺术、神树崇拜，以及象征南亚热带丛林文化的大量象牙，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关系。从而可知，早在公元前一千四五百年，经由中国西南出缅甸至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西亚的广阔空间内，存在着一条绵亘万里的经济文化交流纽带，它的一头向着中亚和西亚乃至欧洲大陆延伸，另一头向着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延伸；而这条纽带的中心或枢纽，正是地处横断山脉东侧和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古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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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星堆文化与近东和欧洲古代文明 |
李学勤先生指出：丝绸之路这个观点就是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历史上连接欧亚的就是几条丝绸之路。这几条丝绸之路里面，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西南丝绸之路，而对于西南丝绸之路来说，三星堆文化又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考古学证据表明，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同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十四五世纪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就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等，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古蜀本土的文化，在古蜀本土完全找不到这类文化因素的渊源。不仅如此，即令在殷商时代的全中国范围内，同样也找不到这类文化形式及其渊源。那么，这类文化形式究竟从何而来呢?考古学上，至少有三个证据所构成的文化丛，可以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渊源于古代近东文明。这三个证据，就是青铜人物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
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开始形成了青铜雕像文化传统。在乌尔(ur)，发现了这个时期的青铜人头像。在尼尼微（Nineveh），发现了阿卡德·萨尔贡一世（Sargon 1 of Akkad，2800 B．C．）的大型青铜人头雕像，小型工人全身雕像，还出土各种青铜人物和动物雕像。在埃及，1896年发现了古王国第六王朝法老佩比一世（Pepi 1，2200B．C．）及其子的大小两件一组的全身青铜雕像。古埃及文献所载这类雕像，其铸造年代还可早到公元前2900年。中王国以后，埃及利用青铜制作各类雕像的风气愈益普遍，在卡纳克(Karnak)遗址就曾发现大量青铜雕像残片。在印度河文明的摩亨佐·达罗城址（City Site of Mohenjo-daro，2500～2000 or1750B．C．），也发现了若干青铜雕像，包括人物雕像、动物雕像和青铜车，其中以一件戴着手镯臂钏的青铜舞女雕像驰名于世。
权杖起源于西亚欧贝德文化第4期（UbaidⅣ），年代约为公元前四千年代前半叶。在以色列的比尔谢巴（Beersheba），发现了公元前3300年的铜权杖首，在死海西岸以南恩格迪（Engedi）的一个洞穴窖藏中发现铜权杖首240枚、杖首80枚。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用权杖标志神权和王权的传统，在当时的石刻、雕塑和绘画等艺术品中比比可见。古埃及也有权杖传统，早王朝初期埃及文字中就有权杖的象形字。埃及考古中出现过大量各式权杖，既有黄金的也有青铜的，有学者认为与西亚文化的传播有一定关系。后来全世界许多文化都用权杖标志权力，其最初根源即在美索不达米亚。
至于黄金面罩，西亚乌鲁克（Uruk）文化时期娜娜女神庙出土的大理石头像，曾复以金箔或铜箔。叙利亚毕布勒神庙地面下发现的一尊青铜雕像，亦覆盖着金箔。西亚艺术中的许多雕像都饰以金箔，如乌尔王陵中的牛头竖琴，牛头即以金箔包卷而成，另外的几尊金公牛雕像也以1／2～2毫米的金箔包卷。埃及的黄金面罩，最著名的是图坦哈蒙王陵内发现的葬殓面具。迈锡尼文明中屡见覆盖在死者头部的黄金面罩，有学者指出这种文化并非当地的文化形式，是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
从青铜雕像、权杖、金面罩以及相关文化因素的起源和发展轨迹看，近东文明这些文化因素集结相继出现在其他文明当中，具有传播学的意义。
古蜀文明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其上源既不在古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上述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
