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脑残的哲学家们提出了一车神奇的例子，用来检验人们的各种直觉。电车问题（trolley problem）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先来看标准版的电车问题（第一个例子）：
相信不少人都知道这个场景的设定：简单来说，5+1（=6）个人被绑在了铁轨上。一辆电车从前方驶来，你可以扳道岔。如果你扳了道岔，电车就会改变方向，从而在图片下方的五个人就不会被压死，但是上方的一个人则会；而如果你没有扳，那么电车将会继续加速（不是），压死在前方的五个人，而上方的那个人就会幸免于难。
面对这样的情况，统计上看，大多数人的（道德）直觉都是扳动道岔，用一个人的牺牲换取五个人的生命。这样的计算符合诸如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或者广义的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道德哲学（伦理学）家的判断。这类哲学家会说，我们的行动总应该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好的结果。可是诡异的哲学家们又设计了第二个例子：
设定同样还是有五个人不幸地被绑在铁轨上。然而此时瘦弱的你站在桥上，在你的旁边有个胖子。如果你将胖子推下去，那么胖子将会成功地阻挡电车继续前进，而ta自己则光荣牺牲（由于你自己过于瘦弱，你跳下去即使牺牲了也无济于事）。
然而对于第二个例子，大多数人的道德直觉，从统计上看，都是觉得不应当把那位胖子推下去。这样的结果就对我们在第一个例子中的道德直觉（和在其背后支撑这个直觉的理由）形成了冲突。记得我们刚才说对第一个例子说，我们之所以选择扳动道岔，是因为我们想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好的结果。在第一个例子中显然最小的可能代价是牺牲在上方的一个人，而最好的结果同时也在牺牲上方的一个人时被获得——五个人得救了（我们假设在电车问题中，不会出现比如你打个电话呼叫超人把所有人都救了这种情况）。
可是在第二个例子中，如果我们应用同样的原则，我们会发现好像该原则并没有办法支持我们的直觉。与第一个例子同理，第二个例子中的最小代价是那位胖子的死，而最好的结果则是五个人被绑在铁轨上的人得以幸存。所以根据功利主义或者广义上的后果论的说法，在第二个例子中，我们依然应当牺牲那个胖子，拯救五个人。
在道德哲学中，我们希望有这两件事情是成立的。第一件事是我们希望给足够类似的事物予以足够类似的（或者是同样的）道德判断。例如我和小明在马尔代夫国立大学哲学系（待成立）的大一期末考试中提交了完全一模一样的论文。因为我们都是抄袭，所以老师应当都将我们挂科。那么回到前两个例子中，根据上述的讲解，似乎它们两个确实足够类似，但是我们的直觉并没有给出类似的道德判断。
而第二件我们希望成立的事情则是关于道德理论的（第一件事情既关乎具体问题的道德判断，也适用于道德理论）。很多道德哲学家希望自己的道德理论可以契合人们对于具体例子的道德直觉，同时也能解释并且证成（justify，可以理解成“为...提供理由”）那些道德直觉。
例如回到电车问题的第一个例子中，功利主义或者广义的后果论者就会声称，他们的理论很好地完成了这个第二件事情，即契合并且能解释和证成我们的道德直觉（牺牲一个人救五个人）。但是遇到第二个例子，似乎功利主义或者广义的后果论就没办法满足第二件事情的要求了。这是因为功利主义或者广义的后果论在第二个例子中要求我们同样牺牲一个人（从桥上推下胖子），拯救五个人。但是我们的道德直觉却是让那桥下的五个人去死，而避免自己将桥上的人推下去。
那么面对这样的困难，一些道德哲学家（例如Judith Jarvis Thomson）就会说哈哈你看，因为功利主义或者广义的后果论在这时候并没有完成第二件事情，即并没有很好地契合、解释和证成我们的道德直觉，所以这说明它们是错的！
那么什么是对的道德理论呢？或许电车问题的这两个变种例子可以支持义务论（deontology）或者康德式的道德理论：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应该把人当作目的本身，而不应该把人仅仅当作（达成其他目的的）工具。
为什么说义务论或者康德式的道德理论会更好呢？这是因为它能同时在电车问题的两个例子中都契合、解释和证成我们的道德直觉。特别地，我们关注第二个例子。支持义务论或者康德式的道德理论的哲学家会说，如果你把那个胖子推下桥去，那么你实际上就把那个胖子仅仅当作了拯救另外五个人生命的手段。而把人仅仅当作手段是不被允许的。因而你不应当把那个胖子推下去。
回到第一个例子上，因为我们并没有把绑在上方的人仅仅当作手段（事实上，ta连手段都不是），所以我们当然要选择扳道岔，救下来下方的五个人。之所以在上方轨道的人连手段都不是，是因为ta的死亡并非是拯救下方五个人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上方的一个人，我们仍然会选择扳动道岔。ta的死亡仅仅是一个不幸的副作用，扳道岔的人也没有意欲（intend）ta的死亡。
所以义务论或者康德式的道德理论就是正确的吗？不幸的是，脑残的哲学家们又想出了第三个例子来挑战它：
在这个例子中，轨道后端被连了起来。如果你选择扳动道岔，电车会改变方向，轨道上方的人会被压死，而电车则会被停住。但是如果轨道上方的人不在轨道上，即使你选择了扳动道岔，电车仍然会继续前进，这意味着电车转过最后的U型弯道之后就会压死轨道下方的被绑着的五个人。
在第三个例子中，如果你选择了扳动道岔，那么根据我们上一段的论述，上方的人的死亡就成为了拯救下面五个人的必要条件。所以那个人也就变成了仅仅为了拯救下面五个人生命的手段。那么对于义务论或者康德式的道德理论者来说，现在你就不应当选择扳动道岔，因为你违反了不能把人仅仅当作手段的这条道德原则。
