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艳荣
《废都》叙述了以庄之蝶为主的西京四大文化名人集体性的精神陷落及其失魂落魄的悲剧性人生经历，这应该可以作为解读《废都》的路径之一。
西京四大文化名人――弄文学的庄之蝶、善画画的汪希眠、工书法的龚靖元、搞乐团的阮知非，是知识分子的类型化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世界中，他们代表的应该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精英一派，是有着良好的社会形象和自我身份确认的社会群落。然而，同样是这批人，他们在90年代《废都》的文学世界里，变成了一群灵魂浮散、焦虑不安、精神无所依托的“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的承载者。是什么导致了庄之蝶们的精神溃败、灵魂飘散和自我放逐以至于身体化的病残?这显然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
传统文化救赎的虚妄
“西安可说是一个典型的废都，而中国又可以说是地球格局中的一个废都，而地球又是宇宙格局中的一个废都吧。这里的人自然有过去的辉煌和辉煌带来的文化重负，自然有如今‘废’字下的失落、尴尬、不服气又无奈的可怜。这样的废都可以窒息生命，又可以在血污中闯出一条路子。而现在，就是一种艰难、尴尬的生存状况。”在众多研究《废都》的文论中，人们起码不应该忽略贾平凹的这段话。贾平凹本人深得古典文化壹奥，在此前的一系列小说中多有对古典文韵、乡野风情的展示，如果我们把这些理解为一个小说家应有的文化修养的话，那么贾平凹在《废都》中则通过庄之蝶精神世界的全面崩溃，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遭遇现代社会而无可挽回的失败的矛盾心态。
庄之蝶是贾平凹小说美学风格中很有传统文人气的“风流才子”。他居西京四大文化名人之首，“档次高，成就大，声播最远”，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市井百姓，都以“庄之蝶”的大名为尊，以能结识庄之蝶为幸为荣，“庄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今天总算见到了!我来时说去见庄先生呀，我那老婆还笑我说梦话。这手我就不洗了，回去和她握握手，叫她也荣耀荣耀!”连街头推销眼镜的小贩，在见到庄之蝶的名片后不由得肃然起敬：“原来是庄老师，实在荣幸!我听过你一次报告的，从小就梦想当作家……”。如果类似的描写还不无戏谑成分的话，那么来自官方权威对庄之蝶的认可――市政府的文化顾问、人大代表，则更可能体现出庄之蝶文化和社会身份的价值。但庄之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他身上散发着浓重的传统文人气。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也没有形成过一个有坚定精神追求、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及社会担当的独立群体，他们大部分是官员的后备军和皇权的依附者，“传统中国文人除了靠自己的作品知名，还以自己的生活和个性著称”，应该是庄之蝶的精神气质最好的注脚。
庄之蝶具备传统文人很多的个性：落拓不羁，风趣幽默，喜聚好饮，漫情易感。他对女性的喜爱就带着浓重的传统文人畸形的趣味：“这是个什么尤物，果然是个人精，西京城里也是少见的了!”“庄之蝶从未见过这么美的脚，差不多要长啸了!”(对唐婉儿)；“柳月你这胳膊真美!(庄之蝶)贴上脸去，满嘴口水地吻了一下”(对柳月)；“脚娇小秀美，十个趾甲涂着红……阿灿，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封信，我是带了对你的好感之情来写的。”(对阿灿)。在这里，我以为，如果仅仅用无行来评判庄之蝶，就不免有失狭隘了，庄的精神气质所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传统的“倡优士子”模式。封建时代那些被主流文化放逐边缘化的失意士子们，往往与倡优们勾连往来并由此流传下来许多诗词章句，构成了历史上大众文化的精彩的一章，比如北宋词人柳永，就可以说是文学史上最早的大众文化明星。他们在民间、在体制外所获得的自身价值确认，更可能让他们找到一种“士子”的良好感觉。庄之蝶与牛月清虽为夫妻，但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生活细节，都不能有效的和谐，牛月清作为妻子，不可谓不贤惠，但庄的感觉却是“我在外边前呼后拥的，回到家里就这么过日子!……她是脾气坏起来，石头都头疼。对你好了，就像拿个烧饼，你已经吃饱了，还得硬往你嘴里塞。”如果说庄之蝶与牛月清属于体制(婚姻)内关系，那他们的诸般不和谐(包括性生活)，是否正隐喻了一个反向的倡优士子模式?庄之蝶是一个从古典的明清小说逃逸到现代社会的尴尬人，他的人生趣味也许无可厚非，只是他错投了胎，他生不逢时。这就造成了他接下来生活世界的轰然倒塌。
