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刘坤一

　　　　

▲刘坤一

　　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氏，廪生出身，湘军宿将，晚清重臣。早年随族侄刘长佑率乡勇与太平军战，因战功累升广西布政使。同治四年，擢赣抚，后迁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要职。尤其是他第三次出任两江总督，时间竟长达12年之久（中途因甲午战争奉诏北上主持军务达15个月，两江事务暂由张之洞署理），清末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力主对日作战、反对废黜光绪帝、策划并参与“东南互保”、“江楚三折”建言变革等，无不与之密切相关。

生逢乱世，军功造就封疆大吏

　　刘坤一本为一介秀才，因洪杨起事而投笔从戎。清咸丰五年（1855），受族侄刘长佑之邀，刘坤一率乡团助其与太平军作战。越明年，二刘所率之楚勇并入湘军，驰援江西，转战湖南、广西等地，他遂以战功卓著而颇受清廷赏识，故屡为升迁，终成一品封疆大吏。

　　大抵“时势造英雄”，本不算有名的湖南新宁县，在咸丰年间仿佛成了湘军的“摇篮”，一时间，竟涌现出刘长佑、刘坤一、刘光才和江忠源四位“中兴名将”。由于刘长佑曾任直隶总督，刘坤一曾任两江总督，二刘府邸相为毗邻；江忠源曾任安徽巡抚，刘光才曾任浙江提督，江刘两宅隔水相望，于是，“隔墙两制台，对岸两提台”便成为新宁人的美谈。

对日主战，反对签署《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中日甲午之战爆发，清军惨败。翌年，日本国向清政府提出割地赔款的媾和条件，并指定由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和谈”。是时，刘坤一正受命驻扎山海关一带，节制关内外陆军，以图挽回败局。光绪廿一年（1895）三月二十二日，在《马关条约》即将签字的前夕，刘坤一获悉除巨额赔款外，还将割让辽东和台湾，便决然电奏，反对媾和。他说：“既经赔款，又须割地，且割完富未扰之地，无此办法。辽、台并失，南北皆危，并恐各国从此生心，后患不堪设想。如畏倭攻京城，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则关、津、畿辅均宿重兵，讵不可以一战？”当光绪将问题交与他和直隶总督王文韶“各抒所见，据实直陈”时，刘坤一态度很坚决。他奏称：“坤于新定条约，虽未尽悉，要之让地、赔款多节，目前固难允行，后患更不堪设想。宜战不宜和，利害重轻，事理显然……”不过，懦弱的光绪最终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指令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为此，对割让台湾心存不甘的刘坤一，曾致函台湾巡抚唐景崧，鼓动其保住台湾，并表示：“愿振臂一呼，远为同声之应。”与此同时，他还密遣幕僚易顺鼎前往台南游说刘永福抗战，允以援助，但该计划终遭清廷阻挠而夭折。

诤言上疏，凛然力阻废黜光绪

　　光绪廿五年末（1900年初），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意在废黜光绪帝。刘坤一很不以为然，凛然抗争。《清史稿》说：其时“朝野汹汹，谓将有废立事。坤一致书大学士荣禄曰：‘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报国在此，报公亦在此。’”可见，刘坤一诤言请命，对废立问题的态度十分鲜明。胡思敬《国闻备乘》还曾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江督刘坤一得电，约张之洞合争。之洞始诺而中悔，折已发矣，中途追折弁回，削其名勿与。坤一曰：‘香涛（张之洞）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遂一人挺身独任。”据说，军机大臣荣禄将刘的电奏呈上后，慈禧竟只能“嘿然”以对。另据张謇《啬翁自订年谱》载，此前，风闻光绪被囚，废弑谣传甚盛，刘坤一便已上疏慈禧，请曲赦康、梁，以示宫廷一心无二，并说：“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张謇认为，若换以张之洞，他是绝不敢如此对慈禧直抒己见的。

砥柱两江，参与策划“东南互保”

