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主导诗风及其审美阐释

杜诗论述
《作家》 2009年02期

杜甫主导诗风及其审美阐释

 

常康

摘要：     本文从回顾杜诗“沉郁顿挫”百年研究历程出发，探究“沉郁顿挫”的内涵与意蕴，论述“沉郁”格调的审美途径，阐释“顿挫”节奏声律的创新特色，指出“沉郁顿挫”之格调与诗坛“中唐之音”合神若契。

关键词：百年扫描 沉郁顿挫 合神若契审美阐释



    杜甫研究是唐代文学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而杜甫“沉郁顿挫”格调的百年研究，又是杜甫研究的热点和核心。但是，关于杜诗“沉郁顿挫”格调风格的解读，却是仁智各异，莫衷一是。

一

杜诗“沉郁顿挫”格调研究百年扫描

　　杜诗“沉郁顿挫” 格调研究的百年进程，与中国百年历史进程和社会思潮约略相依相随，起落兴衰大致相应。倘要分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上半叶——50年代至70年代（建国至“文革”后）——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新时期）。这三个时期关于“沉郁顿挫”研究的队伍、成果和方法，较为明显地与百年中国历史进程联系是遥相呼应的。

    20世纪前五十年，是杜甫“沉郁顿挫”格调学术研究观点思想的建立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他们摈弃了旧式研究方法，开一代学究风气。梁启超《情圣杜甫》和胡适《白话文学史》，皆对杜诗的“沉郁顿挫”格调作过阐释分析，所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的新观念令人耳目一新，那时研究出来的重要成果至今仍具有指导性。

    建国至“文革”前后约30年，是杜诗研究的特殊过渡期。关于“沉郁顿挫”研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虽然文学性较弱，但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及《杜甫诗选注》中关于“沉郁顿挫”的看法，不乏真知灼见。80年代至21世纪初叶，属于杜诗研究的黄金时期。杨义、莫砺锋等人为代表的两代学者会聚在同一时代，对杜诗“沉郁顿挫”提出了不少新鲜观点。成都和《杜甫研究学刊》，成了名符其实的杜诗研究重镇。杨义、胡可先等人对“沉郁顿挫”诗风的解读话语虽不尽相同，但其诠释赏析思路和指向，却是大体相通的。尤其是冯至《杜甫传》、朱东润《杜甫叙论》、陈贻《杜甫译传》、莫砺锋《杜甫译传》等研究著述，对杜诗“沉郁顿挫”从文学理论、人文社会学等诸多层面和角度作了十分中肯的解说，虽然这些阐发和解读，大多散见于杜甫生平事迹叙说和诗篇创作简介及文艺观的阐发之中，但细细领悟，稍加采集整理，便是关于杜诗“沉郁顿挫”的宏篇大论。

二

杜甫“沉郁顿挫”内涵探源

　　杜甫在他《进〈雕赋〉表》中曾指出：“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杨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据此，后世论者普遍皆以“沉郁顿挫”来概括杜诗的基本主导创作风格。

    事实上，在杜甫以前，“沉郁”与“顿挫”是分别独立使用的概念，并非组合而用。有例为证：屈原《九章·思美人》说“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同‘郁’）而莫违”；陆机《思归赋》说“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悲”；刘歆《与杨雄书从取方言》说“非子云澹雅之子，沉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积，以成此书”；钟嵘《诗品序》说“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

    不难看出，屈原与陆机笔下的“沉郁”，皆含有沉闷抑郁之意，可引申为“悲慨”之义；刘歆、钟嵘所言 “沉郁”，是指深沉、深刻或深沉之思。把“沉郁”作为诗词高尚风格者是晚清的词学大师陈廷焯，必须指出，陈廷焯提出的“沉郁顿挫”说与杜甫所言的“沉郁顿挫”，虽然其要旨指向一致，但其涵义则各有侧重，不尽相同。杜甫把“沉郁”与“顿挫”组合在一起，反映了他对诗歌格调与时代底蕴水乳交融的认识以及把握的深度和广度，体现着杜甫的艺术创作主张和文艺理论思想倾向。我们认为，要确切地阐发“沉郁”之义，必须弄清“顿挫”之意蕴。因为“沉郁”与“顿挫”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辅相成而浑然一体。

