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曾谈到，北宋的交子在四川出现以后，很快就被政府借用，来帮助支付商人供应军需的费用。不过这不算真正的军用，大体还是在社会财政意义上的运行。北宋后期，政府在战略上作出了一次决定性的决策失误，即联合辽朝北边新崛起的女真族金朝，北南夹击灭亡了大辽，却无力控制新兴的大金。金朝随即南侵，迫使宋朝南逃，把北方江山丢给了金，中国的局势从宋辽对峙转化成了宋金对峙。等到宋高宗赵构在杭州安顿下来，从淮河到秦岭一线就成为宋金之间的对峙战线。
南宋野战的主力部队有所谓五大帅，其中的吴 始终战斗在川陕甘一线，沿袭了三代。吴 是宋朝西北部川陕边境地区的军事主官，拥有部队近7万人。他的驻地是在河池，相当于今天陇南地区的徽县，部队也大部分驻扎在此。这一带属秦岭和大巴山之间嘉陵江河谷地区，是金人入侵的通道，宋朝必守之地。但因为是山区，人口稀少，这一带州、县在宋朝的地方行政等级上大多属于“中下”或是“下”，一个县往往不过几百户、千把户而已。几万大军驻扎在这里，要吃、要穿、要用、要发饷，还要喂养马匹、建造军营和防务设施、制造运输武器装备、征发民夫，地方穷县哪里供应得起。吴 一军的军费每年大致需要2000多万缗（缗即贯，1缗＝1000枚钱），可是四川全川总的年收入才3000万缗左右。战事紧张了，朝廷自然会加紧后勤运输。可到了战略对峙时期，形势不那么吃紧，问题就大了。
为了军队的供应，吴 向皇帝上奏，希望在本地临时发行一种纸币，可当时朝中的官员们则认为，四川已经发行了不少纸币，本地再发纸币，恐怕会出问题，不同意。但吴 根本没有理睬他们的意见，绍兴七年（1137年）终于自己发行了一种地方纸币。这种纸币史书记载叫做“河池银会子”。它名义上是以白银为单位的，分一钱和半钱两种面额。为了不引起太大的关注，起初发得并不太多，一钱的发了14万张，半钱的发了10万张，而且实际上并没有允许兑换白银，而是和四川本地的纸币形成比价关系，4钱银会子相当于四川钱引1缗，一年总共发行了相当于不到5万缗，规定一年后以旧换新。河池银会子流通的区域很小，就是川北前线的几个州。显然，它纯粹是为了军用而发行的。
虽然吴 不顾朝廷意见，自己发行了纸币，但是一来西北前线只能倚赖吴 指挥军队，二来川陕前线交通不便，后勤供应确实困难，三来吴 也不敢大规模印发纸币，所以朝廷对这种行为竟也容忍了。不过两年后吴 因病去世，朝廷马上就把银会子收归四川地方政府管理了。但当时政府对前线供应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在地方政府管理下的会子还是发行了多年，而且规模还有所扩大。
这种河池银会子纯粹是为军事需要而发行的，在近代纸币中，应该是最早的军用券了。
宋朝的纸币有好几种，四川地区用铁钱，兑换铁钱的就叫“交子”。后来用交子支付商人用实物供应前线，就改名叫“钱引”。南宋以后，因为钱币不足，印发纸币代替铜钱，叫做“会子”。这类做法也被北方的敌人学了去，金朝也发行了纸币。
金朝是女真人的政权。女真在立国之前不过是山林草原上的渔猎民族，立国和南下的过程中虽然受到了汉族很大的影响，但是社会生产方面还比较落后。南下占领汉族地区的时候，汉族大批难民跟随宋高宗赵构南逃，可是留下来的人们还要继续生活。而且，套句时髦的话，宋代经济南北“一体化”程度已经大大高于前朝。南方已经是全国的粮食和丝织品的主要产区，福建、广东海上贸易的舶来品也运到了北方；北方的药材、毛皮、木材等等也是南方贵族、富人追求的对象。南宋以后，逃到南方的皇族、官吏很多，同样大量需要北方商品。
宋高宗赵构南逃到杭州，重建宋朝，宋金之间虽然还断断续续时战时停，但大的对峙格局已经形成。为了各自经济所需，双方都在沿边地区开设了一些“榷场”。所谓榷场，就是官方设置的交易场所。商人们必须在榷场申报、纳税，然后可以与对方贸易。双方贸易的品种也是有规定的，凡认为危及国家利益的，都禁止通商。比如食盐，是古代重大经济利益所在，一向由国家专卖，双方都不许贸易；南方的胶、漆，因为能用于制造弓箭，不许输出北方；北方的马匹，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犹如今日之坦克，绝不允许输出。金朝女真人仰慕汉文化，希望得到宋朝图书。但是宋人刻书有很多是私人文集，常常把自己做官时的奏议、有关时局的论文收入书内，有泄露机密之嫌，所以书籍也是南宋禁止贸易的商品。此外，最重要的禁止商品就是铜钱。宋朝尽管铸钱并不算少，但是流失十分严重，其中数量最大的流失方向就是北方民族。贸易就是如此，越是严禁，走私越是严重。
金朝占领中原后，尽管商业有所发展，钱币却远远不足。仅靠北宋遗留下来的钱币肯定是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宋朝的降官户部尚书蔡松年提出了一个建议：学习宋朝，发行纸币。金主完颜亮从善如流，立即采纳。金朝发行纸币的初衷和宋朝不同。北宋当年是因为四川铁钱价值过低，重量太大，使用不方便而发明纸币，金朝却是用做对敌经济斗争的工具。
