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封建的大多数王朝的版图虽然没有现代中国这么辽阔广大，但是，也算得上是地大物博，广阔的疆域，复杂的社会，众多的人口，都被规定为是帝王所掌管的，《诗经》有诗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参看《史记·高祖本纪》）王朝疆域里的所有领土和民众，都被规定为是属于帝王所有，那么，对于这广阔的疆土和众多的臣民，帝王该如何管理呢？帝王能事事亲力亲为吗？帝王对所有事情能事无巨细地进行处理吗？当然是不可能的！一个明智的帝王，会通晓如何通过人去管人，精通用人之道。
也就是说，睿智的帝王必然会放弃亲力亲为的处事方式，懂得将权力下放，授权于他的文臣武将来替他进行管理，通过驾驭臣子来掌控天下，所以，驭人之术是帝王权谋的第一管理策略。君主威严，权谋深不可测，而驭臣之术乃是要诀。深谙帝王学的韩非子说：“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韩非子·八经》）也就是说，差劲的帝王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忙得要命；中等能力的帝王可以聚合所有人的力量来为他做事，而只有杰出的帝王才能聚合所有人的智慧来为王朝服务。帝王用人就要用有智慧的人。
首先，睿智的帝王精通用人之道，懂得放权用人，择胜任者而任之。
精于用人之道的帝王，常常是眼光独到，识人精准，善于发现有能力能称职的人，授予职权，委以重任，让他们为帝王处理政务。帝王只有选任一大帮的文臣武将替自己办事，才能管理广阔的疆域和臣民，才能处理万分复杂的事务。
授权，这是十分重要的管理方略，舍不得授权放权的帝王，不可能办成大事，不可能成就大业，偌大疆土，是需要一大群臣子来为帝王理政处事的；权力只有层层下放，才能让阶梯式的各级臣子为帝王办事。为君者最忌讳的管理之法就是事无巨细，每事亲躬。
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说明帝王授权放权在统治术中的关键作用。例如，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何会大业未成，病死于五丈原呢？唐代诗人杜甫为何为感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呢？就是因为诸葛亮犯了管理大忌：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虽然诸葛孔明智慧超群，才识过人，但他大小事亲力亲为，即便是精力再好，也无法都办好的，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干的事太多了，必定会累坏的。诸葛亮事必亲躬，累死于军中，虽然可敬，但他的管理方法并不可取。聪明的管理者，不是每事亲躬，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选拔人才上，努力择人而任，授权给胜任的人去处理相应的事。管理者所处的管理位置越高，越是要懂得放权用人。
另一个例子是周世宗柴荣，这个英俊潇洒、文武双全、雄心勃勃的中年皇帝，虽能励精图治、锐意改革，战北汉，败后蜀，征南唐，伐北辽，但他不善于采纳朝臣众议，政事军事大小事务，全由自己决定，独断专行，文武百官没有建议的权利，只能接受成命，周世宗最后病死于征契丹的军旅中。史学家司马光就注意到周世宗事必亲躬的弊病，在《资治通鉴》中特别记载了周世宗征战前，河南府推官高锡曾上书劝谏：“四海之广，万机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亲之，天下不谓陛下聪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举不信群臣也！不若选能知人公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扰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屈贵位而亲贱事，无乃失为政之本乎！”（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92卷，后周世宗显德元年》）
司马光
