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殷墟戚家庄晚商制玉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的工具和原料、产品等，表明其生产范围包括玉石器、骨角器、蚌蛤器等，甚至还有贝螺加工。戚家庄晚商墓地与制玉手工业作坊同处一地，属于制玉手工业者家族墓地，主要从事玉石器、骨蚌器加工生产。家族内部成员之间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互有差异，其社会地位高低不同。普通工匠依靠手艺，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甚至可观财富。戚家庄商代手工业者家族以
、箙为徽号，形象地反映了其家族职业之主要特色。安阳戚家庄位于殷墟遗址西南部［1］，东北距殷墟宫庙区约3公里。1981年—1984年，安阳市博物馆为配合安阳钢铁公司基本建设，在此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揭露商代遗址129平方米。发掘地点位于该处商代墓地北片中区。商代遗址发现有房址、灶址、灰坑等少量遗迹。房址由两道东西向夯土墙构成，北墙长4.9米，宽0.6米；南墙长2.8米，宽0.4米。两墙间距2.5米。室内东北部地面有一片长条状红烧土，长约2米，宽约0.5米。其北端有一件红陶罐，应是火种罐。从建筑形制和遗迹看，该建筑物并非居住房址，应属工棚类建筑物。（图一）类似工房遗迹在殷墟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遗址也曾发现。火灶建在地面上，整体大致呈圆台状，高0.52米。底部南北长0.9米，东西宽0.74米；台面长0.48米，宽0.42米。灶口位于灶台中央，长0.4米，宽0.3米。火门朝南，烟道在北侧，直径0.14米。由于长时间使用，灶体呈砖红色，火膛、火门和烟道口呈紫褐色，质地十分坚硬。因其体量硕大，且建在室外地面上，不同于家庭所用炊灶。（图二）遗址中出土有一批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等文物。根据材质可将出土遗物分为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以及蛤、贝、螺等。陶器包括日用器和工具，如鬲、罐、瓮、盆、罍、簋、豆和纺轮等。其中纺轮成品3件，还有2件半成品（1件磨成圆饼状，1件刚打制出坯型）。纺轮乃捻线工具。（图三）石器包括锤、刀各1件，磨石4件，残石器5件。磨石有长条梯形、长条圭形、不规则形。残石器中有刻纹容器残块。（图四）石料3件，一件呈扁饼状，白色，长径2厘米；一件淡黄色，天然鹅卵石，长径6.6厘米。一侧剖出平面并磨光，应是“剖石验玉”所形成；一件圆球状，灰白色，外包陶皮经火烧，直径2.7厘米。疑是为追求某种材料颜色而进行焙烧所形成。据研究，商代已有因燎祭而使玉器发生颜色改变的现象［2］，彼时工匠或受启发而主动对玉石料进行火烧，以便形成理想的玉石料“次生色”。（图四）玉器3件，包括玉片1件，残碎，两面磨光；饰品2件，其中一件残，有穿孔；一件呈三角形，留有切割痕迹。（图四）骨角器15件，铲3件，基本完整；小刀1件，完整；笄3枚，均为残件；锥6件，形状各异。（图五）蚌器5件，镰1件；泡2件，圆形，残，镶嵌物；扣饰1件，圆饼形；条状嵌饰1件。（图六）贝壳6枚，均经磨蚀加工出小孔。3件已残破。（图六）蛤壳2枚，1枚有穿孔；1枚无加工痕迹，应是原料。（图六）根据房址的建造工程简陋，有大片火烧遗迹，推测为工棚比较合理。灶址也不似家用火灶。灰坑、地层中出土1128件碎石块，多是制造石器时产生的边角料碎块，也有石器半成品和残品。出土碎骨头780片，蚌片146件，其中包括制作骨器、蚌器过程中形成的半成品和残品。同出的石锤、磨石，显然是生产工具。有几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有地层、灰坑中出土的多枚经过加工的贝壳——殷商时期贝壳乃珍贵的货贝，为财富的象征，除了常见于墓葬中，散出于遗址的情况十分罕见；二是地层中出土有蚌扣饰、蚌镰、陶纺轮坯等产品；三是几个灰坑包含遗物的信息——H5为规整的圆形深坑，直径1米，深1.1米。出土有石锤1、石球1、雕纹残石器1、角锥1件，应是窖藏坑。H1为长圆形浅坑，长3.2米，宽2.4米，深0.2米。出土大量陶片、兽骨和石块，小件器物有纺轮1、磨石2、骨笄2、骨锥3、骨铲3、骨刀1、蚌泡1、贝1件，应为垃圾坑。