西京四大名人中，庄之蝶写小说，汪希眠画画，龚靖元工书法，阮知非搞音乐，可以说他们代表了西京文化的各个方面。他们搜集收藏古董字画，把玩汉砖唐镜，小说精细地描写了这些方面的内容。整个西京城似乎淹没在一种庞大的传统文化景象中。可是，透过小说，我们发现这个庞大的文化景象背后呈现出来的是历史的陈腐之气，颓败之气，读《废都》就仿佛行走在古代文明的废墟上，满眼都是历史，又满目皆是荒凉，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已为风吹雨打去，剩下的只是对过去挽歌式的凭吊，巨大的文化力量只剩下对古玩字画的品鉴，对女性名士般的赏玩。
生存迤逦于西京(废都)文化中的人们，显然没有办法靠着文化自我救赎。传统文化的余韵只能成为世纪末人们浮躁心态的救生稻草，而现代社会的经济浪潮则轻易地就将这脆弱的稻草打翻淹没了。四大文化名人都利用自己的声名大赚其钱――汪希眠以画牟利，龚靖元以书法获益，阮知非利用职权办歌舞团，行走于女子与票子之间，唯一清高一点的庄之蝶则在牛月清的督办下经营着一家书店，后来又办了一间画廊。也是因为有名有利，这些名人才能有资本与众多的社会名人、闲人、女人勾连往来。《废都》中几乎人人都以个人生存和自保为最大前提，传统文化中的优长之处――舍己全人、温柔敦厚的君子风范当然无存。周敏为了在西京文化圈中立足扬名，就捕风捉影地编造“庄景艳史”，唐婉儿在不曾与庄之蝶有染前，曾这样叮嘱周敏：“你真要能写，何不写写庄之蝶?……写了如果能在《西京杂志》上发表，杂志靠写名人提高发行量，你写名人说不定也会出名。”庄之蝶为了打赢官司，毅然斩断了赵京五对柳月的恋情，而将柳月送到市长家做了他残疾儿子的老婆；庄之蝶与赵京五合谋，通过屡次挤兑，从败家子龚小乙手中冠冕堂皇地搞到了大量珍稀字画，直接导致了其父龚靖元的暴亡。如果说西京的名人们纵情声色尚遗传了古代文人的倡优士子的陈腐传统，那么这般诸多貌似合情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状，则在贾平凹不动声色的描绘中，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传统文化失范之后，世纪末某类文人的精神世界的沉落。
艰难时势下的尴尬生存
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带来了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全方位的迅速改变，新的经济模式和利益分配迅速瓦解了既定的生活程序，面对社会历史的剧变，知识分子表现得格外张皇、不适、无奈，他们成了时代的弃儿，成了知识分子话语大势已去后被动逃逸／逃避的一个群落。
庄之蝶的遭际典型地代表了90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集体失语后的无奈选择。庄之蝶担任着市政府文化顾问，是市人大代表，和政界的一些要员有较密切的来往，常常为政府／官员提供些参考意见乃至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参与官员个人政绩的考核较量中。他在西京似乎手眼通天，无所不能。但一场官司就将庄之蝶的世界搞得落花流水一泻千里。小说结尾有个细节：庄之蝶因要买苦胆而被卖肉的推出队列，“在那里站着，脸上是硬硬的笑。市长在车里看着，司机说：‘下去看看他吗?’市长挥了一下手，车启动开走了，市长说：‘可惜这个庄之蝶了!”’其实，市长可惜的是庄之蝶再也不能为他的政治资本贴金了，而倒不是可惜庄之蝶的境遇。市长对庄之蝶的放弃隐喻了政治文化对那一时代“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的利用和抛弃，也反映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失势。
