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述及逸事
1928年后,清华由罗家伦就校长职,高谈“纪律化”,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新时代有新气象,但仍然不免“旧时代”的争权夺利。清华校长一职,就有三十人争夺。甚至于还有比“旧时代”更“青出于蓝”的表演。陈寅恪于庚午年(1930年)所作《阅报戏作二绝》,可表达对此“新形象”的观感: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石头记中刘姥姥,水浒传里王婆婆;他日为君作佳传,未知真与谁同科?①陈寅恪很有幽默感。在陈哲三的《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有这样的回忆:有天我们在座,先生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当然是说我们是梁启超、王国维的学生,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是溥仪的少年同学。大家哄堂大笑。更妙的是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后,罗家伦接任清华,特意去看望陈寅恪,当时陈哲三等同学也在场。罗家伦送给陈寅恪一本书,是他编的《科学与玄学》,记述张君劢、丁文江辩论的一段文坛旧事。陈寅恪翻了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何如?”罗家伦说:“甚好,我即刻去买上好的宣纸来。”陈寅恪说:“不用了,你听着: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罗家伦一摆手,大笑不止。陈寅恪又说:“我再送你一个匾额:儒将风流。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上下联中将“家”、“伦”二字嵌入,精妙之极。陈寅恪才思敏捷,诙谐风趣,大率如此。其实他的一时戏作是有深意的。陈寅恪对于当时科学与玄学之争,中西文化论战,皆不以为然。他一生秉承的思想,是调和中西,中体西用。吴宓曾对此作过如是的评语,陈寅恪自己也如此承认。这幅即兴所作的对联,就是这种思想的表露。
陈寅恪从37岁(1926)初任教清华,到48岁(1937年七七事变),大约十二年的时间,都住在清华园。这一段时间是他的一生中读书最勤、研究最力、收获最多的日子。主要是因为生活较为安定,图书资料较易获得,研究条件较佳的原因。自1930年起,陈寅恪虽然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并且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但是不负实际事务的责任,然而在他研究工作中却得到了更多的方便。陈寅恪此时治学之勤,可以从他的长女流求的追忆中,略知一二: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住在清华园南院,后移居新西院(按1935年后),距西校门不远。这时家中生活紧凑而有规律。父亲每天出门总是夹着个布包袱,包着书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
此外,他又经常乘车从清华园到大高殿军机处看档案。许多机密文件都用满文书写,陈寅恪一边检阅,一边汉译,遇到疑难的单字和词句,就随手记录,以便查字典或请人代为解答。
在清华,陈寅恪更是名教授。除了本校历史和中文系的学生听讲外,还有校外旁听生,“慕名而来,满载而归”。当时在燕京读书的周一良回忆道:“我从燕京到清华旁听(实际是偷听,因为不需办任何手续)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不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都已经逝世)。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以后,常常讨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罗香林也回忆道:“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清华改制为大学,又恰逢建校20周年。陈寅恪借此机会对当时的学术现状,做了语重心长的批评和建议。他最感忧虑的是,中国学术之未能独立。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和西洋学术领域依赖于外国,即使是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的情况,也莫不“乞灵于外人之调查统计”。至于本国文史之学,史料虽多,但仍然没有系统和方法。陈寅恪认为当时大学中,未必有人“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史学研究更远不能与东邻日本相比,不禁有“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之惧。至于本国语文,一味以新文学创作为宗旨,而不求通解及剖析本民族所承受的文化内容。各学科的研究资料,由于缺乏制度、设备与政策,不是流散,就是秘藏。即使是公家博物馆和
图书馆,也因种种限制,难以提供研究的便利。而此时国家还没有一正规的印刷厂,难以使国宝珍藏普及流布。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添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
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可是,陈寅恪对清华的期望,以及个人的志趣与抱负被日渐恶化的时局所打断。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大多数人只顾及眼前的困难,无暇考虑百年大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群情尤为激昂,陈寅恪曾有诗云:“钟阜徒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南朝旧史皆平话,说与赵家庄里听。”讥讽当时人沉湎不悟,不记取历史教训。陈寅恪受到时局的震动,自不待言。但“空文自古无长策”;正是“欲著辨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书生救亡无力的无奈心情,自不限陈寅恪一人。惟有“酒共愁添哭是歌,悲秋意苦奈秋何”,并借吟咏以感伤国事世局。①
“九一八事变”后,又有西安事变,时局更加动荡不安。西安事变的结果,虽然停止了内战,但中日之战却迫在眉睫。日本的侵略军正虎视眈眈,待机而发。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陈寅恪不得不结束平静的清华园学者生活,踏上苦难的流亡征途,转徙于西南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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