H3为椭圆形垃圾坑，口长1.2米，深0.3米，出土大量陶片、石块、兽骨、蚌片等，还有玉器残件。因此，该遗址应属于加工生产玉石器、骨器、蚌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该处墓地计有192座商墓，大体分为5个片区，即南片区50座，北片西区6座，北片中区19座，北片东区114座，北片北区3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人葬。在随葬品中有一些手工业生产工具，计有铜、玉、石、陶器四类。玉质工具类有凿、锛、刻刀、锥各1件。（图一三：14-17）石钻帽指钻杆顶部石质配件（发掘报告称为“石钻扶手”），9件，分别出自9座墓葬中。半球状，直径4.5～6.6厘米。底面中央有一圆洞（容纳钻杆的“杆窝”），旁有两个或四个小孔（穿系弓绳的“绳孔”）从底面曲穿至球冠侧面。有2件石钻帽的杆窝底部呈凹字形（中央有凸芯），显示其钻杆为空心筒状，应是玉石器加工常用“管钻”专用品。其他几件的杆窝为平底或略有凹陷，钻杆应是实芯柱状。M258∶2为半成品。（图七）磨石18件，出自12座墓中，每墓随葬1～4块不等。砂质，部分磨石的表面有使用形成的凹槽。依其形制可分为三型：A型，规则梯形，窄端有穿孔；B型，圆饼状；C型，不规则长条状。（图八，图九）石钻头1件，梃呈六棱柱状，钻尖为圆锥状。长6厘米。（图一〇）石锤1件，天然石棒，长9.2厘米，直径2.3厘米。（图一〇）陶㼽1件，球冠状，正面有交错槽线，背面有桥形捉手。直径4.8厘米。打磨用具。（图一二）陶纺轮5件，出自5座墓葬，系用陶片磨制而成，中央有小圆孔。可能是捻制用于“线切割”玉石器之线绳专用工具。（图一二）随葬玉器269件，以饰品数量最多，礼器相对较少。以玉琀为主，此外是玉握或佩饰。玉器包括礼器类的柄形器12、戈11、璋10、钺3、璜1、环1、璧（璧形器）5件（图一三—图一五）动物形饰件有熊1、虎3、象2、猪头1、牛头2、兽形饰4、鸽1、鹅1、燕1、蝉2、螳螂1、鱼11件（图一六，图一七），还有兽面石牌饰1件（图一六：18）；几何形穿孔佩饰33（图一八）、半月形玉饰1、长条形玉饰1、三角形玉饰1件以及管9、珠2、坠3件。（图一九）石器包括璋11件，出自9座墓中（1件者7座墓，2件者2座墓）（图一四：12、13、16-19、21）；圭（戈）1件（图一四：21）；柄形器2件（图一三：8、9）；磬1件。（图二〇）
有玉质“弹丸”1件（M15∶4）、石质“弹丸”2件（M189∶9，M157∶5），均系天然鹅卵石，长径2.3～2.4厘米。其实皆应属于玉石原料，即所谓“籽料”。在81座墓中出土碎玉块151块，全属边角废料，留有加工痕迹，多为玉琀或玉握，一般每墓1至5枚不等。部分施以穿孔制成佩饰。M86随葬有44件，含在死者口中。随葬绿松石片372片，均为镶嵌用嵌片，少数有雕纹，绝大多数是长方形、方形的素面薄片。分别出自4座墓中，其中M37出土10片，M130有358片。（图二一）随葬骨器19件，计有镞5、锥2、管2、笄3、环1、纺轮1、骨珠2、骨弓帽1、不明器形骨器2件等。（图二二）蚌器包括蚌泡2、蚌制帽饰18枚、蚌环1、蚌制鱼形饰25、条状蚌饰1。贝261枚，背部有穿孔，出自61座墓中。只有1枚者27座，出2枚的墓20座，出3枚的墓5座，4、5、6、7、8、9、12、14枚者各1座。M8最多，有114枚。（图二三）螺73枚，背部有穿孔，出自6座墓中。M151中最多，有44枚。榧螺7枚，有穿孔。魁蛤9对，每扇均有钻孔。文蛤110对，皆出自M8。每扇各有2个钻孔。（图二三）第一，墓葬与制玉手工业作坊同处一地，地层上有叠压打破关系和同时并存关系。第五，随葬较多手工业工具，且多为磨、钻工具［4］。还有石钻头、石锤等石质手工业工具。陶㼽，与磨石一样为打磨工具［5］。第六，少数墓葬随葬大量绿松石片。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墟凡是绿松石镶嵌品（主要是青铜器），均属高级奢侈品。而M130为单棺小墓，墓主为女性，随葬有陶觚、豆、纺轮和玉饰5件，并无青铜器，却拥有大量绿松石片，推测墓主人是擅长绿松石片加工的专业玉工。可见，墓葬主人中很多应属于玉石手工业工匠。结合遗址属性，可进一步推定该墓地为玉石手工业家族墓地。墓葬主人应以从事玉石器（包括骨角蚌器）生产为主的工匠（包括生产者和管理者）为主。《考工记》云：“刮摩之工五……玉、楖、雕、矢、磬。”郑注：“刮作捖。郑司农云……捖摩之工谓玉工也。”贾疏曰：“刮摩之工五：玉人，造圭璋之等；楖氏阙；雕氏阙；矢人主造矢；磬氏为磬。”