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中国考古学会第12次年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时任理事长张忠培先生在所作《中国考古学六十年的巨大进步》的开幕词(《中国文物报》2009年8月29日)中,满怀豪情地指出:“今年是一个不同寻常而值得我们怀念的年份。距今60年,即1949年的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距今30年,在夏鼐精心策划和认真筹备下,中国考古学会于西安成立;距今100年,河北高阳诞生了苏秉琦。”其中的巨大进步之一就是“借用于地质学的‘地层’概念已演变为层位学,同时完善了层位学和类型学,并扩大和深化了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手段观察考古遗存的方法。从而,就等量同质遗存来说,和以往相比,现在考古学从遗存中获取信息的数量不仅增多了,而且质量也提高了。总之,这是摄取考古遗存信息急剧扩张的时代。考古学从人、遗存、时、空四维关系或遗存、时、空三维关系研究遗存的视角,不仅得到空前的扩大,同时,层次或层面进深了,质量也提高了。”四维或三维,这是张先生强调的把握和解析考古学遗存的基本方法。
十年后研读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张星德教授发表于《考古》2018年第11期的《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组”陶器的辨识及其意义》(以下简称《女神庙组》),特别欣喜地发现她是采用四维或三维把握和解析红山文化的,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尤其值得学习。
这篇文章以叙述最为完整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以下简称《牛河梁》)为基础,对没有直接层位关系的N1J1～4、N1H1～3、N2Z4H1、2009N2H1、2009N2H2等遗迹单位,进行比较分析后,总结出上述遗迹单位的陶器组合主要为筒形罐、浅腹钵、折沿圜底钵、盆、小口瓮、有领罐、熏炉器盖、筒形器、塔形器等,与《牛河梁》所分的三期遗存都截然不同,于是就把这些单位另分为女神庙组,又通过《牛河梁》所说的N2Z4B冢的垫土层N2Z4BD,该层出土陶器有筒形器、塔形器、罐、盆、钵、盘、豆、器盖、三足杯等“女神庙组”常见陶器,从地层上给了“女神庙组”出土陶器可靠的支持;又根据《牛河梁》所提供的三组层位关系,总结出“女神庙组”晚于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期,早于第三期前段,使牛河梁红山文化重新分期成为可能,“即在以牛河梁第五地点上、中、下层为代表的分期基础上,原第三期或晚期前应增加以N1J1、N1Z4H1等为代表的第三期(‘女神庙组’),原第三期应改为第四期。”
重新分期之后再看牛河梁遗址,只是在第一、二两个地点有“女神庙组”陶器,之前(第二期)以积石冢和采用筒形器等进行墓祭为特征,“女神庙组”是第一地点营建独立于积石冢的祭祀建筑,二者毫无关系;“从原地有积石冢的第二地点Z4的堆积情况看,当时人们也已不再,如果有祭祀活动,也改为用生活用器祭祀。第二地点属于‘女神庙组’遗存的灰坑未见可确定为祭坑的标识。这可能体现了祭祀礼仪的变化,或与下层积石冢墓主人习俗的差异。”(《女神庙组》,80页)以往研究者认为的“牛河梁遗址是积石冢众星捧月般环绕女神庙的红山文化中心祭祀和墓葬群”,她通过这一变化提出“有必要进一步探究”。
红山文化最著名的是“女神庙”,而她把“女神庙”作为“期”或“组”的概念提出来,其意义有多大?凡从事红山文化研究的人心知肚明。
还要进行横向比较,结果是“女神庙组”的盆、瓮、内叠唇钵等形制源于黄河中游,变化节奏和趋势与西阴文化一致,如陕西华县泉护村H22、H1015、宝鸡福临堡H8、H106等单位的同类器物,这时西阴文化进入第三期,在泉护村遗址是第一期文化第Ⅲ段,有名的是太平庄M701随葬陶鸮鼎,笔者在《中原地区走向文明的门槛》(《南方文物》,2018年3期)将其称为“太平庄M701期”遗存,时代为公元前3200年前后,并且认为:“中原地区走向文明门槛的头一步,就是从这里迈出的。”
公元前3200年前后,这个时间点相当重要。张忠培先生首先提出并长期重视,他说:“到了公元前3200年前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社会财富的积累及其分配伴生的社会分化,是当时诸考古学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基础”“而现在可以确认的是,由战争产生的军事指挥权,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为王权,随葬王权的确立,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及西拉木伦河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转引自苏秉琦主编《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396页)这篇文章指出“红山文化‘女神庙’这种大型祭祀建筑的出现及其反映的红山文化发达宗教的形成正是这种大背景的反映”(《女神庙组》81页),具有异曲同工的意义。
