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之比较（3）
辛弃疾在词里总能恰当地用典而借古喻今，切合时事和身世，达到贴切而自然，从而给我们展示了他“豪”且雄浑慷慨的词风。不得不提的是《南乡子·何处望神州》是同年同地之词，又是一首借怀古评史、对屈辱苟安的南宋朝廷表示痛心和不满。虽然全篇没有一句直接指斥南宋朝廷的话，但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以高潮的艺术水平达到以词说史的效果，慷慨、雄浑且沉郁悲凉。国家危难时，辛弃疾将心中的意气借词而发，寄托豪迈慷慨之志，这种直干九宵之“豪”与苏轼任意天地之“放”形成鲜明的对照。
水龙吟
楚天千里清秋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声鸿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鲙、儘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是辛弃疾南渡后于1174年写在健康。当时他在政治上不得意，只能借游山玩水，吟诗作词，胸中壮志难伸颇是郁闷，从而此词的内容也是表达此类情怀。上阕写楚天千里、水天相接的清秋景色，由此引发他的愁思。这愁是给南宋朝廷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说明胸怀壮志而又无可奈何的郁闷心情。下阕用典抒发自己无人能解的“登临意”，批评那种“求田问舍”鼠目寸光的庸人，随即感慨自己年老，又不屑如此，只好唤取“红巾翠袖”来消磨壮志。最后几句虽是蘸着颓废的牢骚，却依旧充斥着豪气充盈，坼天裂地，将平身不得伸展的志愿表达得淋漓尽致。
苏轼和辛弃疾在豪放词上的异是大于同的，苏轼作为彻底的文人和豪放词的创导者其豪放词重在“放”——任意在天地间驰骋纵横的“放”，高旷、飘逸，是其个人趣味上次积极的宣泄以及对人生的渴读。苏词的内容大多展现的是他对人生的渴读与阐释，正是由于他的本性和对《庄子》独特的理解所导致的，从而在他词的字里行间能看到一位智慧的“仙者”在或吟或叹。而辛弃疾始终是位爱国志士，国危家难时的南宋其词豪放偏倚在“豪”——直干九宵一鸣冲天的“豪”，雄浑、慷慨，这正是其着眼于国家安危大局而对现实不满后的发泄。在他融经炼史以典抒怀的词里，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一位不屈的“志士”，虽然他南渡后的生活内容里并未得志。所以，就苏词和辛词的内容而言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共同的地方则是借助词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情怀；对于各自的词风来说，区别恰恰就在于——辛词豪放在“豪”，而苏词豪放于“放”。
三、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眉山（今属四川）人，字子瞻，号东坡。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后苏轼登上仕途，早年曾一度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被谏官李定等人以讪谤新法罪逮捕入狱，即“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充团练副史。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他又激烈反对，特别是废除免役法。之后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他又一贬再贬，最后到儋耳。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此年行至常州病卒，追谥“文忠公”。
苏轼豪放词特有的飘逸高旷并非来无根由的，外因取决于他一生仕途的坎坷。尽管一贬再贬而浮沉不定却终身在任，这磨砺得他为士意志消沉而少争，但始终还保留达观的积极心态。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此三句明写自然气候，但也委婉地暗示自己已经受得起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展望前途仍然抱有乐观的心态。
除个人经历（主要是仕途坎坷）外，苏轼之所以豪放的思想基础是因为他喜读《庄子》，并且从小受到受着良好的儒家“修齐治平”教育，加之其天资聪慧，将佛、儒、道三家的思想融会贯通，进而形成自己理性、大气、飘逸的思想性格。由此他写出任意天地间的豪“放”之作亦不足怪。据《宋史·文苑传》载，他曾说过“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此书，得吾心矣。”《庄子》对苏轼豪放性格的产生有着重大的影响，可以说他的旷达超脱之“放”本源于此。不过也因为此使得他在政治斗争之内外亦显得玩世不恭，甚至消极出世。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极好地展现了他这种心态。他的大气在“把酒问晴天”一句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与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一唱一和。他思想心态上的飘逸高旷的性格在这首词中表现得最是绝美，“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无一不是，毋需赘言。“因为他的词是他独特的思想个性,精神气质所铸,别人是学不来的。”⑤
苏轼的个人经历与性情、思想状态决定了他开豪放一派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人生积淀的。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人，生于南宋，他出生时他的家乡已被金统治者占领了十二年，人民生活艰难。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年仅二十二岁的他便组织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参加了山东耿京领导的拥有二十五万人的农民抗金起义军。耿京委任他“掌书记”。他认为散处在金人后方的起义军应该和南宋朝廷联系，以便战时配合。于是耿京派他去和南宋朝廷联系。当他完成了使命北返时得知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杀害，他就约集了起义军首领王世隆、马全福等率领五十名骑兵，奔袭济州，闯入有五万人的军营中，活捉了张安国，并策动在济州的耿京旧部近万人反正，跟着他渡江南下。渡江以后他把张安国交给朝廷，审明罪状，斩首示众。这一英勇行为，他一生常引以为豪。正因为此，在词作上总能看到收放自如、慷慨雄浑的“豪”。这和苏轼的“放”是有本源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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