《尸子（下）》：“雕人裁骨，则知牛长少。”此谓雕人是摩骨之工。楖人，一般认为是木工。可见，所谓玉工，包括玉、石、骨角、蚌器加工制作，因其工艺相近归为一类。戚家庄发现的商代手工业遗存，与《考工记》所说正合。随葬石钻帽和磨石等制玉工具的墓之分布情况为：同时随葬石钻帽和磨石的M258、M259均在北片中区，M8在南片西南部，M97在北片东区；单独随葬石钻帽的M12、M122、M123同在北片东区，M134在南片；单独随葬磨石的M246、M252、M256同在北片中区，M134在北片东区，M269在北片西区。如果随葬石钻帽和磨石等制玉工具代表墓主人职业身份的话，那么，整个墓地的四个片区，都有玉工墓存在［6］。M235墓圹长3.35米，宽1.5米，一棺一椁。随葬陶器6件：觚1、爵1、盘1、罐3，石钻帽1件，玉琀1件，蚌器1组（残碎），青铜器11件：爵2、觚2、鼎1、簋1、尊1、卣1、刀1、凿1、铃1。青铜礼器上发现三组铭文。在铜卣M235∶5盖内、铜觚M235∶10圈足内，各有铭文“戉（钺）箙”二字；铜尊M235∶6圈足内有铭文两组，分别为；铜爵M235∶3、4，腹壁上皆有铭文。（图二四）发掘者将铜卣、铜觚铭文释作“钺箙”，可取。铜爵铭文，乃玉石柄形器之象形字，系“玉”字之原形［7］。铜尊铭文则是“戉（钺）”“戉”。字从从口，字从从口。二字实为一字之异体。如有卜辞曰：由以上四辞可见，可省作，即乃之省。而又是之省变。因此，笔者认为，M235青铜器铭文所见字，均与玉相关。丁山云：“字或省为，上所从之，当是字之初文。《说文》：'，极巧视之也，从四工。’按四工与两工之谊同皆谓善某事也。”［8］徐中舒说：贞人与贞人同在一版，疑二字同［9］。饶宗颐说：字有异体作等，“象置二玉于器中。变而为，可知其即玨字”，并补充三个卜辞例证进一步论证“并即珏字之异体”［10］。今得戚家庄M235铜器铭文佐证，其说多有可取处。联系到有卜辞曰“…亥卜，王……伐，一月”（《合集》10478），疑字亦即字异体。其“”字，徐中舒说“从玉从口”［11］；姚孝遂说“字当隶作'’”［12］。该字从玨从口，隶为字可从。由此又透露出与玉之关系。甲骨文有方国曰“方”，是商王朝劲敌［13］。甲骨文又有“工”字，一般写作，或作，常用指手工业从业者（工匠和工官）［14］。字从（之象形字）从口，学界一般隶作。而、为同字异体［15］。商代金文有字，（《殷周金文集成》15.9262，16.10532），与玉钺象形字成组。也是“工”字之异体，正如甲骨文有“工”字写作（《合集》20615：丁巳，），学者认为即双勾工字，与金文实乃一字。综上所述，M235铜爵铭文为玉柄形器之象形，铜尊铭文之即甲骨文，即甲骨文，同字异体。所从之，则是一对玉柄形器的象形。字再作简省，即变作字，再省变为。由此推之，用指手工业者的工（）字，源于制玉手工业管理者职官用字，也泛指所有治玉工匠、甚至一切手工业者。《考工记》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国有六职，百工居其一焉。……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所谓“五材”，汉儒郑玄注解为“金木皮玉土”。商代的百工，至少包括了青铜器、玉石器、骨角器、蚌蛤器、漆木器、陶瓷器以及马车等加工制造业者。叶玉森认为卜辞“多工”就是《尧典》之“百工”，为官职［16］。陈梦家也说：“工、我工、多工都是官名。”［17］肖楠说：“工，作为名词，是一种人的身份或职业。”卜辞之工、多工、我工，不是官名而是工奴。百工有一定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可能是平民［18］。刘一曼也认为卜辞的“多工”“百工”系指众多的工匠［19］。从文字史学角度看，殷商时期的“工”字，应脱胎于，而与“玉”字渊源深远。这似乎表明，中国古代曾有“百工玉为首”的观念。这种观念应不是殷商时期所形成的——此时最先进、最显赫的手工业是青铜冶铸业，而应是早在青铜冶铸业发生之前就形成的了。联系到从8000年以来，我国广泛地域内的新石器文化，无不以玉器为尊贵礼器、制玉业代表最高级手工业，上述推论合理性很大。在殷墟王裕口发现的商代墓葬M103、M93［20］，出土铜器铭文与戚家庄M235铜器铭文多有一致处。M103随葬铜印章M103∶32印文、铜鼎M103∶2铭文均为“”，铜鼎M103∶10铭文为“”，铜爵M103∶5铭文为“”，而铜爵M103∶9铭文是“史”。M94随葬铜鼎M94∶78、弓形器M94∶54的铭文，也是“”。发掘者何毓灵认为上述两墓的死者极可能就是卜辞所见贞人［21］。