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齐市法》出现在银雀山汉简之中，已经说明了其对于西汉的特殊意义，但是，在管理思路上，《齐市法》明显继承的是《周礼·司市》中记载的“邑中为市”、“四民聚居”的路子，也就是说，“市”很特殊，“市人”也很特殊。
秦《金布律》和汉《□市律》以及前引案例都明显表明，对于经营者的身份并不在乎，甚至“市列”作为专门的交易场所，可以被“非市籍者”所拥有，那么，西汉“市籍”的特殊管理意义就让人疑惑了，可以说是非常“拧巴”。
那么，“有市籍者”是不是一个专门的税收单元？比如只有“有市籍者”才缴纳市租？
答案也是否定的。
《史记·索隐》解释：
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租。
在《里耶秦简》8-454号简中收录的地方官吏考核项目中，没有“市租”一项，却有“市课”一项：
课上金布副 园栗 县官有买用钱/铸段（锻）
桼（同漆）课 采铁 竹箭
作务 市课 水火所败亡/园课 采金
畤竹 作务徒死亡 赀赎责（债）毋不收课
池课 所不能自给而求输
以上的“考课”项目，正好对应拆解了《史记·平准书》中的记载：
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於天下之经费。
山、川、园、池、市井是来源地，但是作为“收支”记录，性质却完全各异：
租税类：园课、池课、市课，漆课
特产生产类：园栗、畤竹
矿业生产类：采金、采铁
手工生产类：作务、铸段（锻）
特殊成品类（或制或买）：竹箭
货币出入类：县官有买用钱（出，政府采购钱）、 赀赎责（债）毋不收课（入，百姓欠官债或赎罪钱）
人物损耗类：作务徒死亡、水火所败亡
秦朝的官方文书里，不称“市租”而称“市课”，其余在《史记·平准书》中列为“租税”的，全部冠名为“课”，也就意味着，要么是“名称”不同，要么就是征收方式根本不同。
“课”的本意《说文》中指为“课，试也。”引申为计量，计数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分成”，如果是定期定额，也就没有计数的必要了。
也就是说，秦的“市课”就是一种“交易分成税”。
另一个证据是岳麓书院藏秦简《金布律》：
市衝、術者，没入其卖殹（也）于县官。吏循行弗得，赀一循〈盾〉。县官有卖殹（也），不用此律。有贩殹（也），旬以上必於市，不者令续〈赎〉迁，没入其所贩及贾钱于县官。典、老、伍人见及或告之而弗告，赀二甲。有能捕、告赎迁罪一人，购金一两。卖瓦、土墼、粪者，得贩卖室中、舍中，租如律令。
这条律文明确规定，在交通大道上卖东西，要把货物没收入官。不过，官府卖东西，不在规定之列。
凡是贩卖行为，10日以上必须到市场中交易，否则要赎迁，并没收交易的货、钱。
卖私下烧制的土瓦器和废弃物，可以在家中、客舍中交易，缴“市租”如律令。
严密的交易场所约束辅以“告奸”、“罚没”等手段，形成了严格的“交易末端管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税源的流失，也就让“交易分成税”成为秦国、秦朝商业税的“主流”（还有关津过路费）。
反观西汉，“商业税”征收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见《散见简牍合辑》142至167简：
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朕甚哀怜者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於节，吏民有敢骂詈殴辱者逆不道，得出入官府节弟，行驰道中，列肆贾市毋租，比山东复。
这里提到了皇帝诏书给予高寿之老年的优待，就包括“列肆贾市毋租”，也就是说，高寿之人免“租”，当然，也有可能是针对高寿“贾人”的免“租”，这就参看另一条记载，《汉书·食货志》中详细记载了“王莽改制”对“贡”的征收方式：
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
这里面，涉及了大批的行业人群，明确要求必须“自占”也就是向官府申报自己的经营所得，去掉本钱后的纯利，缴纳10%作为“贡”，如果不申报，或是申报不实，要没收所有经营所得，并罚到官府服苦役一年。
这实际上展示了汉代官府对“商业”人群的划分和对他们征税的普遍方式，即“交易分成税”，之所以说“商业”，在于这之中，一部分行业明显属于“良民”阶层，只是将所得物“出卖”罢了，比如“取物山林”和“畜牧者”、“嫔妇桑蚕”，都不可能是“贾人”和“有市籍者”。
不过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汉代史料中看到另一种“租”，见《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
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显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赋繇役不为众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为卒吏，州里闻之皆服焉。