《资治通鉴》的这一段记载表现得很有睿智，指出了帝王用人之奥秘，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连尧、舜都不能独立亲自管理，周世宗当然也不行，作为帝王，不可能事必亲躬，他必须“择人而任之”，帝王再聪明睿智，也不可能兼百官之任，如果不敢放权让百官去做事，便是对群臣的不信任，聪慧的帝王，应该选能识人秉公正的宰相，任用能听取民意的郡守，聘用善于掌管钱粮的官员，起用守法的人掌管刑狱，而帝王可以轻松地坐于明堂，无为而治，视功过而赏罚便可。帝王完全没有必要“降君尊而代臣职，屈贵位而亲贱事”，放权用人，而不是越俎代庖，这才是帝王治政之根本。
在某种意义上，帝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发现人才并放权用人。有一历史典故，说“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故事，故事说刘邦与韩信议论将军们的高下，刘邦认为汉初的将军们各有所长。刘邦问韩信：“像寡人之才能统率多少兵马？”韩信回答：“陛下最多只能统率十万兵马。”刘邦说：“将军能统领多少兵马呢？”韩信回答：“为臣统兵，多多益善！”刘邦笑着说：“将军统兵多多益善，而为何为寡人所擒？”韩信说：“陛下虽不善领兵，但却善于驭将，这便是臣被陛下擒获的原因。况且，陛下之雄才乃上天所赐，非人力所能为。”（参看《史记高祖本纪》）在韩信看来，刘邦作为皇帝不会也没有必要去带领小兵小卒，帝王能驾驭将帅就够了，带兵打仗，可以授权给将军去做。
其次，睿智的帝王善于识才，能量才用人，扬人才之长避人才之短。
人才有各种各样，专长不同，能力有高低，性格各异，兴趣各不一样。帝王要放权用人，首先应该能识才，了解人才的特点，根据其特长来用人。值得注意的是，人才在初期的境遇中，未必会把自己的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而是要给予一定的平台，才能让人才的才能展示出来，所以，有时候发现人才比任用现成的人才更重要。
比如，汉朝创立前，刘邦身边的一帮人并没有显示出其特殊的才能，他们都是很平常的一些人，可谓是“三教九流”，社会地位并不高。萧何出身于县吏，后来成了相国；曹参原只是县里的监狱小吏，后来成了接班萧何的第二任相国；周勃原先的地位更低，只是一个为人送葬的吹鼓手，后来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将，在刘邦死后，周勃平吕氏，维护了刘姓王朝；樊哙原本是卖狗肉的，夏侯婴原是养马的，灌婴是贩卖绸绢的，他们三人后来都成了将军；韩信是无业游民，还曾从别人的裤裆下钻过去，后来成了战功卓著的大将军；陈平曾住在破巷子里的旧屋里，用旧草席遮门，穷困潦倒，后来拜相封侯；只有张良地位比较高，是韩国大贵族出身，是刘邦的第一谋士，被封为留候。
刘邦（剧照）
刘邦作为汉朝的开国皇帝，他的厉害就在于善于用人，他发现了这一些人，让这些人跟在他身边，授权给他们，领着他们打拼天下，为他们构筑展示才能的平台，于是，他们之中，有的成了相国，有的成了大将军，有的成了帝王的第一谋士，有的成了保持刘姓政权顺利延续的国之砥柱。刘邦的用人之道之所以高明，在于他善于发现人才和大胆任用人才，包括任用原来是从敌方阵营过来的人才，比如陈平曾投身于魏国、楚国，到了汉集团时，刘邦敢重用他。
再如，李世民也是一个敢于大胆用人的英明帝王，他手下的三位悍将秦琼、尉迟恭与程咬金皆是来自于敌营的，尉迟恭原为隋朝战将，后来投刘武周，最后再归降李世民的；秦琼、程咬金原是隋朝将领张须陀部将，张战败后，秦、程投瓦岗军李密，李密败后，他俩又投王世充，最后投了李世民，而对于这三员战将，李世民是用的最好的，他们成了李唐王朝战功显赫的大将军。
当然，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杰出的人才往往是某一方面的才能很突出，而其他方面的缺点也很明显，睿智的帝王在用人方面，往往能知人善任，发现特长，用其所长。帝王用人，常常能创造开阔的平台，让他身边的文臣武将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不是总盯住臣下的缺点不放。俗话说：“用人之长，天下无不用之人，用人之短，天下无可用之人。”量才用人，知人善任，这是明智的帝王不可缺少的本事。孔子的孙子子思在对卫侯推荐一位叫苟变的人才时说：“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资治通鉴·第一卷，周安王二十五年》）用人就是要能“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才有高低，识有深浅，能力有大小，但人人皆有所长，关键在于用其所长，用得合理。有一次唐朝宰相封德彝奉旨举荐人才但却推荐不出人才时，唐太宗李世民曾对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资治通鉴·第一九二卷，唐太宗贞观元年》）李世民还说：“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资治通鉴·第一九八卷，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由此可以看出李世民在用人之道上的宽阔胸怀和长远目光。