从青铜雕像人物面部形态上看，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中除开那些西南夷的形象外，高鼻、深目的若干面部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类人物，阔眉、杏叶大眼，颧骨低平，高鼻梁，挺直的鼻尖，大嘴两角下勾，下颌一道直达双耳后面的胡须。这些面部特征，与同出的各式西南夷形象以及华北、长江中下游商周之际的各种人面像明显不同，也与成都指挥街发现的华南人扁宽鼻型的人头骨不同。很明显，如此风格的人物面部形态造型，它们的文化因素来源于中国以外。
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的面部神态几乎雷同，庄严肃穆，缺乏动感和变化，尤其是双眉入鬓，眼睛大睁，在整个面部处于突出地位，这同西亚雕像艺术的风格十分接近。眼睛的艺术处理，多在脸孔平面上铸成较浅的浮雕，以突出的双眉和下眼眶来显示其深目，这也是西亚雕像常见的艺术手法。对于人物雕像的现实主义和对神祗雕像的夸张表现，也同西亚近东早、中期的艺术特点有相近之处。而对于神树的崇拜，则反映了这种文化形式从近东向南连续分布的情景。
在功能体系上，不论西亚、埃及还是爱琴文明中的青铜雕像群，大多出于神庙和王陵，普遍属于礼器，起着祭祀和纪念的作用。三星堆雕像群也出于祭祀坑内，无一不是礼器，无一不具宗教礼仪功能。它们与近东雕像的意义完全相同，如出一辙，而与中原地区所出雕像主要充作装饰的情况相去甚远。至于用金杖代表国家权力、宗教权力和经济特权，就更与华北用“九鼎”来代表这些权力的传统有着明显差异，而与近东文明却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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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那(Cina)”与成都 |
“支那”（Cina）是古代印度地区对中国的称呼，最初见于梵文，出现年代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过去人们通常以为，“支那”一词指的是秦国，或者楚国，很少有人把这个名称同成都联系在一起。
指认支那为秦国或楚国，其实是没有什么可靠的材料为依据的。从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以为，支那是印度对秦始皇所建立的秦王朝的称呼。但是秦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21年，而支那名称在印度的出现却可早到公元前4世纪，可见伯希和的说法不能成立。有的学者以为，支那是印度对春秋时代秦国的称呼。但是，春秋时代秦对陇西、北地诸戎并没有形成霸权，秦穆公虽然“开地千里、并国十二”，却得而复失，仅有三百里之地。而且，诸戎从西、北、东三面形成对秦的重重包围，阻隔着秦的北上西进道路，秦不能越西戎一步，何谈将其声威远播西方?直到公元前3世纪初，秦在西北地区才最终获胜，而此时“支那”一名早已在印度出现。显然，支那名称的起源与秦国无关。至于指认支那为荆，由于其立论基础不可靠，同样难以成立。
古蜀文化从商代以来就对南中地区保有长期深刻的影响，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已同印度地区存在以贝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和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这就为古蜀名称远播于印度提供了条件。另据《史记》和《汉书》，蜀人商贾很早就“南贾滇、僰僮”，并进一步到达“滇越”从事贸易，还到身毒销售蜀布、邛竹杖等蜀物。滇越，即今天东印度阿萨姆地区，身毒即印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古籍《政事论》提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所说蚕丝和织皮纽带恰是蜀地的特产。这与中国史籍《史记》所记载的汉武帝时张骞在今阿富汗见到当地商人从印度贩回“蜀布、邛竹杖”的情况，恰相一致，而张骞在中亚所见到的惟一的中国产品就是“蜀布、邛竹杖”等“蜀物”，这就表明了战国时期蜀人在印度频繁的贸易活动，而这又是同商代以来三星堆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流一绪相承的。在这种长期的交往中，印度必然会对古蜀及其名称产生较之中国其他地区更多的印象和认识。
“成都”这个名称，产生很早，已见于《山海经》，春秋时期的四川荥经曾家沟漆器上还刻有“成造”（成都制造）的烙印戳记。“成”这个字，过去学者按中原中心论模式，用北方话来复原它的古音，以为是耕部禅纽字。但是，从南方语音来考虑，它却是真部从纽字，读音正是“支”。按照西方语言的双音节来读，也就读作“支那”。这表明，支那其实是成都的对音。
梵语里的Cina，在古伊朗语、波斯语、粟特语以及古希腊语里的相对字，均与“成”的古音相同，证实Cina的确是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他地区的相对字则均与成都的转生语Cina同源。从语音研究上看，这是应有的结论。而其他诸种语言里支那一词的相对字都从梵语Cina转生而去，也恰同成都丝绸经印度播至其他西方文明区的传播方向一致，则从历史方面对此给予了证实。因此，从历史研究上看，支那一词源出成都，也是应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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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赛里斯（Seres）”与成都 |