这时金朝已经定都在中都（今北京），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被金朝改名为南京，只是金朝南部的一个重镇。孝宗乾道六年（相当金世宗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南宋与陆游、姜夔、杨万里齐名的文学家范成大奉派出使金国。此时距离宋高宗南逃杭州已经近40年，他的日记《揽辔录》记叙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范成大路过金南京，看到一处机关，叫“交钞处”，也叫“南京交钞所”。他记述道，金人本来不用钱，后来主要使用中原的旧钱。为了防止铜钱南流，所以仿效中原，在原汴京设置机关造纸币，名称就叫“交钞”。面值是1贯到3贯，交钞上明确写着，可以交钱给钞，在南京路当做现钱流通。如有需要，只需缴纳工本钱就可以兑现铜钱。既然是与现钱一样流通，又何必换成纸币呢？范成大也点明了这样做的目的：“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原来纸币只在南京路使用。“路”是宋金时期最大的地方行政区划，相当后来的省。金的南京路包含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起洪泽湖、西到潼关的广大地区。南宋的商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走私的，与金人交易绝大多数都要经过这里。到了这里就必须把所带铜钱换成纸币使用。同时，用纸币在这里购买回程的商品。这让人想起30多年前我国曾经实行过的“外汇券”制度。那时外国人到中国，必须把携带的外汇换成外汇券，离境时如有剩余，仍可以换回外汇。做法虽然相似，目的却有不同。30年前我们发行外汇券的目的是增加政府外汇储备，用来进口急需商品。而800多年前金朝吸收铜钱的目的却是为了自己使用。他们把吸收的铜钱全都北运到金朝腹地，用以弥补自身流通中货币的不足。实际上，近几十年来，在河北、辽宁、山东等地曾经多次出土过铜钱的窖藏，一次窖藏往往在几十千克乃至几百千克，大多是金朝时入藏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南北宋的钱币，反映了当时货币流通的状况。也就是说，金朝在宋金之间筑起了一道纸币隔离带，这是一条看不见硝烟的战线，它既吸收了大量宋朝钱币，加剧了宋朝的钱币外流，同时又增加了己方的经济实力。
这个战略性政策看来非常有效，宋朝不得不应对。就在范成大出使金国的前后，宋朝也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地区逐渐建立起了一个铁钱区，在这个区域内，只流通铁钱和兑换铁钱的交子，以防止铜钱北流。1985年，江苏省在扬州市高邮疏浚运河时，挖泥机喷射出10余万枚南宋铁钱，那是当时向淮南运输钱币的船只沉船的后果。
纸币创造者和发行者的初衷是平和的，创造之初的制度是可行的，运作也是平稳的。金朝的纸币隔离带政策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腹地各路也看出了发行纸币的好处，至少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金属钱币的短缺。于是他们开始和南京路合作，允许纸币在本路流通和兑现，以至出现了合同钞、三合同钞、五合同钞。当参与省份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金朝交钞变成了全国通行的纸币，这连它的老师宋朝也没有做到。
就在此时，就像女真当年崛起于辽的北方一样，金朝的北方崛起了蒙古。1211年，蒙古成吉思汗大军南下，金朝仓促迎战，双方先在野狐岭（今张家口北面的张北县）相遇，金朝40万大军不敢接战，退至会河堡（今张家口西南的怀安县）防守。金朝为鼓励士气，用大量交钞作为激赏，装运纸币的大车竟多达84辆。然而金军毫无斗志，两军大战三天，金军几乎全军覆没，蒙古军前锋直达中都城下。此役成为蒙金实力对比的转折点，而散发出去的纸币军饷流散社会，却对市场造成了极大混乱。
从此以后，金朝每下愈况，在蒙古大军压力下步步退缩，而纸币却越发越多。当年范成大使金的时候纸币面值还是1贯至3贯，此时不得不发行20贯至100贯的面额，后来竟至发行了1000贯面值的纸币。纸币面值越来越大，纸币价值却越来越小，市面上1贯纸币只值铜钱1钱。金朝1贯是800钱，实际贬值800倍。为维持军费，政府不断增加税收，民间却只用纸币纳税，自己收藏铜钱。为挽救钱币危机，山西的长官河东宣抚使胥鼎竟出了一个昏招：下令禁止使用铜钱，而且以军需的名义征收钱币。政府采纳这一建议后的结果是建言者始料不及的：富人们作为资财所藏的大量钱币突然化为乌有，而手中的纸币却一钱不值。政令一下，一夜之间富人窘败，当时称做“坐化”。我们前面谈到北方出土的大量窖藏钱币，大多是这个时期被富人们埋藏的。他们的钱币既不能使用，又不愿交政府，只有藏入地下。战乱中主人或逃亡或死亡，从此无人知晓。
蒙古军的压迫从劫掠已经变为占领，金军不断退却，膏腴之地和税收重地不断丧失。金朝只好用纸币支持军费，纸币已经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交钞不行了发行“贞 宝券”，宝券不行了发行“贞 通宝”，再不行又发行“元光珍货”、“兴定宝泉”，每发行一种新纸币不过是重复一遍旧过程。最后一次发行宝会，仅几个月就亡国了。
金朝亡于蒙古，100年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又重复了女真人的故事。元朝是一个不用铜钱专用纸币的时代。当时有些人把元的败亡归咎于纸币的恶性膨胀。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民歌唱道：“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开河是指政府治理黄河，变钞是指政府的货币政策，红巾则是指当时的农民起义。民歌解释历史虽然不很科学，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面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