何武的兄弟何显家有“市籍”，“租”常常不交，所以市啬夫才采取措施追缴，也就意味着汉代的“市籍”确实对应着与人身身份相关的“租”的缴纳，并有定时、定额，由市啬夫负责征收。
也就是说，西汉的“市租”要比“秦”多一种了：
一种是不分“有无市籍”，只要有交易行为就要缴纳的“交易分成税”；
另一种是有“市籍”的贾人家庭，无论有无交易行为都要缴纳的“身份定额税”。
上述的史料排比其实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制度变化的事实，即秦律与汉律关于“贾市”行为和“市”本身的管理，完全是一脉相承，包括对“自占租”的征收，也是明显的“交易分成税”，完全可以理解为西汉制度继承了秦国的相关制度，但是，西汉的“市籍”管理，绝非直接继承自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的制度。
这个另外的来源，就是秦朝对“魏户律”和“魏奔命律”为代表的“六国旧制”的引入，正是这两条律文为秦朝带来了“市籍”，但是，这种“市籍”却非常特殊，属于“非常产物”而非“制度产物”。
要说明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重提“魏户律”和“魏奔命律”介入秦律的时间，即自秦昭王五十五年至秦始皇三十年之间的35年。
正因为之前的秦律对于上述魏律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和群体，没有相应的规定，面对新近出现的社会管理问题，才直接援引别国现成法条，予以约束和解决。
如果“收孥事末利者”制度是秦国的旧制，那么，它所要“收孥”的人群，远比“贾门逆旅”大得多，人都抓起来贬成官奴婢了，新占领地区的“事末利者”也照此办理就是，还有什么必要规定“立户”、“授田”、“禁止入仕”的问题？
从程序上，假设这条秦律真的存在，也应该是由新颁布的秦令叫停旧律执行，颁布新律，而非直接照录、执行魏律。
最大的可能性在于“新问题”的出现催生了“新解决方案”的引进。
七
上述的35年间，正是吕不韦执政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国版图快速扩张的时期，所以，在秦简中出现了一个名词“新地”，伴生的是“新地吏”、“新黔首”的出现，管理的需要，让新兼并天下的秦王朝施行了一系列的“新措施”，包括“新地吏”的任用，“新黔首”的授爵等等。
在“新地”之中，一步步地增加着周的洛阳、赵的邯郸、齐的临淄等区域商业中心，存在大批“城居人口”，也就是“事末利者”。
对于他们的管理，一样成为秦王朝的“新课题”。
关东六国施行“市籍”制度的最重要目的，即在于以“地著”为本的“税收”，其前提就是“商贾”的流动性过大，交易行为往往不会发生在“本土”，那么，通过以人身身份绑定的家庭户籍，国家就可以从这部分“游食”人口身上获得财政收入。
至于在国家控制的“市”中发生的交易分成税，收入国家囊中本就是常态。
但是，秦国自商鞅变法起，就有严格的“什伍告奸”和“户籍控制”，也就意味着在没有官府批准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具有长途旅行的权利。
所有的“商业物流”都是以“市”为中心的短途交易，自然也就不会有“大宗商品”为交易对象的职业“贾人”群体，那么，“市籍”的存在就成为了“鸡肋”。
所以，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对“商业”的管理，根本不需要搞特殊的人身控制，而是在最广泛的限制人口流动的大框架下，以“县”为单位，构建区域小市场，所有编户民（除了刑徒奴婢，无论男女）都可以成为“市列”的经营者，也就都可以进行市场交易，所以，在《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活跃的秦人日常交易图景。
也就是说，除非是如同楚国持有“鄂君启节”这样“特许经营权”的“封君”商队（当然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秦国存在类似的商队），在秦国境内，不可能存在任何“批准之外”的本国长途商业物流，真正能够畅通无阻的，反倒是“不在秦制约束之下”的人群，即“外国商人”，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客未布吏而与贾，貲一甲。何谓布吏？诣符传于吏是谓布吏。
这里涉及到了“客”，多解为“邦客”，也就是外国人，说的是，外国人来到本地，没有拿着符传到官吏处报道，就与他交易，交易者要被罚一甲。
这种规定也体现出秦国对于外国商人的优待和吸引的欲望，法律的大棒只打在自己人的屁股上，而对其的交易要求，也只是在本地官府登记。
当然，涉及到“客”的还有斗殴的规定和禁止他们贩卖珠玉出境的规定，整体上都对外国商人有明显的优待和“偏爱”。
