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的启
那时正处在“文革”后期，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就是男女平等，女子要不爱红装爱武装，且能顶半边天。漂亮而又有点刚性的积极向上的女子就是我们的偶像。
岳老师漂亮、爽利，书教得好，我第一眼看见她就喜欢她。
也许是英雄相惜吧，岳老师对我也是钟爱有加。开学第一天她就在众多的孩子中发现了我，指着我说：“这位同学，你来当班长！”于是，我的脖子上就挎了两把钥匙，一把是家里的房门钥匙，一把是教室的门钥匙，我神气得像士兵挎着一把枪。
黑台小学是一溜红砖瓦房，有些教室的墙已经裂开了大口子，即使这样教室还严重不够，因此小学低年级要三班倒。
我就是在这一年学会做饭的。因为上学时间和妈妈的上班时间不同步，要想吃上饭就必须学会做饭。我不仅做三餐饭，还学会打扫房间。后来当班主任，班级所在的教室必须十分整洁，地面要刷得没有一点污垢，拖布的摆放要有一定之规，粉笔盒都要天天刷洗擦拭，各种帘子和真花假花热热闹闹。
这恐怕也就是所说的“幼工”，我的整洁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岳老师激发了我的潜质，使我成为一个责任心极强，上进心极强，荣誉感极强甚至有点虚荣的孩子，在我灵魂深处，占绝对主流的便是那份积极的“入世”精神。
不喜欢冷嘲、牢骚、颓废与荒诞，总是以积极的乐观的甚至是浪漫诗意的态度面对现实人生，这和我的启
我是一个“敬业”的大班长，一个小孩子没有什么眼界更没有风度可言，总是一味地用教鞭敲桌子，把眼瞪得很大。根本不懂得什么“不怒自威”，更不懂得女孩应该温柔和妩媚。
这也难怪，当时优秀的女性形象都来自“样板戏”，李铁梅高举着红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阿庆嫂凛然不可侵犯，痛骂胡传奎、刁德一，骂得他们越发委琐，越发獐头鼠目；吴琼花的人生座右铭是“打不死就跑”。
少年时代对崇高对英雄的憧憬与向往奠定了某种不可更改的价值取向。我的一位数学同事说过：“喜欢听你讲语文课，你一开口，我就觉得这世界太美好了！”
这也许就是某种信仰，我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相信正义的力量，相信正直永远会战胜邪恶，好人一定会消灭坏人。
于是就唯美，就诗意。我是个浪漫主义者，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因为生活，因为亲人，师长在我人之初的阶段，在我的心灵深处铺就了厚厚的阳光底色。
我太珍惜别人说个“好”了，为了这个“好”字，我付出多少辛苦都无怨无悔。
选三好学生，要在黑板画“正”字，那每一个笔画都像画在我心上，我的心激动地狂跳就要蹦出来了。少年时光，我没有一丝冲淡与超然，酷爱荣誉，视荣誉为生命，现在看这种成长很极端，甚至有点病态，却也促成了我向着阳光长大长大。我不允许自己第二，只能第一。
喜欢做抛头露面的事，喜欢在全校的批判会上发言，喜欢“讲用”，喜欢在所有的劳动中和男孩子一样不怕脏不怕累，在那个村落，那样的一群农村孩子中间。
对“又红又专”的“红”字特别感兴趣，最大的理想就是将来成为黑台大队的铁姑娘队长，那种“三过家门而不入”，从来不把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的女铁人。拿一把镐或是一把锹在工地上长住，吃一口冰冷的馒头就一把雪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令我神往。
岳老师培养我这颗幼苗的办法是：第一，拼命地树威信，不遗余力。她只是当众表扬我，从未批评过我。我曾经十分错误地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缺点。这种自信和自负让我有点儿膨胀，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年龄中，这种教育还是利大于弊的。第二，岳老师对我绝对放权。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怎么能让我们的班级的同学更团结呢？怎么能让我们班级更进步呢?其实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是“孩子王”了，再淘气的孩子也听我的，这种影响力一直保持到初中毕业。第三，岳老师给我压了许多担子，给了许多机会。每个月全校都要开批判会，每次开会，其他班级都要换代表发言，我们班没换过人，一直是我。感谢“四人帮”很快就倒台了，否则我都不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种假模假式的说大话空话自以为是的女干部？
岳老师教会我的是上进、好强、独立、以大局为重，这为日后我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我家到黑台小学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小路。大路是黑台唯一的一条主街道，两边都是民居房舍，以草房居多，家家户户，袅袅炊烟，鸡鸣狗吠，走大路看世俗百态，村里人家。走小路就要穿过农田，玉米地、黄豆地，主要是水稻地。一路追着蝴蝶、蜻蜓、蚂蚱、瓢虫跑，真是一段太美太诗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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