刘一曼又进一步申述此二墓是“贞人墓”，指出是第一期卜辞（武丁时期）贞人，在占卜机构起着重要作用。M103为殷墟二期墓葬，年代正与第一期卜辞年代相合。M94属殷墟三期，其墓主人已非商王近臣、只是族卜人［22］。戚家庄M235为殷墟四期偏早（帝乙时期），年代晚于王裕口M94，比王裕口M130更晚。两处墓地南北相距约2千米。它们同属族，但分属戉等分支。从见于分属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青铜器可知，并非某人私名，而应是某族的族名，其当时的族长可以对内对外袭用这个名号。所谓“司工”就是主管手工业的官员。按甲骨文从口之字，往往有表以口言达职司的意思（管理），如“司”“君”等字。因此，字也应包含某种职司之意，即玉石手工业管理。易言之，族是擅长玉石手工业（包括生产和管理）的族群。从戚家庄遗址和墓葬两方面观察，殷商时代玉工的业务范围，应该包括玉石、骨角、蚌蛤甚至包括贝等材料加工制造，其主要技术手段有切割、磨制、雕琢、镶嵌、钻孔等。戚家庄铜卣M235∶5、铜觚M235∶10的铭文皆为“戉箙”，箙字为箭在囊匣内之象形，应表明墓主人与制箭业相关。箭以石、骨、木（竹）为主材，故M235铜器同时有“戉”“戉箙”铭文，正与遗址兼具玉石、骨角器制造相合。还需指出的是，戚家庄另座墓葬M63随葬青铜礼器10件，其中铜爵、觚、斝、卣、簋等皆有铭文“贾箙”，与M235“戉箙”相呼应。M235在南片区，M63在北片东区。M4虽然是单棺小型墓，却能享用一般只在高等级墓中才能出现的乐器石磬，也许是“磬氏”的特殊待遇。玉工作为一个手工业门类，内部又有更细的专业分工。如M130有358片加工完成的绿松石片，M86随葬玉石边角料达44件，M8随葬蚌环133枚，三墓都是单棺陶器、玉器墓，无任何青铜器，似乎表明墓主人业务各有专攻。可见，如果与《考工记》所说五种“刮摩之工”对照，则戚家庄手工业家族至少包括了玉人、雕人、矢人、磬氏等四个工种，郑司农将其统称为玉工。刘一曼根据殷墟考古研究指出，商代的工匠（手工业者）可分三个层次：一种是处于最底层的无人身自由的工奴，只占工匠中的少数；另一种是有少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普通工匠，属于平民阶层，占工匠中的大多数；还有一种是有一定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高级工匠，其身份、地位比普通工匠略高，仅占工匠中的少数。商王朝设司工一职，主管王朝的手工业生产；商代高级贵族的族邑内也有自己的手工业作坊，族长（或族的上层人物）对族邑内的手工业生产及私家工匠进行管理；商代的工匠绝大多数是有族的组织的，手工业的职业是“世业”，在族内世代传承［23］。刘一曼的分析符合殷墟考古实际。以之审视戚家庄商代手工业者墓葬，较为相合。根据墓圹规模、葬具数量、随葬品种类及有无，戚家庄商墓大致可分作六个等级。一等：具有2套（或以上）青铜礼器，棺椁俱全，同时随葬玉器、陶器。二等：拥有1套青铜礼器，单棺，同时随葬玉器、陶器。以上六等，可合并为三级：A级，拥有青铜器礼器；B级，拥有铜兵器、玉器、贝蚌、陶器等；C级，无任何随葬品。此外，遗址中还见有一例无墓穴埋葬，无随葬品。应属于非正常墓葬。即便是一等墓中，也有随葬有制玉工具者。如M235主人，拥有爵2、觚2、鼎1、簋1、尊1、卣1件等青铜礼器，还有刀、凿青铜工具，同时还随葬有石钻帽（代表一套钻孔工具），表明其职业为治玉手工业者，其身份属于下层贵族。应该是基层玉官，制玉家族的管理者。M63拥有青铜器包括爵2、觚2、鼎2、簋1、尊1、斝1、卣1、戈5、矛5、镞15、铃2，还有穿孔石饰1件。它与M235同属拥有两套觚爵礼器的下层贵族。这在本墓地中属于最高级别墓葬，其主人也该是族群中身份地位最高者。这种人虽然身居高位，却也熟悉、甚至亲自参与生产，拥有生产工具。可以认为，戚家庄A级墓的主人，大概是制玉手工业的基层管理者，其中一等墓是族内最高管理者。其祖先曾代表本族出任商王近臣，充当贞人。这类人只占极少数；B级墓主人是该族主体人群，为普通劳动者；C级墓主人地位低下但人数很少，也许就是工奴。细审戚家庄商墓，人们之间似乎明显存在“贵”与“富”的差别，是个极有研究意义的社会现象。据统计，戚家庄商代墓地未被盗扰的墓葬有132座，其中有随葬品者122座，有10墓没有随葬品。在被盗扰的56座墓中，49座残留有随葬品。在发现随葬品的墓中，随葬陶容器墓145座，随葬青铜容器墓10座，随葬青铜（或铅）兵器墓30座，随葬玉器墓118座，随葬贝墓57座。