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不好，也死不了
“其实唱片业下滑已经十几年了，很多人不看好，但我们还是硬生生撑到现在。”广东龙源音像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欧阳永青坐在公司的会客室里对记者说道。这家有着十几年历史的唱片公司位于广州白云区机场路182号，公司面积不大，欧阳永青身着白色休闲装，与记者一起围着广州特有的茶桌坐下，房间里的黑胶唱机放着龙源出品的唱片。
“唱片确实不好做，你们也很厉害。”记者说道。“没有没有，这些年我们的制作其实一直都在北京，因为在广州确实有很多局限性，有些人有意愿跟我们合作就聊一聊，聊好了就做。很多人也笑我们，说你们干吗那么低调，我说不是低调，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唱片的路还能走多久，只能埋头做自己擅长的，像个作坊一样。”欧阳永青说。
“中秋节去广州酒家吃饭，那家的月饼很畅销，很多人预定，吃饭的时候听到服务员打包月饼时滋啦滋啦的声音，这个声音太熟悉了，就像当年我们打包唱片的声音，那个情节很难忘，但再也回不去了。”欧阳永青说这话的时候有些伤感。接受采访前，龙源刚刚忙完每年一度的广州国际音响唱片展，大家像刚刚结束了一场大型比赛，终于放松下来。
百万级的卡带时代
说实话，来广州之前，记者并没有太多关注过广州的唱片公司，因为在我们每天搜罗的大量信息中，根本没有关于这些公司的任何新闻报道，百度上搜不到相关信息，只看到几家公司的官网，也是搜索了半天才找到的，而且官网上的信息很多年都没怎么更新了。
直到去年11月参加广州国际音响唱片展，记者才发现广州现存的唱片公司，许多都是从90年代就已经存在，在经历了盗版和数字时代的大浪淘沙后，仅剩下20家左右，他们20年来一直在做实体唱片，出过的唱片少的有几百种，多的有上千种。像音响展这种延续了二三十年的传统展会，是他们每年最忙碌的时候。
如今，即使是大的唱片公司也很少再给艺人出实体唱片，唱片销售收入在唱片公司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些公司20年的主营业务还是录制和发行实体唱片，他们紧守着广东及周边有限的音乐发烧友群体，即使在唱片业最低谷的时候也没放弃过。
提到广州的唱片业，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起“新时代”，几乎无人不知，毛宁、杨钰莹是新时代最早的签约歌手，他们的盒带发行量超过100万。新时代陆续推出的歌手如林依轮、张咪、黄格选、高林生、陈少华、周冰倩等也都是那个年代炙手可热的明星。
而这些歌手大部分是从“扒歌带”起步的。“扒歌带”——这个带有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其实就是模仿和抄袭的雅称，80年代，国内流行乐坛很少有自己的原创，于是就用临摹的方式将欧美或港台歌曲的旋律、配器记录下来，让本土歌手重新演绎。
“扒歌带”做得多了，一些唱片公司也开始做起了原创，新时代当时推出的《公关小姐》《外来妹》和《武则天》等电视剧歌曲都曾爆红一时。
1991年，新时代推出了张咪的专辑《公关小姐》，当时的销量甚至超过500万。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唱片业最辉煌的时期，一张专辑卖到百万都不是什么问题。1991年，在新时代的年会上，请来了刘德华唱堂会，刘德华的出场费是30万元，而当时普通人每月的工资也不过200元。
卡带的火爆让全国各地的出版社都在广州设立了办事处，卡带最火的时候都是几车皮、几车皮地运到全国各地，一张卡带卖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正版和盗版共存的CD市场
这么大的市场，其实很大一部分唱片都是盗版，而盗版猖狂的背后也有潜规则：正版和盗版共存促进行业发展。龙源音乐的田峰告诉记者：“正是这种共存，才让当年的音像市场那么繁荣，因为很多正版的渠道深入不到密集的发行点。”到了90年代CD取代了卡带后，盗版更加猖獗。在磁带时代，由于对灌制设备要求相对高，磁带的正版和盗版音质差别很大，但价格相差无几。到了CD时代的数字格式，翻录更加经济便捷，一张卖五六十元的正版CD，盗版碟仅用10元就能买到。
1998年，为了打击盗版，文化部联合广东省文化厅，在广州机场路盖了一座音像城，把全国各地的音像出版社都召集过来进驻音像城，做正版发行。八九十年代，全国90%以上的音像发行都集中在广州。
2000年以后，国家政策允许民营企业成立发行制作公司，很多以前的出版社驻广州办事处就改制成了民营企业，同时，有很多人也开始成立唱片公司，做音像发行和唱片制作。广东龙源音像公司的前身就是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广州经营部，当时的负责人就是田峰。