可是对于这个例子，从统计上看，大部分人的直觉仍然会选择扳动道岔。这说明义务论也在完成第二件事情（契合、解释和证成道德直觉）上失败了。反而是功利主义或者广义的后果论又成功地契合、解释和证成了我们的道德直觉。
事情到了现在，那该怎么办呢？我们该如何选择道德理论呢？
此时，又一群闲的没其他事干的哲学家Greene和他的伙伴们做了个实验，来看一看我们在面对电车问题的这三个例子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了我们产生这些千奇百怪的道德直觉。
他们的结果发现，在对第二个例子（把胖子推下桥）做判断的时候，人们的大脑中负责感情的区域更加活跃，而那些与认知和处理抽象概念有关的理性的“高级”区域则不那么活跃，但是在面对例子一和例子二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大脑活动则恰恰相反。换句话说，在面对第二个例子这类关于道德并且跟个人自己非常相关的例子（moral-personal）的时候，很可能是情感主导了我们的思维，而理性则影响较少。而在第一个例子和第三个例子这类关于道德但是和个人自己（在这两个例子中，并不需要你亲手使用“武力”把别人推下去）无关的例子（moral-impersonal）中，我们的道德直觉则是理性的结果。
Greene和他的伙伴们的结果还显示，即使是在第二个例子中，那些占少数的，会选择将胖子推下去的人，他们的选择时间也会加长。这是因为他们在对抗心中那强大的感情力量。
众所周知，我们希望道德是讲道理的，是基于理性的，而非情感用事。例如我们不会希望特朗普仅仅因为他没喝到可乐而感到非常生气就摁下核弹按钮（这个例子似乎不太合适）。所以Greene在他之后的工作里就论证到，我们不应当认为所有像电车问题的这三个变种一样的道德难题都具有同样的分量。我们在面对它们之中的某一些的时候会被情感左右大脑，道德直觉也会被这些情感影响。因而面对这些被情感影响的道德直觉，我们应当不要妄图使得我们的理论也能够契合、解释和证成这些直觉；同时，理论也不应该契合、解释和证成这些直觉。因而，在电车问题的第二个例子中，我们的道德直觉并不能够作为一个反驳来拒绝功利主义或者广义上的后果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好的结果）。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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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因好奇而发，以思考为工具去追求真知的。它能给人开阔的眼光、聪明的头脑和智慧的生活态度。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夜晚走在旷野之间，抬头看着星空，满天星斗，可他却预言第二天会下雨。就在他仰望星空之时，没有留意脚下的坑，不小心掉了进去，差点摔个半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依然只顾着说：'明天会下雨。'
柏拉图赋予泰勒斯这个故事非常严肃的意义，他认为关键在于“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是人？和其他生物相比，人应该干什么？应该忍受什么？他们坚持不懈地研究这些问题。”
你或许以为，哲学只属于深奥的书桌，然而事实是，哲学作为一种思考事物的方式，属于任何人。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进入这种状态，对周遭的事物、人物产生类似的思考。而哲学家只是将这些思考的火花，进一步燃烧下去。
在追崇自然科学的今天，有许多人不免质疑：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读哲学，我们还要不要仰望星空？
的确，哲学不能直接拿来用于生产活动，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哲学，反而物质生活越是发达，我们越要学会反思，用哲学的方式去思考。
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大哲学终极问题在有些人看来很可笑——生活的烦恼已经足够多了，哪来的时间去思考这些抽象的大问题呢？
但其实我们生活中许多的烦恼，比如职业的选择、身份的焦虑、情感的迷茫等等，它的解决路径就藏身在在一个更大的“道理”之中，而这个“道理”就是哲学。
人是社会性动物，除了理解自身，哲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审视个人与社会及所处世界的关系。
所以哲学可以启蒙是引导我们从生活中，学会发现问题，探索，养成思考的习惯，开发智力。
哲学会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它是我们内心的一把标尺，帮助我们重新评估价值，建立标准。
所以少读些有毒的鸡汤，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多读哲学，它渗透在每个人的骨子里，搞清楚生活本身真谛，也就是搞懂了当下社会的思想和文化，让自己活得不迷茫。
哲学是人类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格式塔。
哲学为人类提供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与方法。
哲学向人类提供简洁而有效的世界图像和认识基础。
哲学就是帮助你调理、改善、提高自己的眼光的学问，就是改变你自身、而不是改变你的环境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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