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8篇：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傅玄的教育思想
逍遥行者
2011年4月9日
一、个人生平
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郡泥阳(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县东南)人。西晋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傅玄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祖父为汉末傅燮，北地灵州人，以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而知名，为汉阳太守，战死。其父傅干，曾为曹操参军，魏扶风太守。幼时，父被罢官，同逃难河南，“专心诵学”。“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清高、孤赏、不落俗尘，同情农民。魏末，举为秀才，任郎中，因博学，善于写文章，被挑选参与《魏书》的撰写，从此步入学术界，声名渐著。后参加安东、卫军军事，任安东参军、后转任温县令,不久升为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掌管农业生产的民政）。期间精心政务，忠于职守，数次上书，陈说治国之策，指出弊端。因政见超众，奏章明析，封鹑觚男。
公元265年，晋武帝即位。进傅玄爵为子，加驸马都尉，与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傅玄以锐敏的眼光，提出在阶级、民族矛盾的实际情况下，应以“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征不恪”。武帝赞同后，傅玄又针对晋社会依靠氏族，封官许愿，任人唯亲唯势，机构庞杂的情况，提出要以才录官，考察官员政绩，减少机构，使宦不废职于朝，国无旷官之累。又针对农业衰败，弃农商，富豪子弟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情况，提出“尊儒尚学，贵农商贱”。武帝甚悦，拜为“侍中”，成为近臣。公元268年(泰始四年),傅玄任御史中丞，位终司隶校尉，上疏最有名的“五条政见”，针对当时水旱灾的情况，表达了他重农爱民的政治主张及反对“天命”的唯物观点，晋武帝十分赞许地说：“所陈五事，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双安边御胡政事猛宽之宜，申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信急务也”，乃下令按“五事”办理，并于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加封傅玄为太仆。
傅玄性刚直峻急，不能容人之短，屡上书言事。学识渊博，精通音律。一生喜爱读书、写书。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共四部、六录，一百四十卷，数十万言，起名《傅子》，刊行于世。书中批判了当时所盛行的玄学空谈，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原书已佚，现存辑本五卷。他擅长乐府，今存诗约百首，十之八九为乐府体。其中有不少是郊庙歌辞或模拟之作，价值不大。又善为辞赋，今存较完整的辞赋20余篇，内容多写景咏物，辞藻赡丽，但社会意义不大。其《马先生传》记述了三国时机械制造家马钧的事迹，如改进织绫机，发明龙骨水车，制造指南车等，在我国科技史上有重要意义。本传称其有文集百余卷，《隋书·经籍志》仅著录十五卷，已散佚。明人辑有《傅鹑觚集》，清方濬师集校本较完备。278年，卒于家中，年62岁，谥号“刚”，追封“清泉侯”。
二、教育思想
傅玄论教育的文字很多,多集中在太始初年的上疏中和《傅子》一书中。傅玄反复论及教育问题,特别是对教育的作用、教育的内容、教师的修养及教育的途径等问题提出了卓见,他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在中国教育思想史理应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教育的作用
傅玄认为,教育具有塑造人性,培养人才和化民成俗的作用。
1、塑造人性。傅玄认为,人性是可以培养的,“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丛书集成·傅子》卷三);环境对人性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傅玄《太子太傅箴》),这样就肯定了教育对塑造人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教育能提高人的内在修养,这种内在的精神自觉要比外部修饰更加重要。外部的修饰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人皆知涤其器,而莫知涤其心”(《丛书集成·傅子》卷三),涤心比涤器更重要,因为“心”是万理之统,“天下不正,修之国家;国家不正,修之朝延;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远,而所济弥近”(《傅子》卷一《正心》)。只有通过教育即“修心”,逐渐扩充人的内在的道德修养,才能使主体具备内在的伦理自觉。人性的塑造是一种知识内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触及皮毛的诵经,“论经礼者,谓之俗生,说法理者,名为俗吏“(《丛书集成·傅子》卷三),不能打动人心的诵经活动不是真正的教育活动,因而无益于塑造人性。傅玄批评这种错误的方法,意在指明以教育整塑人性的正确途径。