　　光绪廿六年(1900)春夏之际，以“扶清灭洋”为旗帜的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呈燎原之势。是年5月末，各国公使以“保护使馆”为由派兵入京。慈禧认为，列强此举实为借武力逼她还政光绪，遂利用义和团与之抗衡。6月21日，清廷下诏对各国宣战，北方随之大乱。此前，当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时，刘坤一已感觉北方战事凶多吉少，为此，他赞同李鸿章的“不从乱命”，电告张之洞及苏、皖、赣三省巡抚：“为今计唯有力任保护，稳住各国”，“时至危机，未可拘泥”。6月26日，刘、张接受盛宣怀的主张，委派上海道台余联沅与驻沪各国领事商定《东南互保章程》。该章程主旨为：“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陆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虽说，史学界对“东南互保”屡有诟病，但客观地说，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它毕竟还是有效地防止了列强趁火打劫，保全了东南局势的稳定。

“江楚三折”，建言清廷改良变法

　　刘坤一早年思想趋于保守，对洋务运动颇有微词，自光绪元年出任两广总督后，西风欧雨的催化，终使之“睁眼看世界”，待第三次调署两江，他已由一名守旧的封疆大吏，衍变成晚清政坛的改革者和变法者。光绪廿七年（1901）五六月间，刘坤一会同鄂督张之洞连续三次上疏朝廷，请求“变通政治”，建言朝廷以兴学为首务，整顿中国旧法，兼采西方法律等，这就是影响一时的“江楚三折”。

　　其实，刘坤一再任江督时，他的“洋务”已初见成效，如设江宁电报局、建火药厂、按西式修建炮台及添设后膛大炮、组织译书局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等。俟三任，他更是大力推动工商业发展，尤其是加快苏沪地区机器纺织业的进程。甲午前后，苏沪地区共兴办十四家机器纺织企业，其中著名的如南通大生、无锡业勤、苏州苏纶纱厂等，至庚子前，该地区纱锭产量已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强，这显然与他的重视、提倡和支持密切相关。

佑文劝学，创议筹办三江师范

　　未由科举入仕，是刘坤一的终身憾事，因此，他曾对友人说：“弟自惭起于异途，绝口不谈文教。”不过，随着观念改变，刘不仅屡屡谈起文教，且还身体力行而大办之：在任粤督期间，他曾捐银15万两作为基金，拟建“西学馆”；再任江督后，又筹款重建江宁钟山书院，其奏折称，此举乃期“国家佑文劝学，嘉惠儒林”。光绪廿八年（1902）四月，为进一步实践“兴学”主张，刘坤一广邀社会名流张謇、缪荃孙等商量办学事宜。是月23日，他上奏《筹办学堂折》，呈请督署江宁（南京）办师范学堂。当年9月，不料刘坤一病逝，好在他的后任张之洞、魏光焘终能踵其志而成。光绪廿九年七月（1903），南京历史上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改名两江师范学堂）暂借总督署挂牌开学，同时，在北极阁下兴建校舍，这正是如今南大、东大等名校的雏形。作为初始创议者，刘坤一虽办学未捷身先死，但他无疑已成为南京历史上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

勋望孚众，赢得身后哀荣备至

　　“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从不推诿，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度。”这是刘坤一病逝后，张之洞对他所做的评价。确实，刘坤一官高位显，宦海生涯四五十年，一生出入其手公帑数千万计，但他个人并无田产积蓄，死时家财也不过中产人家。史料表明，他总把居官廉洁清静、重义轻利奉为信条。譬如，督粤期间，他曾解私囊以济国急，卸任时所余20万银两，自己不取分毫，而是奏明朝廷，捐15万两作储养洋务人才之需，余下作为赈灾、修堤及各项善养之用，以致有人大为不满，斥为“骄廉”，他一笑置之；在三署两江时，他虽与张謇等早期工商界巨子过从甚密，并竭力提倡发展民族产业以求富做强，但他却从未“顺便”参股以求分羹之利。以致一向自视甚高的张之洞，在惊悉刘坤一病逝后，不仅上疏称颂他的品行，且电唁其后人，说：“他日碑铭墓志，愿任其一。”据《清史稿》记载：清廷为“嘉其秉性公忠，才猷宏远，保障东南，厥功尤著，追封一等男爵，赠太傅，赐金治丧，命江宁将军致祭，特谥‘忠诚’，祀贤良祠，原籍立功省建专祠。”如此哀荣，在晚清政坛实属罕见。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152期
　　作者：曹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