在随葬铜器或玉器的114座墓葬（包括被盗扰者）中，单独随葬铜器者9例，占比（随葬铜器、玉器墓数）8%；单独随葬玉器者86例，占比75%；同时随葬铜器和玉器者19例，占比17%。（表一）在未被盗掘的87座墓葬中，单独随葬铜器者3例，占比3%；单独随葬玉器者73例，占比84%；同时随葬铜器和玉器者11例，占比13%。（表二）笔者通过对殷墟500多座保存完好的商代墓葬资料的统计分析，发现单独随葬青铜器、单独随葬玉器、同时随葬青铜器和玉器者，占比分别大致为35%、30%、35%［24］。而戚家庄商墓中玉器墓占比最高，达75%，铜器墓只有8%，铜器＋玉器墓为17%。这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M86墓主人口含有44件碎玉块，应即《周礼》所谓“饭玉”，像M86墓主这样的人在商代享有这种待遇是很罕见的［25］。随葬贝的墓中，一般每墓为1～2枚，5枚以上有8座墓，10枚以上只有3座：M210中12枚，M58中14枚，M8中114枚。M8随葬有石锤、石锛、石钻帽、磨石、兽骨料，证实其身份为工匠；同时随葬有蚌环133枚、蚌条4件，文蛤110对，还有殉狗1条、羊腿1条，再加上贝114枚，真可称得上是“富豪”！但该墓仅长2.68米，宽1.31米，为单棺无椁的小型墓。虽然此墓被盗扰，随葬品不全，但从墓圹和葬具看肯定不具备青铜礼器。M58也是小型土圹墓，单棺，死者头戴一顶用18枚蚌泡装饰的华丽帽子，口含14枚贝，也相当富有。据统计，就目前所见，贝二十朋或贝二百枚，在商代是最大额度的赏赐［26］。现知，受赐二朋贝而铸器者不鲜见（如《集成》3941、3975、5967、5417等）。看来，当时有贝10枚应该就是不小的一笔财富了。可是，在戚家庄商墓中，拥有青铜礼器者鲜有持贝者，而拥贝5枚以上者却都无缘青铜礼器。笔者研究认为，殷商时期使用青铜器和玉器存在“双轨制”，青铜器主要代表了拥有者的政治地位，玉器则更多体现其财富［27］。如果推论可信，则戚家庄墓地随葬铜器、玉器的主人们，多数为“富而不贵”者，身份相对高贵者只占少数，但他们把财富都投入到青铜器的置备上，手中并无余钱（贝），似乎“贵而不富”（仅就用贝随葬而言）。不似妇好墓那样，既有大量青铜器、玉器，还有大量贝，显然“既贵且富”。武王灭商，发布禁酒令，严禁酗酒，但对于从殷商王朝继承而来的工匠，却网开一面，“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尚书·酒诰》）。即对于收服的殷人，唯有工匠触犯禁酒令，可免死罪，只需教育便可。因此可见工匠在西周时享有社会特权，而这种特权极可能在商代便已存在——政治地位不高，经济地位尊崇。戚家庄遗址是晚商时期制玉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的工具和原料、产品等，表明其生产范围包括玉石器、骨角器、蚌蛤器等，甚至还有贝螺加工。戚家庄晚商墓地属于制玉手工业者家族墓地，随葬品表明其职业主要是玉石器、骨蚌器加工生产。家族内部成员之间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互有差异，其社会地位高低不同。普通手工业者依靠手艺，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甚至可观财富。从青铜器铭文推知，戚家庄商代手工业家族以、箙为徽号，恰好反映了其家族职业之主要特色。［1］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戚家庄商代墓地发掘报告［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本文关于戚家庄考古资料，均取自该书，恕不一一详注。［2］王荣.中国古代蛇纹石玉的白化机制研究述要［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6（1）；王荣.中国古代透闪石—阳起石玉器白化机制研究述要［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7（4）；王荣等.妇好墓玉器的科学分析与探讨［C］//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80-195.［3］所谓“翡翠”珠可能是绿色软玉，有待科学检测确定。若属翡翠无误，应该是我国最早认知翡翠之例证。［4］商代磨石中，凡带有穿孔的条状磨石，规则精致便于携带，经常是青铜兵器的配件。该墓地出土石钻帽的9座墓葬，只有2座随葬铜兵器，可知其磨石主要属于生产工具。