由于固定市场的存在和严格的交易末端管理，“贾人”的日常交易角色已经被“编户良民”替代，远途的贩运，则由六国的“客”来完成，而这部分“游惰之士”本身不占用秦国的资源，却能互通有无，自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管理，反而还要“优待招引”他们。
这个情况改变的时间，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吕不韦相秦。
一是秦始皇统一。
“魏户律”颁布于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次年秦昭襄王即死去，紧跟着是秦孝文王继位三日死，秦庄襄王继位，任命吕不韦为相国。
自此之后，至秦王政十年，秦国的执政者一直是吕不韦，其当政后，占领了天下都邑洛阳，并作为自己的封地，为了有效管理当地及其他商业发达地区，所以推出对商人、游食的歧视政策，也可以解释动机。
只不过这种解释又与一个事实相矛盾。
那就是如果吕不韦颁行这两条法律，就意味着在秦国旧地“创造”市籍，为了区区一郡之地，在全国将经营商业“良民”打入“市籍”另册，却没有引发值得史书记载的骚动，实在令人疑惑。
另外，《识劫冤案》发生在秦王政十八年，即吕不韦下台的八年后，仍旧以“良民”的身份拥有市列店铺，明显说明，秦国并没有施行普遍性的新设“市籍”运动，否则，依照《周礼》和《齐市法》的思路，应该所有在“市”中的经营者全被视为“贾人”打入“市籍”，这也是这种“运动”最简单易行的方式。
所以，吕不韦时代引入“魏户律”、“魏奔命律”，在秦国新设“市籍”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那么，变化只能发生在秦始皇时代。
随着秦的兼并战争和帝国的建立，原本聚居于城邑的“六国贾人”变成了“新黔首”，他们不耕不织，需要市贩糊口，却在秦制蔓延推广的过程中失去了生存的条件，由原本秦人积极招引的“香饽饽”，短时间内成为一群体制的“赘疣”。
而这部分城居人口的数量至为巨大，据粗略统计，两汉时期，全国大中小城市之中，设有市肆、集市的有1400-1600处，反推战国时代，哪怕一处只有10户，全国也有1万户的“贾人”，更何况还有临淄、邯郸等数万户人口的大都会，更是“游食”遍地。
正因为如此，秦始皇针对性地引入了“魏户律”和“魏奔命律”对“游惰之人”进行打压，完全有可能，迫切性甚至比吕不韦时代更大，也更合理。
他所针对的人群非常明确，即原本关东六国聚居的“有市籍”贾人。
理由也非常简单，粮食。
秦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天下，之后即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至咸阳，所得诸侯美人钟鼓尽数充入关中各宫中（三辅旧事云：“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後宫列女万馀人，气上冲于天。”），大批的脱产人口，必然带来巨大的粮食供应压力。
仅仅五年后的秦始皇三十一年腊月，“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之后，微行咸阳遇盗的秦始皇大索关中二十日，紧跟着，就是粮价暴涨，米一石需钱一千六百。
按理说，刚刚普赐民米，不应该出现米价暴涨，然而， 关中的“浮食者众”，巨大的需求在物流被强制截断二十天之后，会积攒出同等的爆发力。
这次事件是否影响了秦帝国的国策，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结果上可以看到，紧随其后的一系列“大动作”开始了。
这一年，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也。”
下一年，秦始皇在完成北边巡游之旅后，即派出蒙恬北逐匈奴，“略取河南地”。
又一年，秦始皇开始向南拓地。
《史记·秦始皇本纪》对于其兵员记录非常清楚，远非那些“大秦帝国粉”吹嘘的“南征老秦人”：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尝逋亡人”其实就是“曾经的逃亡者”，在秦简中，此类人群屡见不鲜，甚至有抓捕逃亡者的“卒”带着武器逃亡，不过随着秦国不断扩张，原本逃亡“邦外”的百姓又进入秦国治下，这些“逃人”很不幸要为短暂的“自由”付出代价了……
而“赘婿”和“贾人”，肯定不是“老秦人”，否则“老秦人”的阶层成分就太搞笑了，一群买卖人喊着“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想想就有喜感。
现实是，“逋亡人”的存在，恰恰说明了“赘婿”和“贾人”两个群体极大可能主要来自于“新地”，是秦始皇为了“打扫干净屋子”，清理体制“赘疣”的举措的一部分，本质上和纳粹德国的“毒气室”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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