前面已经说过张星德所做的这个课题,正是遵照四维或三维来研究红山文化的,也是她1989 年在张先生的指导下写出了《红山文化研究》的硕士论文,将前后延续了1500 年的红山文化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西阴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1991年以《红山文化分期初探》发表在《考古》第 8 期上,近三十年来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从考古学文化落实到遗迹和人,即“女神庙”。
回过头来看,四维或三维来研究红山文化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她把时间放在第一位。更进一步说,四维或三维来研究考古学遗存,时间放在第一位,这可以称为范例。
聚落属于考古学遗存,现在比较热门的早期文明研究,聚落考古首当其冲。聚落考古研究同样也得把时间放在第一位,所以她在这篇文章就来了个开门见山:“确认遗存的年代关系是考古学文化研究,尤其聚落考古的首要任务。”在聚落考古遗存年代关系方面,这篇文章同样是不可多得的范例。
山西襄汾陶寺和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都发现了面积广大的古城,这无疑是中国考古界的两件大事。关于两座古城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沸沸扬扬动作起来,这也本在意料之中,因为在北方地区数一数二的早期古城,时代“据说”也差不多,鄂尔多斯地区(包括陕北)的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神木新华、石峁等遗址发现陶寺遗存,还都有“迷人”的玉器,但到目前为止两地连时间点都没有对应上,还处于简单的比附阶段,竟然冒出许多奇奇怪怪的研究成果来。有的学者在四维或三维上各取所需,更没有确定某一期、某一个单位的准确时间,就“对比”得不亦乐乎,令人不知所云。倒是陶寺ⅢH303发表的肥足鬲、斝、扁壶、小口高领罐、折腹盆等28件陶器中还有圈足罐,陕西神木新华99W2也有圈足罐和高领折肩罐,两地两个单位共有的圈足罐从器形到鋬手再到纹饰何其相似,并且99W2打破了发表鋬手鬲、单把鬲、三足瓮、高领折肩罐、深腹罐的99H108,这是陶寺肥足鬲和石峁的鋬手鬲“对话”的绝好资料,加上圈足罐,其年代就挂上了钩(图一),石峁跟陶寺非得通过陶器联系起来才能达到“同时”(田建文《周族起源山西考——兼谈陶寺与石峁、新华、朱开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汇”网站,2016年9月20日),极少有人提及。
以上述三个单位为基础,就把神木寨峁、朱开沟、山西五台县阳白、兴县碧村,与襄汾丁村、丁村曲舌头、洪洞侯村、曲沃东许、翼城南石、侯马西阳呈、和绛县周家庄、新绛孝陵等等遗址联系了起来,利用陶寺ⅢH303、新华99W2作为同一时间内空间剖面,陶寺ⅢH303、M3015和新华99W2、99H108作为同一空间内时间剖面,进行陶寺、石峁两个文化的比较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上升到研究人的高度。一步一个脚印就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而且可信度高,为什么就只有少数人从事?恐怕是坐不了冷板凳吧。
2008年,张忠培先生为《寻根》杂志的“寻根寄语”题词“治学既要形而下也要形而上”;2009年为赵宾福博士的《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作序时提出“从微观到宏观,从具象到抽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中国文物报》7月31日第7版),“微观”和“形而下”就是陶片、陶器、灰坑和墓葬,搞聚落考古非得从一个个具体单位的比较开始,有些事必须“就事论事”,总不能老是从一而终颠三倒四的来“炒概念”吧。(作者:田建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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