    其实，“顿挫”用来表现诗词艺术风格时，其基本意蕴并不复杂。陆机在《文赋》中早就指出：“箴顿挫而清壮。”张铣注：“顿挫，犹抑折也。”“抑折”亦即“曲折”之意。“顿挫”常因语境不同，其涵义有别：《后汉书·郑孔荀传赞》“北海天逸，音情顿挫”中的“顿挫”，指作品语言、声调和情感的抑扬起伏；而钟嵘《诗品上·齐吏部谢眺》“眺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中“顿挫”则是指言谈举止时感情节奏抑扬起伏有致。王运熙、杨明在解释陆机《文赋》“箴顿挫而清壮”时指出：“顿挫用于文学，指作品声调的停顿转折有致。”由此可见：杜甫“沉郁顿挫”的本意，其内涵和引申义不但意蕴精深博大，而且意旨丰繁笃厚，是诗人诗歌思想情感内容美和艺术表现形式美的和谐完美的统一，是杜甫对自己理想中的格调佳境的最准确的概括和表述。

三

杜诗“沉郁”格调的审美途径

　　在安史之乱这个忧患深重的时代，杜甫在《春望》里，失望中常隐含着希望；诗人在《北征》中，在对现状无能为力中隐藏着痛苦的顽强抗争。在杜甫悲剧心态的背后，蜿蜒连接着忧患时代沉重的辙印与“诗圣”血泪斑驳的心路历程。

    杜诗无愧于“史诗”。而中国 “史诗”大抵有两种传统：一是班固的“叙述史实”法，二是左思的“叙事咏怀”法。杜甫的“史诗”融班固与左思之长，既有对安史之乱细节的精雕细刻，又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在杜诗的笔下，诗人不仅是史实的见证人和叙述者，更是忠实的当事人和评论者。杜甫最急于表现的不仅是安史之乱，而且是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是诗人身处悲剧性时代的充溢于胸中的悲感情绪。

    杜诗不拘泥于史实的细枝末节，而着重抒发史实所引发出来的个人情感，有时甚至干脆为了抒情而寻找典型的细节作为叙述的载体。诗人高明之处是将安史之乱已凝固的相对静止的史实形式，用流动的情感内容表现出来，因而显得栩栩如生。诗人叙述的是“眼中的史实”，具有浓重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色彩由沉重的感伤与冷峻的理性复合而成。在感伤情绪层下流动着诗人对史实的思索，思索给感伤以力度，赋予它沉郁深厚的特色；感伤濡染着思索，使思索不免于苦闷迷惘的困扰。正如杜甫《倦夜》所描写的那样，诗人为国事而心寒，心寒而知竹凉、露重、星稀、萤暗、鸟呼，这“万事”皆因蕃兵“干戈”骚乱而致。“空悲”乃点睛之笔，因“干戈”而生“万事”的孤寂处境跃然纸上。浓郁沉重的“空悲”感伤生长于诗人苦痛的内心，没有安史之乱的重创和民族遭殃的惨状心理基础，不经血泪的滋养润育，哪有如此刻骨铭心的沉哀和悲怆？

    杜甫诗作的感伤基调与思考相融合而形成的“沉郁”，往往无爆发式的情感宣泄，更多表现为“弥散式”的情绪渗透。诗人往往将沉郁的感伤弥漫于史实画面或现实生活物象之中，呈示出深婉而浑厚、浓重而朦胧的悲剧美。感伤是低回哀婉的，思考是净静而深沉的，杜甫这类诗的基本特征规定了杜诗“弥散式”的情感表现方法。

    诗人一般不纵情直抒胸臆，而宁愿将情感“弥散于”特定的事物或自然的画面意象之中来显现内心。浓郁的感伤构成环境和色彩，濡染着想象中的浮雕画面与现实中的自然物象并互相渗透、融汇，幻化并创造出凄恻动人的美的意境。杜甫在《孤雁》里表现出惶恐和焦虑的心情令人感动，诗人正如眼帘的那只孤雁，被思念缠绕着，被痛苦煎熬着，因追寻不到失散伴群而不停地飞鸣着。字里行间，情深意沉，血泪浓郁，悲痛欲绝。正如浦起龙所析：“惟念故飞，望断矣而飞不止，似犹见其群而逐之者；惟念故鸣，哀多矣而鸣不绝，如更闻其群而呼之者。写生至此，天雨泣矣！”显然，与其说呼号寻觅失散的雁群，毋宁说是诗人在动乱时代渴望追踪国泰民安的“煌煌太宗”盛世。诗人选取孤雁的意象寄托深沉的伤感，烘托凄凉冷寂的气氛，渲染离别失散的迷茫心境，倍增悲剧色彩浓郁度。