根据古代希腊罗马文献的记载，在东方极远的地方，有一地域叫Seres。大多数西方文献以Seres为中国的代称。中文一般根据其读音译为赛里斯，也有一些论著直接译为中国。
但是，Seres的内涵究竟是指什么？或它究竟是指中国的哪一地域？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向来存在争议，诸家说法不一。
不少学者认同法国汉学家玉尔（Henry Yule）所提出的对Seres的解释。玉尔认为：Seres、Serica二字，出于希腊罗马称中国绢缯的Sericon 、Sericum，这字又由阿尔泰语讹传。中国的丝绢，早为西方欧洲社会所喜爱，自古经索格德拉（Sogodiana）、安息（Parthia）商人输往西方，为希腊罗马士女所珍爱，以致因缯绢而称呼其产地。Sin、Sinai系统的字，胚胎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秦帝国名称，后百余年随汉武帝远征匈奴而传至边远之地。他认为，Seres 名称的起源，仅能上溯到公元前221年，但缯绢贸易的存在则可上溯到远古。另有一些学者认为Sin为蚕之译音。虽然，蚕字上古音为侵部从纽，读若Cin，与Cina读音相近。但是， Sin系统的字既然源出阿尔泰语，起源较晚，那么它与起源较早的梵语Cina系统就不具有同等的关系，应当是来源于梵语，其间关系恰好与中国丝绸从古蜀经印度西传的途径相一致。玉尔以为Seres名称为陆路西传，Cina名称为海路西传，其实并没有坚实可信的证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坚持认为Seres、Sin均出Cina，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B.Laufer）亦赞同这一看法。应当说，在这一点上，伯希和与劳费尔的看法是正确的。
赛里斯（Seres）和后来产生的秦尼（Thinai）名称，都是公元前后西方人对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一名初见于公元前4世纪欧洲克尼德（Cnide）的克泰夏斯(Ctesias)关于远东有人居住地区珍异物的记载，秦尼（Thinai）一名初见于公元1世纪末亚历山大城某商人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公元530年希腊教士科斯麻斯著《基督教世界风土记》，则称为Tzinitza及Tzinista，实与拉丁文出自一源。而据戈岱司的看法，西语里的秦尼扎（Tzinitza）或秦尼斯坦（Tzinista），“显然就是梵文Cinathana（震旦）的一种希腊文译法” 。可见，不论是赛里斯（Seres）还是秦尼（Thinai），或是秦尼扎（Tzinitza）、秦尼斯坦（Tzinista），它们的语源都是支那（Cina），而支那就是成都的梵语译法。
公元1世纪末亚历山大城某商人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是分析希腊时代关于东方地理知识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厄立特里亚航海记》谈到，经过印度东海岸以后，向东行驶，到达位于恒河口以东的“金洲”后，再经过一些地区，到达赛里斯，一直到达一座名叫秦尼（Thinai）的内陆大城市的地方，该地通过两条不同的道路向印度出口生丝、丝线和丝绸。第一条道路经过大夏到达婆卢羯车（Barygaza，即今之布罗奇）大商业中心，另一条路沿恒河到达南印度。赛里斯国与印度之间居住着称为贝萨特人（Besatai）的野蛮人，他们每年都要流窜到赛里斯国首都与印度之间，随身携带大量的芦苇，芦苇可用来制作香叶（肉桂），这种东西也向印度出口。据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研究，贝萨特人的位置是介于阿萨姆和四川之间，《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的编者戈岱司完全同意李希霍芬的看法。这一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印之间的交通线是从四川经云南和缅甸到达东印度、北印度、西北印度和中亚的。
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记载了10世纪时阿拉伯人麦哈黑尔东游写的《游记》，其中说到中国的都城名为新达比尔（Sindabil）。玉尔分析说：“谓中国都城曰新达比尔（Sindabil），此名似阿拉伯人讹传之印度城名，如康达比尔（Kandabil）、山达伯尔（Sandabur）等，中国无如斯之城名也，其最近之音为成都府，马可波罗游记作新的府（Sindifu）,乃四川省之首府，五代时，为蜀国之都城。” 这条材料十分重要。10世纪时的中国，最初七年是唐末，多半时间属于五代十国时期，960年以后是北宋，这些政权的首府和唐、宋都城名称的读音，除蜀之成都外，没有一座的发音接近Sindabil和 Sindifu，可见当时阿拉伯人是用Sindabil这个名称来指称中国都城的。从语音上分析，不论Sindabil还是Sindifu的词根，都与古希腊语Sina、Seres的词根完全一样，均为sin，而Seres、Sin均源出古印度梵语Cina，其它音节都是词尾，可见Sindabil、 Sindifu的语源是从Sina、Seres演变而来的，而Sina、Seres又是从Cina演变而来的。