龙源公司成立之初，以做音乐唱片为主，通过周围朋友的一些资源，他们拿到一些古典音乐的公共版权，自己制作唱片发行，同时也做了一些佛教音乐的唱片。
与龙源音像一样，同时期各地方出版社很多都转制成了民营的发行制作公司，一大批以制作为主业的唱片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广州迅速发展起来。由发行公司转型制作公司的优势是：大部分人都经历了唱片业最辉煌的时期，他们在市场一线做了很多年，最清楚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
车载音乐带来的“第二春”
从2002年开始，国内汽车市场渐渐繁荣起来，很多家庭开始拥有私家车，对于这些人来说，车载音乐也是他们享受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但当时的很多音乐放在车载音响上并不好听，没有突出人声的部分，也不太适合车载用户的需求。
于是很多经典的老歌翻唱和口水歌占了车载音乐的大部分市场，而翻唱老歌的发烧碟和口水歌就成了当年广州民营唱片公司的主要业务，龙源也从2004年开始投资录制老歌翻唱专辑，翻唱HI-FI（高保真）唱片获得的收入支撑着整个公司的运营。
国内第一波网络歌曲也是在那个时期传播起来的，《两只蝴蝶》《老鼠爱大米》《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等歌曲在那个年代曾红遍大江南北，也成就了很多歌手，降央卓玛、孙璐、米线等都是靠翻唱起家的。
随着口水歌市场的火爆，发烧碟也成为同时期车载音乐的主体，柏菲、雨林、风林、瑞鸣、天弦等唱片公司，在那个时期陆续成立。但这些公司并没有以口水歌为主，而是以制作发烧碟为主。
1998年成立的雨林唱片，最初做进口唱片发行，2001年转制为唱片制作公司，老板陈健本身就是一名录音师，后来看到国内唱片市场还不错，就开始自己录制唱片，他也是很早提出发烧碟这个概念的业内人士。
雨林当年录制的八只眼组合专辑《青叶城之恋》在发烧界影响不小，雨林借助以前做进口唱片发行时积累的客户，将自己的消费群体扩大到广东及港澳、台湾、东南亚、新加坡、泰国、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很多有华人的地方都能买到雨林的发烧碟。
2003年成立的风林唱片，也是从唱片发行转型到唱片制作的公司，公司成立之初赶上了车载音乐市场的高潮期，风林老板毛虎军介绍：“当时批发商每天追着我们要货，销售员恨不得我们每个月都能出新品，那时候唱片最少的发行量是一两万张，多的时候三五万张，几乎每个月或者每两个月都有新品出来。”2005年正式成立的声扬唱片跟其他公司的背景不太一样，声扬起步就是制作公司。他们制作的唱片中以70到90年代的流行、民谣、摇滚和爵士歌曲的翻唱为主。声扬的团队也以音乐制作人员为主，基本都有音乐专业背景，学习过音乐制作、录音等专业。
短短几年时间，广州这个城市就成立了近100家唱片公司，其中上点规模的就有30多家，这些公司从策划、制作、生产、包装、宣传、销售都形成了自己的体系，那段时间，全国唱片发行量有80%都是这些公司制作生产的。
大家都把那个时期叫做中国唱片业的“第二春”，满大街的口水歌销量动不动就卖30万、50万，白花花的银子也让一些民营唱片公司出手阔气。为了追求“发烧”音质，一些公司除了大手笔投资录制设备，还会重金邀请国外著名的声学工程师来设计录音棚，有的公司会请来著名的音响技术大师监制和处理唱片的母带。
从80年代开始，广州就是全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掀起了中国唱片业的鼎盛时期，也成就了一批最早的流行歌手。10多年以后，中国唱片的第二春又在广州这个城市开花结果，成就了众多的民营唱片公司。然而数字音乐时代的来临，比盗版时代来的更猛烈些，几乎没什么过渡，中国唱片业的“第二春”就直接步入了冬天。
数字时代濒临破产
2009年2月，一则名为“广州老牌影音公司‘新时代’濒临破产”的新闻震惊了整个唱片业，这一年，刚好是新时代成立的第25年。这家在中国音像业叱咤风云20多年的公司，曾与中唱、太平洋、白天鹅等并称中国音像界“四大巨子”。但是从90年代起，新时代就开始盲目扩张，加上盗版横行，最终这位“巨子”也无法逃脱被时代淘汰的命运。
而在新时代破产的前两年，互联网数字音乐已经开始流行，以前花钱听的音乐都可以免费下载了，这给了整个实体唱片业重重的一击。董钧说：“盗版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免费的数字音乐把唱片行业最后一根稻草给抽走了。”毛虎军告诉记者：“以前我们出唱片都是几万张的量，到了2008年，唱片的生产量基本就是5000张，两三个月出一个新品，大家见到我们就会问：你们还要出唱片呀？到了2013年，唱片的印量基本就是一两千张，半年或一年才出一个新品，大家见到我们还会问：你们还在出唱片呢？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大家跟我们说话的语气也完全不同了。”陈健也感叹道：“2007年以后就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走到现在我们也不在乎了。”广州本地的唱片公司由最鼎盛时期的近100家，萎缩到了20来家，精明的广东人因为看不到眼前利益迅速关闭了唱片公司，有的转行做了房地产、影视、黑胶唱机，甚至还有人转行做了化妆品。如今，雨林、柏菲、妙音、无比传真等几家公司还是以歌曲翻唱为主，其他十几家都挤到发烧碟市场分蛋糕。