2、培养贤才。傅玄认为,教育的根本作用是为国家培养贤才,“贤者,圣人所有共治天下也”(《傅子》卷一《举贤》),治国贤才的出现得益于教育。秦朝以吏为师,“去礼乐之教”,摈弃了社会伦理教育,使官吏“任私心而在忌心,法峻而恶闻其失”(《傅子》卷二《通志》)。教育的倒退和逆转,是促使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汉王朝承袭秦朝的政治制度,同时“尊儒尚学”,官吏受到系统的教育,又有着高远的目标和见识,才使得汉王朝存在了三四百年。泰始元年,傅玄上书晋武帝,敦请兴办教育培养贤才,“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以惩不恪”(《晋书·傅玄传》)。贤才需要通过学习才能成长起来,教育设施及教育质量对学识的高低有直接的影响,“人之学,如渴而饮河海也,大饮则大盈,小饮则小盈,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丛书集成·傅子》卷三)。傅玄强调“通儒达道,政乃升平”(《傅子》卷二《释法》),这在当时不失为治国良策。
3、化民成俗。傅玄认为百姓是可以教育的,“虎至猛也,可感而服;鹿至粗也,可教而使;木至劲也,可柔而屈;石至坚也,可消而用,况人含五常人性,有善可因,有恶可改乎!”(《傅子》卷二《贵教》)根据入性中向善的因素,对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就能形成很好的民风。当然,民众教化的前提是富民,只有物质生活得到保障才能兴礼义,“民富则安乡重土,敬上而从教”“夫家足食,为子则孝,为父则慈,为兄则友,为弟则悌。天下足食,则仁义之教可不令而行也。”(《晋书·傅玄传》)傅玄继承了王充的唯物主义观点,用经济生活来解释社会风俗,因而使他对教育的化世美俗的作用不致流于空谈。
（二）教育的内容
教育内容是实现教育目的决定性手段,因此“君子审其宗而后学,明其道而后行。”(《晋书·傅玄传》)。傅玄主张以儒家的“三本”“五常”为核心的学说作为教育的内容。以建立“以礼教兴天下”的有序社会。“三本”指君臣、父子、夫妇间的从属关系,“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国;二曰父子,以定室家;三曰夫妇,以别内外。三本者立,则天下正,三本不立,则天下不可得而正”(《傅子》卷二《大本》)。三本的形成要以五常的潜移默化为前提条件。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信条,《傅子》中的《仁论》,《义信》、《礼乐》、《贵教》、《正心》等篇从不同方面阐明了以五常作为教育内容的观点。
除了以儒家经典作为教育内容外,傅玄还主张用历史知识教育人。傅玄曾经以著作佐郎参加编修曹魏国史《魏书》,所著《傅子》的中篇收录了编《魏书》时留下的部分手稿,外篇为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故事,即读史札记,从《傅子》的构成能看出傅玄重视历史。在阐发他的教育理论时,傅玄自觉地提出了历史教育问题。认为历史教育有益于国家,历史兴衰的经验教训必须引以为鉴；历史教育有益于人生。
（三）教师的修养
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和智能的开启者,在教育活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曹魏后期,太学中的博士“虽有名而无其实,虽设教而无其功”(《宋书·礼志四》),严重阻碍了人才的培养。傅玄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国家太学教育,必须革除这种流弊,驱走滥宇充数的博士,“选明师以训之”,遴选有真正学问的有德之人充任太学博士。博士应当能够担负起“弘道”的职责,“仲尼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然则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也,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也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晋书·傅玄传》)。太学博士不仅要有渊博的儒学修养,还要具备良好的品德,这样才能言传身教,造就高质量的贤才。官吏们承担着推行民众教化的职责,在推行政令和颁布道德准则时应当以身作则,为民众作出表率,“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则天下为人子者,不失其事亲之道矣;推己心有乐于妻子,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欢矣;推己之不忍于饥寒,以及天下,含生无冻馁之忧矣。”(《傅子》卷一《仁论》)教师的修养实质上是以文化手段进行自我补充、自我调整的过程,学校的教师(博士)和民众教化之师(各级官吏)都要在这个自淑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尤其是在品格上不断下功夫,努力作到“心正”,“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傅子》卷一《正心》)傅玄的“正心”说抓住了教师修养的核心,是对《大学》中“矩之道”的继承和改造。