这种演变关系的原因在于，由于最初经印度传播到阿拉伯人手中的丝绸是成都生产的丝绸，而成都是蜀之都城，所以都城生产的丝绸这一概念在阿拉伯人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直到10世纪时还不但保留着成都（Sindabil）这一称呼，而且更用这个名称来指称阿拉伯人所认为的中国都城。玉尔说，阿拉伯人《麦哈黑尔游记》“谓中国都城曰新达比尔（Sindabil），此名似阿拉伯人讹传之印度城名”，恰好揭示出了丝绸产地成都（Sindabil）与丝绸中转地印度（Sindhu）和丝绸到达地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和路线关系，这是很有意义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不论 Seres（赛里斯）、Cina还是Sindifu所指的地域，其实都是中国西南古蜀之成都。如像此类因缺乏直接接触和交流而误解异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史例相当不少，正如有的中国古文献把Sindhu（印度河）当作五天竺（五印度），而以条支指称阿拉伯，却不知那些地域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权变化已引起多次版图变化和名称变化的情况一样。
印度学者谭中先生指出，欧洲人称中亚为Serindia，这个词的Ser是Seres或Serica的缩写，意思是“丝国”，是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Serindia的意思是“中印”。这与人们把东南亚半岛称为“印度支那”（Indochina）如出一辙。Serindia和 Indochina这两个概念，是指中印文明相互交流、相互激荡的大舞台。欧洲人到了Serindia和 Indochina（中亚和东南亚半岛），就有中亚文明相互交叉影响的感觉，所以这样取名。而印度人自己的“印度”名称，来源于Sindhu这个名称，Sind是河流的名称，即是印度河，Sindhu一地现在位于巴基斯坦，是著名的印度河文明的发祥地。根据这个认识来看，Seres这个名称，显然是与Sindhu（Sindhu，在波斯人那里讹变为Hindu，传入希腊后，希腊人又讹变为Indus，此即India名称的由来）这个名称一道，从印度西传到中亚地区的，欧洲人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知道Cina这个名称，而且把梵语的Cina一词，按照欧洲人的语言，音转成了西语的Seres。由此看来，Seres名称和Sindhu名称同传中亚，应该是从今印度经由巴基斯坦西传的。张骞所说蜀人商贾在身毒进行贸易活动，身毒即是Sindhu的汉语音译，指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地区。可以知道，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亚地中海，这条路线正是南方丝绸之路西线所途经的国际交通线。这与中国古文献《魏略·西戎传》所记载的蜀人商贾在“滇越”（东印度阿萨姆）进行贸易活动、《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蜀人商贾在身毒（西北印度）进行贸易活动的路线是恰相一致的。
克泰夏斯的生活时代是公元前4世纪，此时关于支那（Cina）的名称已经远播于印度。古蜀人经云南、缅甸进入印度，一条主要的通道是从今东印度阿萨姆经北印度进入西北印度（身毒），这正与克泰夏斯把Seres和北印度联系在一起的记述相吻合，也与古蜀丝绸西传印度的年代、地域和路线相吻合。应该说，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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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瑟瑟（Sit-Sit）”的来源 |
唐代诗人杜甫寓居成都时，曾在《石笋行》诗中说，成都西门外，“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瑟瑟（Sit-Sit），是古代波斯的宝石名称，是示格南语或阿拉伯语的汉语音译。中国古书关于瑟瑟的性质有不同说法，主要指宝石，又称“真珠”，明以后主要指人工制造的有色玻璃珠或烧料珠之类。唐时成都西门一带，先秦曾是蜀王国墓区所在，近年不断发现大批墓葬。杜甫说这里雨多往往得瑟瑟，足见当年随葬之多，又足见蜀人佩戴这种瑟瑟串珠之普遍。既称“瑟瑟”，当然就是来自于中亚、西亚地区，并且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而来。
据李膺《成都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珍珠为帘，其后蜀郡火，民家数千与七宝楼俱毁。”由“真珠”之名可知，制作开明氏七宝楼帘的“真珠”，应属瑟瑟一类外来产品，原产于西亚和中亚。古代诗文和史籍记载的在成都发现的瑟瑟，数量如此之多，说明蜀与中亚、西亚有着大量的经济文化往来。
