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外来物质文明的贡献
随着大量考古新发现、墓志的出土和发表，以及传世文献的数字化，我们今天对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物质文明和宗教文化如何沿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有了比前人更加清楚的认知，特别是对于中古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的粟特商人的重要性，所知更为丰富多彩。
敦煌长城烽燧发现的粟特语古信札，记录了粟特商人在丝路沿线建立的贸易网络和经营方式（参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第2辑）；吐鲁番出土的高昌王国称价钱文书，表明粟特商人用中转贸易的形式，经营丝路上的贵重商品交易（参朱雷《麹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期，1982，17-24页）；安伽、史君等北朝末年粟特领袖墓葬的出土墓志与图像，表现了粟特商队首领萨保的日常生活场景，以及他们使用的器皿，他们歌舞、宴饮的情景（参荣新江《有关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墓的几个问题》，张庆捷等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126-139页；荣新江《一位粟特首领的丝路生涯——史君石椁图像素描》，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4，45-50页）。
这些都让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活动与他们带来的粟特、波斯文化，为我们判定零散出土的粟特、波斯器物以及史籍中的相关记载，提供了非常直观的素材（参荣新江《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与粟特文化》，郑培凯主编《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香港城市大学岀版社，2009，75-89页）。粟特商人不仅垄断了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而且也用萨珊银币垄断了丝路上的货币流通，使得自己掌控着商品和商品交换的等价物（参荣新江《丝路钱币与粟特商人》，上海博物馆编《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1-7页）。
在9、10世纪粟特人逐渐失掉他们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垄断地位后，一些丝路沿线的绿洲王国或地方政权，开始经营传统的中转贸易，我们从敦煌出土的文书，可以看到吐蕃统治时期（786－848）到归义军时期（848－1035）于阗、敦煌、甘州回鹘、西州回鹘等地方政权之间，以中原的丝绸以及本地土产（如于阗的玉石）来经营小王国之间的中转贸易。敦煌文书的记载表明，中原以及西域王国生产的丝织品，依旧是丝绸之路上最为畅销的商品之一，“丝绸之路”的名字，可谓名实相符。
五 三夷教的流传
说到汉唐时期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思想观念，无疑以佛教的东传给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巨大，而通过吸收、消化，佛教逐渐成为中国自己的宗教，到隋唐时期，出现了中国式的宗派，以及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相对来讲，来自波斯和中亚粟特、吐火罗斯坦的所谓“三夷教”，即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则更富研究旨趣。
祆教是伊朗系民众的传统宗教信仰，随着粟特商人进入中国，祆教也随之而来。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建立的殖民聚落中，往往设有供奉他们信仰的胡天的地方——祆祠，作为他们宗教信仰的中心。敦煌发现的粟特语古信札，就透露出公元4世纪初叶祆教已经流传到河西走廊，而吐鲁番发现的一件《金光明经》题记，则证明早在430年，高昌城东就有一座祆祠，供奉着胡天神（参荣新江《吐鲁番出土〈金光明经〉写本题记与祆教初传高昌问题》，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7，1-13页）。这种以胡人聚落为中心的祆教传播形式，一直延续到唐朝中晚期，在安禄山统治的营州、幽州胡人聚落中，赛祆的活动与4、5世纪高昌、河西胡人聚落中的情形应当没有太大差别。
与祆教这种随商队而来并带有较强民俗色彩的宗教传播形式不同，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中国称景教）和摩尼教，则都是一些勇于献身的传教士，经过长途跋涉，分别在唐初贞观九年（635）和武周延载元年（694）到达长安和洛阳，标志着这两种宗教正式传入中国。但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佛教和道教眼中，景教和摩尼教徒都是所谓“外道”，极力想将其毁灭而后快（参荣新江《唐代佛道二教眼中的外道——景教徒》，程恭让主编《天问》丁亥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07-121页）。但入华的景教首领成功地走了一条上层路线，利用奇技异巧、天文历算等科技手段，在长安站稳脚跟，并通过在安史之乱中帮助平叛的朔方军，得以在战后的长安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参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2-90页）。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本
摩尼教采用依托佛教的策略，在翻译摩尼教经典的时候大量使用佛教词汇，但思想内涵则是否定现实世界的。因此，摩尼教只是在武周到开元时一度被官府允许传播，其原因或许是在武则天眼中，摩尼教徒和她所信奉的弥勒教一样，都同样穿着白色法服。但当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通过摩尼教法师编译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了解到摩尼教的真实说教后，翌年即将其禁断。摩尼教徒转入地下，并且利用回鹘可汗助唐平安史之乱来到洛阳时，使其皈依，并开教漠北回鹘，被回鹘汗国立为国教。等到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破灭，部众西迁天山东部地区，摩尼教也成为随后成立的西州回鹘的国家宗教，因此可以说，高昌地区是摩尼教的最后乐园（参荣新江《西域——摩尼教最后的乐园》，《寻根》2006年第1期）。
丝绸之路是多种宗教传播的途径，在沿线的一些城镇当中，三夷教与佛教、道教并行不悖。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常常是两种宗教为了争夺同一座城市而引发激烈冲突，像耶路撒冷，但历史上丝路城镇中不同宗教时常是和平相处，甚至有的绘画和典籍包容了其他宗教的说教，这就像我们在于阗的佛寺中常常看到的情形那样，主尊是佛像，佛像两边的上方都是千佛，但下方往往描绘地方神祇，其外部特征有似祆教神祇，如果有行经此地的粟特商人到达这里，他一眼看到的似乎是祆神，但实际上这些祆神模样的神像，早已被编入佛教的万神殿当中去了（荣新江《佛像还是祆神？——从于阗看丝路宗教的混同形态》，《九州学林》1卷2期，2003冬季。又《再谈丝绸之路上宗教的混同形态——于阗佛寺壁画的新探索》，《新疆文物》2008年1-2期）。事实上，丝绸之路上宗教文化的并存现象才是历史的主流。
以上从五个方面，简要叙述了丝绸之路对于东西方文明交往的贡献，特别是对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交往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文章来源：《文史知识》2015年第8期，为作者新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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