（四）教育的途径
傅玄认为,根据教育目的不同要求,应当努力开展两种教育活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1、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现象,对于社会政治的延续、发展和更新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曹魏时官学制度混乱,博士学无所长,太学生鱼目混珠,“冬来春去,岁岁如是”。(《三国志·王肃传》)致使儒雅沦丧,严重破坏了太学的声誉。晋初承袭魏制,这种状况引起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务实精神的傅玄的忧虑,提出应当分民定业,确定其社会身份“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作为太学教育和今后国家人才选拨的对象。傅玄提出太学教育的目标是为国家培养贤才,学成后朝廷可以根据他们才德的优劣来选用。在初百废待兴之际,太学教育应当优先考虑“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晋书·待玄传》)。时任散骑常侍(职掌规谏皇帝)的傅玄直抒己见,受到晋武帝的重视,下诏褒奖他“欲佐益时事”,并且落实了他提出的部分建议。曹魏景元三年(262)有太学生三千人,到西晋建立后的第八年(272年),太学生增至七千多人,建国后第十二年(276年),西晋政府在太学之外更立国子学,专收五品以上的家庭的子弟入学,太学成为六品以下家庭的子弟的求学之所。西晋皇帝还亲临辟雍(即太学)。“连三朝以考学兮,览先贤之黄同”,可见统治者对太学教育的重视。以国子学和太学为主的官学教育体制的发展与傅玄的进谏倡导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2、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比学校教育有更加广泛的意义。社会教育(即教化)的目标在于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使人们言行有矩。傅玄提出要在民众中弘普礼教,“礼教者,先王之藩卫也,秦废礼义,是失其藩卫也”。傅玄继承了荀子“以善先者谓之教”的观点,认为礼教能使人向善,“上申之以礼教,而民笃于义也”(《傅子》卷一《义信》)。傅玄提出“分居定业”,即确定人们不同的社会身份,加强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使他们自觉遵循职业规范,使“士思其训,农思其和,工思其用,贾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匮”(《晋书·待玄传》)。这是一个通盘考虑的社会教育方案,傅玄希望以儒家伦理准则为绳墨,使全社会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念,各阶层的社会成员能够安于各自的职分。化世美俗绝非颁布几条政令即可实现,“将化世美俗,去信须臾而能安上治下者,未之有也”(《傅子》卷一《义信》)。只有推己及人,身体力行,才能奏效,“推所好以训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恶以诫天下,而民莫不知耻。”(《傅子》卷一《仁论》)傅玄对落实社会教育(教化)的观点已触及到问题的实质。
傅玄继承了前代儒学大师的教育思想，在儒家伦理被鄙弃、社会风俗淫僻的情况下，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倡导教育尤其是儒学教育。其教育思想中很大一部分是对前代观点的旧话重提，因而带有一定的保守倾向。然而在社会动乱频繁发生、清谈务虚泛滥成灾、世风民俗日益浇离的情况下，在社会伦常规范失衡的前提下,提出以往昔的教育模式来培养和选拔人才,培养社会道德意识,并视之为晋初社会的当务之急,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傅玄发展了儒家的教育思想，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提出的有针对性的治世良言。当然，傅玄的教育理论在社会矛盾复杂、思想领域混乱的情况下很难全部施行,傅玄死后,特别是太康之治的消失和八王之乱的发生,儒学被抛在了一边,傅玄的良苦用心也付之东流。然而从整个教育思想史来看,傅玄承继和发展了汉代以前的儒学教育理论,对隋唐时期的国家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朝时期的类书,如魏征的《群书治要》、虞世南的《北堂书抄》、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徐坚的《初学记》及马总的《意林》等辑录了许多傅玄关于教育方面的言论,足见唐朝知识界对傅玄的教育思想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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