除了瑟瑟之外，古蜀还从西亚地区输入琉璃珠和蚀花肉红石髓珠。四川青川郝家坪第13号战国墓曾出土蚀花石珠（俗称“蜻蜓眼”），形态极似西亚早期的产品。1978重庆发现的两颗蚀花琉璃珠的形态和纹饰，也极似于西亚的早期同类品。在四川茂县的早期石棺葬中，曾出土产于西亚的不含钡的钙钠玻璃。在理塘县，也曾发现琉璃珠。而在云南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亦出土西亚的早期肉红蚀花石髓珠和琉璃珠。古蜀和滇文化区西亚石髓珠和琉璃珠的发现，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巳发生的事实。
蚀花肉红石髓珠和不含钡的钙钠玻璃（琉璃）原产地均在西亚，有悠久的历史，后来传播于中亚和印度河地区。这些人工宝石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一般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从西亚、中亚到南亚再到中国西南这一广阔的连续空间内，出现的文化因素连续分布现象，恰好表明一条文化交流纽带的存在。这条纽带，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古蜀文化中的西亚因素，便是通过这条古老的文化纽带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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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丝绸的西传 |
成都丝绸织锦，自古称奇。西汉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发文扬采，转代无穷。蜀锦的生产年代很早，大约在商周时代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早在商周时期，古蜀地区便初步发展了与印度和东南亚大陆的陆上交通。西方考古资料也说明，中国丝绸至少在公元前600年就已传至欧洲，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五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而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已传至埃及，到公元前四五世纪时，中国丝绸已在欧洲流行。这两种情况，在早期中西交通的开通年代上是吻合的。可是如果仅仅根据中国古文献的记载，至公元前2世纪末期汉武帝时，汉王朝才开通西域丝绸之路，远远晚于考古发现所真实反映的中国丝绸西传欧洲的年代。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之一，丝织素称发达，商周时期四川的丝绸制作已有相当发展，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内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头戴的兽首花冠和身着的长襟衣服上所饰的有起有伏的各种花纹，已显示出蜀锦和蜀绣的特征。西周前期，渭水上游宝鸡附近分布着一支氏族类，是古蜀人沿嘉陵江向北发展到渭水上游的一个拓殖点。在氏墓葬内，发现丝织品辫痕和大量丝织品实物，丝织品有斜纹显花的菱形图案的绮，有用辫绣针法织成的刺绣，这些丝织品其实就是古蜀丝绸和蜀绣，它们出土于以丝织著称的蜀人墓中，不是偶然的。
春秋战国时代，成都的丝绸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湖南长沙和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和刺绣，即是古代蜀国成都的产品，与四川炉霍卡莎石棺葬内发现的织品相似。不少学者认为，张骞在大夏看见的“蜀布”，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印度学者Haraprasad Ray教授指出，在印度阿萨姆语里，“布”可以用来表示“丝”的意义，因为当时印度没有丝，当然就不会有丝的语词。西汉扬雄《蜀都赋》说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前任考古所所长乔希（M.C.Joshi）曾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Shiva）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印度教里湿婆神的出现年代相当早，早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已有了湿婆神的原型，后来印度教文明中的湿婆神就是从印度河文明居民那里学来的。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至少也是在公元前500年以前，相当于中国的两周时期，那时中原尚不知九州以外有印度的存在，而古蜀成都经由西南夷已与印度有了丝绸贸易关系。公元前4世纪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季羡林先生指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的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通过缅甸又输入印度的丝的来源地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由此看来，先秦时期中国成都丝绸的西传，应当或主要是从蜀身毒道西行的。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发掘的亚历山大城的一座堡垒内曾出土大量中国丝绸，据研究，这批丝绸是经南方丝绸之路，由蜀身毒道转运到中亚的蜀国丝绸。喀布尔正当南方丝绸之路要道，这批丝绸出现在那里不是偶然的。