美国学者霍克对知识分子有过这样的认知：“知识分子是精神生活质量的天然保护者和糟粕的天然批判者，是理想的忠实卫士”，但庄之蝶仅仅是政治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棋子，而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是易倒伏的草而不是坚挺的参天大树。“一旦作家不再与政治疏离，便不再是现代文人”，庄之蝶身份的模糊性、暧昧性与不确定性，正是90年代知识分子所普遍感到的无奈与尴尬。
在小说中，庄之蝶是众人崇敬的对象，但又成为众人各种欲望的对象，无论他怎样挣扎都驶不出欲望的街市。十几年前他来到西京，凭着自己的勤奋与才情，竖起了名人／作家的旗帜，可是“近一年来声名越来越大，心情反倒越来越坏，脾性儿也古怪了”，“苦苦巴巴奋斗得出人头地了，谁知道现在却活得这么不轻松!……这种痛苦在折磨着我，可这种痛苦又能对谁说，说了又有谁能理解呢?”庄之蝶的内心感受是他面对琐屑无奈现实的一种无法排遣的“泼烦”，他既无法重温十几年前“发了誓要在这里活出个名堂来”的旧梦，又无为于现实生活。在小说中，庄之蝶从事的多是一些在“名作家”盛名之下的非文学之举：替暴发户写吹嘘性文章，帮阮知非改写文艺节目串台词儿，给自己写应诉的官司状子。他奔波游走在俗事之间，因无奈而烦躁，因烦躁而无聊，因无聊而放纵，在和女人的性爱纠葛中证明自己又沉沦自我。庄之蝶的个人境遇透视出关乎时代社会的悲凉感。面对强大的社会变化大潮，个人尤其是士子文人显得如此渺小，如此无力。在《废都》中，庄之蝶虽然在现实世界有名有利有女人，但在精神世界中却是一个孤独者。他的存在只是成为别人的衬托、需求。《西京杂志》社的李洪文说的好：“大作家，我已经说过了，曹雪芹写了一部《红楼梦》，一部《红楼梦》养活了几代人吃不完。现在你庄之蝶也活到供人吃你了!”连号称是庄之蝶知己的唐婉儿对庄之蝶也是虚荣欲望大于爱情――她看到庄之蝶端坐于人代会主席台上，不由得就幻想自己有朝一日成为庄之蝶夫人后，所得到的艳羡。
庄之蝶的悲剧在于他清醒而又无奈的沉落，面对沉落他欲自救却进一步步堕入沉沦，而终至于身败名裂。在废都世界里，庄之蝶始终处在试图自我确认和无奈随波逐流的矛盾焦虑中。在社会身份确认方面他感到危机：“我要写我满意的文章，但我一时又写不出来，所以我感到羞愧，羞愧了别人还以为我在谦虚”，“终日浮浮躁躁，火火气气的，我真怀疑我要江郎才尽了，我要完了”；在个体身份确认方面他感到去势般的自卑：“和牛月清在一起总是早泄”。庄之蝶的全部才情在替钟主编编造情书上收到了拟真似的效果，则是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反讽。庄之蝶成了一个被抽空了自主性的非身体性的隐身人。在此种焦虑状态下，还有什么比堕人身体的快乐旅行更能排遣心中的寂寞不安?正如卡伦?荷妮所说“性欲活动可以作为一种安全的阀门来排遣焦虑”，庄之蝶彻底放逐了自己，他如困兽一般周旋游走在唐婉儿、柳月、阿灿中间，剔除剥离了道德的裁定，试图以此来挽救提升自己颓圮的精神生命，却无法自渡和渡人，庄之蝶的这种挑战俗世道德底线的努力，最终将自己送上了绝境――牛月清与之反目离弃了他，唐婉儿失踪，阿灿毁容消失，柳月嫁给权利走进了欲望和消费的世界。
事实是，无论庄之蝶怎样努力都无法做到真正的逃逸，哪怕是被动的存在和苟活，那个时代都不能给予他。庄之蝶的精神世界已经无可挽回的溃败了，哪里是能安妥他灵魂的地方呢?他倒在了车站的椅子上，被固定在了那个时代历史的坐标上。
庄之蝶悲剧般的命运，预示了20世纪末中国知识阶层整体的分化、蜕变、颓败。事实是，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不再保有长久的道德自崇感，他们“躲避崇高”，或被迫或主动地走进了凡俗生活的滚滚红尘中。庄之蝶及其行状勾连起一幅西京没落文化的景观，在“废都”世界里，文化人退祛了理想色彩，成为红尘世界的争名逐利者；僧侣界褪去了神秘光环，孕璜寺大师出面开办气功传授班，清虚庵小尼姑慧明借官员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声名。芸芸众生更是浮沉于名利场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关于《废都》的论述中，关于其对世纪末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研究话题，是一个相对集中的方面。在我看来，《废都》更多的是保留活画了那个特定文化时代的众生相，而不止是对知识分子。
王艳荣，吉林师范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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