  　杜诗这种情感表现的“弥散式”特点，体现了安史之乱动荡时代里文人抒情诗的悲剧审美化方向。杜诗蓄力营造其“沉郁”悲剧美时，不去摹写激扬壮烈的气势，而是显现深婉朦胧的意境。唯其深婉，方显诗百折千回，凄恻动人；唯其朦胧，方可显示情感范畴的不确定性和超越性。这种悲剧美虽不能产生强烈震撼人心的力量，但由于意境的博大渺远，内蕴的深沉笃厚，物象的幻化飘然，情感的朦胧幽深，能让读者在回肠荡气中共鸣净化，顿悟升华。

四

杜诗“顿挫”节奏声律创新之特色

　　中国古典诗歌的声律节奏，一方面为创作设立了严格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它也使诗歌语言高度凝练。杜甫作诗常在格律许可的范围内，采用倒装语序，他有时甚至冲破诗的声律格式，变换韵脚节奏格局，创造“顿挫”节奏形式美，去为“沉郁”的情感内容美服务。格律在杜甫手中并未成为束缚艺术创作的绳索，而把它作为一种必要的形式手段。诗人时常通过创设“顿挫”的节奏形式，畅快自如地表现“沉郁”深厚的思想情感，从而使“沉郁”的思想情感内容借助“顿挫”的节奏形式获得更新更深的意蕴和效果。杜甫正是这样一位自觉接受唐诗声律限制而又不囿于其格律，进而不断创新语序节奏的技艺惊人的“诗圣”和“情圣”。

    杜甫《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正是靠调整语序，将司空见惯的烂熟句，安排在一种新的“顿挫”的语序节奏中，强有力地表现了诗人“沉郁”怆凉的意境，使全诗翻出了新意。杜甫常常在模糊和陌生化的语境里，因不断置换调整字序词序，用“顿挫”节奏展示“沉郁”之调，从而赢得了诗歌全新的艺术生命。杜诗常采用倒装句来避免平板和浅露，造成突兀、“顿挫”、奇特“沉郁”的语感效果。事实上，“诗用倒字倒句法，乃觉劲健”，“杜子美善于用事及常语，多离析或倒句，则语峻而体健，意亦沉稳”。

    杜甫的拗体律诗常常被人们讥讽指责。殊不知，正是杜甫创制的拗体律诗，充分创设“顿挫”的节奏形式，去充分展示杜诗“沉郁”的思想情感内容。《白帝》是一首拗体律诗，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寓居夔州期间。它打破了固有的格律，以古调或以民歌风格掺入律诗，创设奥峭顿挫的节奏形式，突现其奇崛沉郁的思想情感，表现出杜诗“沉郁顿挫”格调特色。“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诗的首联运用民歌的复沓句法，描绘峡江云雨翻腾的奇险景象。

    杜甫用俗语入诗，再加上音节奇崛，不合一般律诗平仄。诗人大胆创设“拗拙顿挫”之声律，表现劲健沉郁之气骨。“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诗的颔联一反首联的拗拙，对仗十分工巧，颈联与颔联一样运用当句对，但形式却翻新，将包含相同词素的词语置于诗句的前后部分，形成一种纡徐回复、一唱三叹的语调，改颔联急促“顿挫”节奏为颈联回环反复之韵致，援引出尾联摧人肝肠的哀诉：“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收获的秋季尚且处处充斥着寡妇的哀哀恸哭之声，更况春夏冬季？杜甫用“何处村”的顿挫焦虑的茫然问语，营造出一种苍茫沉郁的悲剧氛围。杜甫运用多层次的“顿挫”节奏的变幻，致使原本就沉郁深邃的意境更加跌宕凄怆。七律《白帝》，疏密有致，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开阖有度，抑扬得法，意象浑然天成，堪称杜甫“沉郁顿挫”之典范杰作。

    如果诗是民族的耳朵、人民的眼睛，那么杜甫便是唐代的骄子。综上所述，杜诗“沉郁顿挫”的格调正是 “盛唐之韵”转变成“中唐之音”的充满悲剧美的音符，这是诗圣杜甫血溶于诗的审美创新，这种“沉郁顿挫”格调唱响了杜甫爱国主义伟大乐章的主旋律，铸就了唐诗的辉煌成就。




参考文献：

[1] 萧涤非选注：《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
[2]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主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3]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开明书店。
[4] 张明非主编：《唐诗宋词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5] 韩佚达：《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大连出版社，1997年。
[6] 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7]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8] 浦起龙：《读杜心解》。
[9] 李东阳：《麓堂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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