先秦和汉初，从成都平原经云南至缅、印、中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的早期交流中已扮演着重要角色。春秋以前，由中国西北方面民族的迁徙所带动的一些民族群团的大规模西迁还未发生。据西史的记载，欧亚民族的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当公元前七八世纪之际，欧亚大陆间的民族分布大致是：西梅瑞安人在今南俄一带，斯基泰人（Scythian，或译西徐亚）在西梅瑞安人稍东之地，索罗马太人（Sauromathae）在里海之北，马萨及太人（Massagetae）自黠嘎斯（kirghiz）草原至锡尔河（Sir Daria）下游，阿尔其贝衣人（Argippaei）在准葛尔及其西一带，伊塞顿人（Issedones）在塔里木盆地以东，阿里马斯比亚人（Arismaspea）在河西一带。这一时期经中国西北方面以及经北方草原方面的对外文化交流尚存困难。至秦穆公时（前659－前621年在位），用由余之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但秦在西北地区获取最终胜利是在公元前3世纪初，此后西戎也才远居秦陇之西。而秦穆公固然武功勋烈，独霸西戎，但却得而复失。《汉书·韩安国传》所以说“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其原因正在于此。诚如蒙文通先生所说：“秦陇西之得而复失屡也，则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疆土之蹙，事可互证。非秦之支柱其间，是诸戎者胥相率而东也。”
战国至汉初，由于匈奴和西羌分别封锁了河西走廊和北方草原地带，致使西北和北方的中西交通仍受阻隔，张骞所说“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反映的正是这种实际情况。而在中国西南方面，古蜀文化的空间分布十分广阔，《华阳国志·蜀志》记述道：“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其西南方向与永昌、滇越等夷越直接相连，这正是蒙文通先生所论证的包括汉之益州、永昌、越巂等在内的蜀之南中。由于西南夷很早就已是蜀的附庸，商周时期古蜀王作为西南夷诸族之长，长期控制着西南夷地区，“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僰道有故蜀王兵栏”，古蜀与西南夷诸族之间的关徼常常开放，因此出西南夷道至缅、印而达阿富汗、中亚再至西亚和地中海，实比从西北和北方草原西行更容易。张骞西行报告说明，通过他的实地考察，得知不论从西北还是从北方草原地区出中国去中亚，都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沿途环境险恶，民族不通，极为困难，只有从蜀经西南地区去印度到中亚，才是一条既便捷又安全的道路。而古蜀在西南地区的文化辐射和影响，基本上就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展开的。张骞，汉中城固人，亦即蜀人，深知西南夷道上蜀与南中诸族的历史关系，所以说“从蜀宜径，又无寇”，可以由此打通中国与外域的关系。把张骞在中亚所见惟一的中国产品“蜀物”，和他所知惟一到印度从事贸易活动的中国商人“蜀贾”，同蜀贾在身毒和在东印度阿萨姆滇越从事商业活动等情况联系起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秦和汉初蜀人商贾在印度和中亚从事丝绸、“蜀物”等长途贸易，必然是通过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丝绸输往南亚、中亚并进一步输往西方的最早线路。早在商代中晚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初步开通，产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齿贝和印度地区的象牙即在这个时期见于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三星堆青铜雕像文化因素和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制等也由此而来，产于印度和西亚的“瑟瑟”也不仅见于四川考古，而且见于文献记载。印度所最早知道的中国，梵语名称作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就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转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Seres、Thinai等，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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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语 |