田峰分析，其实国内的发烧友群体也没那么大，从广州、上海、北京几大城市的音响展也能估计个大概，真正的发烧群体基本不超过五万人，这些公司的实体唱片如果全靠发烧友消费是根本支撑不了成本的。好在龙源之前做流行市场，很多传统的销售渠道还保留着，现在一次投入制作的唱片可以分摊到很多年里慢慢卖，每月的收益也能支撑公司运转。
从价格来看，十几年前一张CD的价格是30多元，当时车载音乐的销量特别大，现在每张CD批发价都在70至80元，销量下降了30%左右，但价格也在上涨。现在很多新型汽车都不带CD功能了，用手机或读卡器就就能播放，所以车载唱片的份额已经不到10%.在目前十几家唱片公司中，有几家公司从开始就定位在发烧碟，在最鼎盛的时期也没卖过像口水歌几十万的销量，发烧碟一般能卖到两三万张，最多的时候四五万张。所以后来唱片销量持续下滑后，发烧碟的下降幅度没有像口水歌那样形成断桥式的，所以大家的心理落差也没那么大。
尽管实体唱片时代已经被互联网颠覆，但留下来的这些公司还是倔强地出着唱片。龙源音像在做HI-FI发烧碟的同时，一直坚持做佛教音乐，录制了非常全的佛教音乐作品，但这些音乐只能满足一部分群体的需求，市场空间很小。
2003年成立的风林唱片只赶上了三四年的好光景，为了生存，风林申请了演出牌照，带着歌手在广州附近做一些小型的演出，也会有一部分收入。在数字音乐版权方面，他们也找到一些流媒体平台合作，虽然目前收益微薄，但总要跟上潮流。“时代不同了，我们也要跟着大浪走，要么跟大浪一起共舞，要么被它撞死，与其被撞死，还不如大家一起玩。”毛虎军说。
1996年成立的天艺唱片在留下来的这些唱片公司中算是比较早的，公司规模也是最大的。公司最早是从唱片发行转成唱片制作公司，以发烧碟为主，旗下也签约了陈宁、张玮伽等11位歌手，这些名字虽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在发烧届都算小有名气。
近几年，天艺开始把重点放在儿童动画、儿童教育的音像出版发行上，在儿童音像市场占了比较大的份额。天艺也是这些唱片公司中能走出广东布局全国网络的少数公司，除了儿童音像制品，也开始做硬件，比如儿童教育机器人、儿童口语机等。
天艺唱片的简志雄表示：“我们现在涉及很多领域，用最新的音频技术HQCDⅡ载体做发烧碟，做儿童教育动画，还与电视台、互联网平台合作，做硬件、做众筹，虽然现在音乐难做，但我们对音乐情有独钟，2015年买了一家台湾唱片公司积累了30年的版权，买断了3000多首歌的中国版权。”
出路在哪里
目前，像天艺唱片这样能走出广东在全国铺设网络的公司也就两三家，大部分唱片公司还是主要驻扎在广州，因为国内的发烧友群体主要集中在华南、广东、广西、浙江等地区，而且广东的发烧友比较专一，他们的发烧是从骨头里发烧，每天不听音乐就很难受，很多人早年收听香港电台，自己玩无线电，这些自己动手玩过的人和没动过手的人兴趣肯定不一样。
陈健表示，“我们始终立足广东，广东以北的地区不是我们的市场，这些公司在广东以外的地区知名度也不高，大家对我们都很陌生。好在我们做了十多年，有了不少积累，公司生存没什么问题。但出了广东就会饿死。”不同地区的文化观念差异确实很大，广东最早接触国外流行音乐和港台音乐，有自己的音乐审美。广州的流行音乐没落后，很多人都跑到北京发展了，但广东人并不欣赏北方人做的音乐，他们宁愿请不知名的歌手翻唱老歌，也不爱听新歌。
在陈健看来：“北方做的音乐跟港台音乐有很大的区别，比较喜欢高亢的音乐，什么歌都要来几句高亢的，好像每首歌都要叫一下才舒服，很奇怪。我们去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推广唱片，带艺人演出，当地的乐迷都不认可北方做的音乐，他们完全听不懂，觉得那些音乐跟世界流行乐根本不接轨，只是自己跟自己在玩。当然现在的广州也是这样，自己做唱片给当地人听，也是小打小闹。”对于公司的现状，陈健也早就看开了，“其实公司也没什么发展，现在连盗版都没人买了，我们就是喜欢录音，跟几个老录音师一起玩了快20年了，生意却越做越小。能坚持到现在主要是公司运营成本低，有自己的录音棚和录音师，成本控制住了，才能生产下去。唱片已经是一个小众行业，整个行业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善网络环境，让数字音乐不能非法下载，让音乐有合理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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