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物医学（西医）的主流派喜欢称各地的传统医学与其自身分支的非主流派为“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意思是这些都属备胎，中医当然位列其中。不过，如果我们从治疗机理的角度看，病人感染了，西医会用抗生素抗感染；发炎了，用消炎药祛除炎症；长了肿瘤，开刀切除之¼¼。所有这些可以概括为：用医疗手段代替机体的自愈力。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替代疗法”！使用这种疗法的才可谓真正的“替代医学”。
毋庸讳言，上述替代手段是有效的，很多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实践证明完全使用替代的思路至少在目前是行不通的（即使是抗感染、抗炎、切除等也依赖病人的自愈力），而且往往有很大的副作用。
反观中医学，可以说是所有医疗体系中唯一不强调“替代”的医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针灸疗法。曾经有过一种质疑：针刺能治痢疾吗？其依据是扎针怎么会直接杀死导致痢疾的病源体。但临床事实证明了，针灸治疗痢疾是有效的，针灸师的解释是：施针不是直接针对病源体而是通过调节机体使其生存环境改变而被消除。简单讲，通过刺激机体引发适当的反应而疗愈疾病。这不仅是针灸治疗的机理，也是所有中医治疗手段起效的主要机理。例如，虽然很多药理研究证明中药有杀菌、抗炎、类激素等作用，但其作用力度与药物浓度都偏小，而一些没有杀菌作用的药用于治疗感染一样有效。推拿手法也是如此，固然有矫正关节等直接作用的手法，但更多时候是与针刺一样，给机体施加一定的刺激，所以推拿按摩很早就被用来治疗一些内科疾病。由此可见，中医治疗的实质包括两个途径：与西医替代思路一样的直接作用，这部分有重要地位，但所占比例不高；中医特有的通过刺激机体达到治疗目的的间接作用才是中医治疗的主要机制。
既然是通过刺激机体引发相应反应来治病，其起效就有两个先决条件：
一是适当的刺激，包括：
· 适当的刺激形式，如针刺、艾灸、中药、手法、拔罐等。每种形式又可进一步细分，如针刺的针具、通电与否等；
· 适当的刺激量：强度（行针手法、药物剂量）、持续时间（例如有些留针时间需要长达数小时）。
· 适当的刺激部位：如针灸、推拿的选穴，药物的内服、外用。
二是机体对刺激的有效反应，不是所有的刺激都会引发反应，也不是所有的反应都有利于疾病向愈。中医师虽然不能完全控制反应的发生，但经过数千年的经验积累，中医掌握了相当多的规律，什么样的刺激在什么样的人身上更可能引发什么样的反应，施加某种刺激后什么样的反应是需要的、什么样的反应是不好的等等。这里典型的例子是伤寒论中对服药前后临床表现的具体描述。
由此可见，治疗起效取决于对刺激手段与机体反应的双重把握，为此中医学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发展总结了一套复杂多样的方法，简称为“辨证论治”（广义）。这里“证”就是指适合（或不适合，即禁忌证）某种（或类）治疗方法的证据（临床表现）。典型的例子就是伤寒论展示的方证辨证。其应用模式可以概括为：掌握治疗手段使用的指征和禁忌，辨别治疗对象的临床表现，符合指征没有禁忌就可以使用该治疗手段。其起效基础是反复实践的经验验证。因此，辨证的方法总是与使用的手段相关，即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就采用什么样的辨证方法。例如，针灸就需要用经络或腧穴辨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中医界提出了狭义的辨证论治，大体可以总结为通过分析临床表现，按照中医理论得出一个对当时机体的病理状态概括，然后采用有针对性的治疗手段。其模式可概括为：依据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推衍产生一个病机模型（证候），将经验验证有效的治疗手段经理论推衍出一个病机模型对象，两个病机模型相同（相似）则认为治疗应当有效。这种“辨证论治”实际是对传统中医诊断方法的理论化，虽然有其积极意义和合理性，但在临床应用中，理论推衍的成分越多，往往临床效果越差，特别是对同一病人在同一时间，不同的人可以得出不同的证，往往无法依据理论本身判断证的对错，而要依赖治疗的结果检验；对同一个证，同类治疗的具体方法又千差万别且效果不一。总体讲，这种方法有效的基础是中医经验中包含的客观规律，而无效的原因则是用理论推衍代替了经验验证。
正是由于狭义辨证论治存在弊端，近年来针灸界有人讨论“辨证论治”与针灸治疗的关系。而结合各种新方法和新理念的涌现，“结构针灸”的概念被提了出来，与之相应的就是依赖“辨构”的针灸临床思路。
众所周知，经络学说一直被视为中医针灸的理论基础，针灸起效的传统解释都是从经络、调气入手。无论怎样解释，针灸治疗简单讲就是要回答“在哪里施术”和“怎样施术”两个问题，而经络学说恰是古人对人体不同部位之间联系规律的一种假说（黄龙祥，2016），针灸效应则是一种弱相关效应现象，即针刺部位与起效部位、针刺与效果之间皆属弱相关（赵洪钧，2007）。所以，经络辨证就是依据临床表现找到针灸施术部位、确定施术方式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人体不同部位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就是结构，古人的经络学说更侧重从功能现象入手分析找出结构关系，而现代解剖学、神经生理学、筋膜学说的发现提供了从结构本身入手的可能。结构针灸就是从这个角度开展的一种临床尝试和对传统针灸的解读。
与传统中医辨证不同，由于采用现代解剖、病理概念，所以辨构可直接引入现代医学的检查结果帮助判断。辨构的基本模式可以概括为：通过临床查体、病种诊断、体态分析、影像资料等找到结构变化，通过对已知结构间相互影响的了解找到治疗部位。在把握治疗手段相对确切效果的基础上选择适当治疗。这种方式有助于避免因单纯依赖传统辨证对个体化治疗的过度强调而忽略了对独立病种治疗共性的探索；同时落实于结构避免了对理论推衍式思辨的滥用，进而有利于发现各种治疗手段的适用指征、找寻客观规律；易于建立判断诊断正误的标准。当然，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十分复杂，对结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也有待深入了解，今日的医学远未揭示全部规律，仍然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和基础研究。
如果将传统辨证理解为对病理状态和病人体质的判断（潘卫星，2014），那么在传统辨证中这两种判断并非自觉地、同时并存，而是以一种综合概括的形式出现并有所侧重。“辨构”的思路显然主要属于病理判断，虽然临床多数时候已经足够，但欲取得更稳定的治疗效果，还需加入体质判断，即找寻不同身体状态对特定针灸刺激发生何种反应的规律。
中医与西医治疗的是相同的人体，只是切入的视角不同、采用的手段各异，结构针灸的提出为寻找两者的共同点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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