关于帝王用人之道，刘邦君用人的睿智策略受到后世帝王的赞赏，他的一段名言可以说是道出了帝王用人的真谛，比如，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 正是这善用人才，知人善任的妙策，这成就了汉高祖的一生霸业。
再次，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往往有宽阔胸怀，能包容人才，能容人之过，识人之长。
有雄心的帝王往往在对待人才方面能做到胸怀宽广，能包容各种各样的人才。通常，有雄才、有专长的人往往有傲气，有个性，甚至有的脾气也比较大，帝王在用杰出人才时，往往是富有包容心，有容人之量的，对于人才不求全责备，不过分苛刻，以宽心来对待所用之人，对人才表现出很大的宽容态度。
帝王面对着众多的文臣武将，而其中往往有不少是很有才识，有个性，有专长的，宽容的帝王常常有包容心，有耐心，能诚人待才，用好文臣武将。
包容人才就是爱护人才，既慧眼识人才，知道他们的长处，欣赏他们的长处，用其所长，创造宽阔的平台让他们去施展本事，同时，也能容人之所短，了解他们的缺点，对他们的不足之处不责备，对他们的鲜明个性能容忍，对他们的过失能宽容。
包容人才就是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人才的特性。帝王为了维护专制统治，需要树立权威形象，在大臣面前建立威严，通常，是不能容忍大臣违背圣意的，更不会对大臣妥协，但是，有一些胸襟宽广的帝王却不一般，他们能容忍大臣们提出反对意见，适当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对大臣们妥协，表现出非凡的气度。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对一代名相魏征的宽容态度是非常罕见的，魏征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第一谋士，曾为李建成出谋划策，用以对付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被杀，魏征不但没有被处置，而且还受到李世民的重用，魏征为人耿直，有谋略，能办事，李世民任用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屡屡向李世民提出各种重要建议，同时也对李世民的言行经常提出批评，魏征忠诚、直率，经常有过激谏言，而李世民却有超常的容忍肚量，经常将魏征请入宫中,询问得失，征求建议，并先后提升魏征为秘书监、侍中、宰相，封他为魏国公。
唐太宗
魏征甚至敢扣下唐太宗的圣旨不发，而李世民竟然也能容忍，而且还夸赞魏征。有一次，唐太宗令大臣征用新兵，有大臣建议征用不满18岁的男子，认为只要身材高大，不受18岁这一年龄限制，唐太宗准奏，于是，下旨发诏书，可是，诏书被魏征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征就是不发出，唐太宗传魏征来见，对魏征大发雷霆，魏征却从容不迫地奏曰：“臣闻将湖水弄干捉鱼，虽能得鱼，但来年湖中便无鱼可捞；将树林烧光捉野兽，亦能捉到野兽，但来年便无兽可捉。陛下若将那身强力壮、不满18岁男子征为士兵，往后该从何处再征兵呢？国家租税杂役，又将由谁负担? ”听魏征的话后，唐太宗沉思良久，真诚地向魏征表示犯错，他说：“朕之过大也!”于是，唐太宗重新下了征兵诏书，免征不满18岁的男子。（参看《资治通鉴·唐纪》）
唐太宗与魏征君臣关系，堪称古代君臣关系的典范，魏征多次在大殿上让唐太宗下不了台，而唐太宗最后都是宽容了魏征，唐太宗的宽容让魏征越是敢于犯颜直谏，于是，也能纠正唐太宗的过失，保证唐太宗决策少犯错误，这是非常有效的纠错机制。
后来，魏征病逝家中，唐太宗亲临吊唁，他痛哭失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卷七十一）
贞观时期，群臣谏诤成风，文臣武将皆勇于进言，开创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之所以能名垂千古，成就千古一帝，这与他对人才的宽容有极大的关系。
最后，睿智的帝王往往能诚而待臣，用人不疑。