南方丝绸之路以四川为重心。正如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所说：“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起点，向南分为东、中、西三线：
西线是《史记》所称的蜀身毒道，包括灵关道（又作零关道，或牦牛道）和五尺道，灵关道从成都经今四川双流、新津、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越金沙江至云南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五尺道经今四川乐山、峨嵋、犍为、宜宾、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这两条道路在大理会合后，继续西行至今永平，称为“永昌道”，从永平翻博南山、渡澜沧江，经保山渡怒江，出腾冲至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抵缅甸八莫，再西去印度、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
中线是一条水陆相间的交通线，有步头道和进桑道两条道路。步头道是水陆分程的起点，先由陆路从蜀、滇之间的五尺道至昆明、晋宁，再从晋宁至通海以南的步头，利用红河下航越南。《蛮书》卷六：“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航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通海之南步头所在，众说纷纭，但诸说都认为步头是出云南至越南的水路分程地点，以下即沿红河下航。方国瑜先生《南诏通安南道》认为，步头道在红河之元江经河口以至河内一线，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秦灭蜀后，蜀王子安阳王即从此道南迁至越南北部立国。至于进桑道，据《水经·叶榆水注》和严耕望教授考证，应是出昆明经弥明，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入越南河江、宣光，循盘龙江，抵达河内。
东线称为夜郎道或牂牁道，从蜀之成都南下至夜郎（今贵州西部），再经西江至番禺（今广州），出南海。
南方丝绸之路西线从成都平原经云南至缅甸，西行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再至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历史最悠久的交通大动脉之一。南方丝绸之路中线和东线则沟通了中国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之词，其中有位于“正南”的“产里、百濮”，即分布在东南沿海至南海一带的族群。香港南丫岛曾出土典型的三星堆文化牙璋，三星堆祭祀坑里的部分海贝也来自于南海，表明早在商代，古蜀文明就已经与南海地区发生了文化联系和交流。由此看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濮系民族之间的联系，其交通应沿红河步头道和盘江进桑道等线路往还进行。而东南亚、南海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海贝、牙璋等文化交流，也是通过红河道、盘江道和蜀、黔、桂、粤牂柯道相互往返联系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文化因素西渐进入缅、印，则经由中国西南地区西行而去。可见，南方丝绸之路确曾对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动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不愧为古代亚洲以至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大纽带。
参考文献：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2]《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3] B.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4] 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5]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6]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6～162页。
[7]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8]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
[9]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0]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11]常璩：《华阳国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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