［5］陶㼽曾在殷墟宫殿区制玉作坊遗址F10出土6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图六六；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遗址出土7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图一二四：1、2；殷墟王陵区大墓出土1件，见梁思永，高去寻，石璋如.侯家庄·第九本·1129、1400、1443号大墓［M］.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或以为是擦搓手足的卫生用品，非是。陶㼽一再大量出现在手工业作坊很能说明问题。随葬陶㼽的M93只有觚、爵、簋、盘4件陶器（冥器）和1件小玉琀，不可能有专门卫生用具，归为工具更合理。［6］M269的磨石也可能从属于青铜兵器，且其铜器铭文显示的族属，也与M235、M63等无关，则北片西区墓是否属于玉工家族墓地之分子，可疑。［7］杜金鹏.商代“玉”字新探［J］.中原文物，2021（3）.［8］［10］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6：756.［9］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104-105.［11］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38.［12］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6：3280.［13］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M］.北京：中华书局，1989：269-276.［14］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18-1119.［15］叶玉森根据卜辞“工典”之“工”，可分别写作工和，从而认为就是工。见叶玉森.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卷二）［M］.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69.［16］叶玉森.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卷二）［M］.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69.［1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519.［18］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J］.考古，1981（3）.［19］［23］刘一曼.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328.［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王裕口村南地2009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2（12）.［21］何毓灵.论殷墟新发现的两座“甲骨贞人”墓［C］//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2］刘一曼.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412-422.［24］［27］杜金鹏.殷墟商墓随葬铜器玉器之“双轨制”现象，待刊.［25］《周礼·大宗伯·典瑞》：“大丧，共（供）饭玉、含玉、赠玉。”郑注：“饭玉，碎玉以杂米也。”此指周代王室丧礼用“饭玉”（用碎玉块夹杂米饭填塞死者口腔）。戚家庄商墓M86这样的单棺、陶器只有1盘1罐的小墓，却随葬有玉柄形器、穿孔玉饰和2枚贝，且有44件饭玉，确与身份不符。［26］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38.（作者：杜金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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