古代帝王占据权力结构的宝塔顶峰，面对着下面的文臣武将，常常担心自己掌控不了，担忧自己权威受到侵犯，因而对大臣们心存疑虑。帝王多疑，这是很常见的。可是，真正有雄才大略的睿智帝王，却能坚持用人不疑的原则。帝王如果对文臣武将不能真诚对待，多猜忌，不信任，那么，大臣们也不会对帝王以诚相待的。明君，最基本的用人策略，便是以诚待臣，用人不疑。如果帝王对大臣们猜疑，靠威吓、威胁、欺骗等手段来对待大臣，用不光彩的手段来对待大臣，那么，大臣们表面上服从帝王，口头上尽忠于帝王，但在实际上，对帝王心里是不服的，是不会诚心实意地为帝王效力的。
唐太宗有句名言，道出了君王诚以待人的真谛：“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参看《贞观政要》）说得非常好，帝王任用英才，就是应“推心待士”，即推心置腹地对待英才。
唐太宗吸取隋文帝用人的经验教训，认为多疑将使君臣互相猜忌，危害极大，他说：“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参看《贞观政要》）坚决采用“洞然不疑”待人方法。
唐太宗以豁达心胸来对待文臣武将，用人不疑，诚以待臣，他不仅任用亲近的人，而且也大胆地任用。
武德年间，唐太宗打败刘武周，收服了大将尉迟敬德，可是，过了不久，尉迟敬德手下的两员将领叛逃了，因此，秦王李世民阵营中有的将领推测，尉迟敬德也一样会叛逃，他们没有报告李世民，便把尉迟敬德囚禁于军中，并极力劝李世民把尉迟敬德杀了。可是，李世民不但没有杀尉迟敬德，而且，还把尉迟敬德放了，并在尉迟敬德临走前召到内室，热心地安慰他，让尉迟敬德宽心。临别时，秦王还赠给尉迟敬德一些银宝，尉迟敬德被秦王的赤诚之心所感动，决定留在秦王营寨，并发誓报答秦王的恩情。果然，在后来，尉迟敬德为李唐王朝打天下立下了盖世奇功。
其实，帝王用人不疑，这是维护其统治的需要，而要完全做到用人不疑，常常还必须不听信谗言。有本事有才华的人往往个性强，有的对自己的才华不遮掩，容易引起小人的嫉妒，而小人没有才华，经常喜欢搬弄是非，散布谣言，在人背后说谗言，所以，睿智的帝王常是能远离小人，不听谗言，对自己的文臣武将，既用了，就不产生疑虑，就充分信任，不给小人诽谤君子、馋害贤臣的机会，以此来换取大臣们的忠心。
唐初，李世民以宏阔的心胸对待他的文臣武将，广开言路，充分信任贤良，小人没有乱发谗言的机会，因而政治清明，没有其他朝代常有的朋党之争。起初，也有一些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说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的不是，觊觎他们两人的宰相之位，但唐太宗与房、杜相处甚密，对房、杜的才能有充分地了解，小肚鸡肠的人毁谤房、杜起不了作用，李世民对房、杜非常信任，信任他两的人品和才能。
汉朝初创时，刘邦对他的文臣武将也是很信任的，一旦被他看中的人，他便大胆启用，绝不怀疑。其中，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陈平的任用，陈平来自于刘邦敌对的阵营项羽的军中。陈平投汉后，引起了跟着刘邦打天下的一帮老臣们的不满，他们怀疑来自项羽阵营陈平是否真有忠心，有的人到刘邦那里去，大讲陈平的坏话，刘邦并没有听他的老臣们的话，而是对陈平充分信任，对陈平委以重任。刘邦决定用陈平之后，就不再怀疑陈平，即便是当时楚、汉两军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刘邦也不怕陈平反水，相反，陈平得到了刘邦的信任，为刘邦献上了反间计，刘邦也放心地拨数万斤黄金给陈平，让他全权去支配，陈平成功地离间了项羽与钟离昧、范增的关系，使项羽文、武方面最得力的助手的帮忙。当时，陈平给刘邦献策说：“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眛、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史记。陈丞相世家》）试想，如果没有刘邦对陈平的充分信任，陈平会向刘邦献上如此妙计吗？这一计策刺到项羽的软肋，是陈平为刘邦战胜项羽提出的关键一计。
张居正（剧照）
明朝宰相张居正说：“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参看张居正《帝鉴图说》）君德贵明，以诚待臣，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非常重要的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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