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学概念。语见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重，气格沉着凝重，与轻倩相对；拙，质拙朴老，与尖纤相对；大，境界开阔，托旨宏大，与细浅相对。况周颐以重拙大为词创作的三大要素，强调和追求静穆厚重，拙劲宽大的词学风格。诗论中虽然没有像词论那样明确将重拙大三者相提并论，将它们视为有机联系的艺术风格整体，但是，同样将重、拙、大分别看作诗歌美的组成部分而加以肯定和提倡。前人论杜甫诗“沉郁顿挫”，严羽《沧浪诗话》论诗之为“沉着痛快”，胡应麟论李绅一些乐府诗得杜甫“沉着”（《诗薮》内编卷三），沈德潜肯定颜延之诗歌“要其厚重处，古意犹存”（《说诗晬语》卷上），潘德舆推重顾炎武诗“坚实”，不满萨都剌诗“骨不坚重”（《养一斋诗话》卷三），都是崇重之谓。诗而能重，厕免于华靡轻弱，粗疏肤廓之失。但是若无流转自然之妙，则过而伤笨，虽重不足贵。诗人尚拙，是指不刻意雕琢呈巧，保持诗歌稚真朴拙之美。吴骞《拜经楼诗话》卷四：“马君辉云：‘养子早知能背国，官中不赐洗儿钱。’此用拙而胜也。”然而朴拙又不可沦为鄙俚，也并非一概排斥用巧，前人主张拙得恰到好处，“朴拙惟宜怕近村”（戴复古《论诗十绝》之一），还要“巧拙相济”（王若虚《滹南诗话》引周德清语），“善藏其拙，巧乃益露”（袁枚《续诗品·藏拙》）。这实际上是赞成“大巧若拙”。“以大为美”在我国古代美学和诗学理论中有悠久传统，《老子》“大音希声”，季札“能夏（意谓雅）则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李东阳以宫声求诗，钱谦益欣赏大音宫声之诗，刘熙载《艺概·诗概》“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都是对“大”之美的歌颂和追求。诗歌创作的重、拙、大基本属于阳刚风格的范畴，在诗苑有重要位置。（邬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