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它从总体上集中代表了中华民族对于宇宙人生审美境界的最高追求。西周末年，史伯最早提出了“和实生物”的审美命题，语见《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又云：“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和乐如一，……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和”是自然社会不同事物的矛盾统一。其中所称“乐”和，因为先秦时代诗、乐、舞三者合一，常以“乐”表示艺术总称，因而其论“和乐”，即通于文艺美学。在中国古代美学发展史上，“和”具有丰富的审美内蕴，要义有以下几方面：一、“和”是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发生的规律，存在的常态，功能的佳境。如前引史伯“和实生物”、即为“和“的最高审美义蕴提出了哲学依据。其中“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物错杂以成“文”等论点，对“和”发展为审美范畴影响尤大。而道家《老子》四十二章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更从宇宙本体论、生化论层面，阐释了“和”是阴阳二气矛盾统一，是生成万物的内在依据或存在状态。而《庄子·天道》篇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和、人和，即是顺应自然，而不要人为地干扰，甚至破坏自然，这是万物之美所以产生的哲学根据。二、“和”是创作主体的生理机能、行为态度以及精神境界的最佳状态和理想规范。如《国语·周语下》云：”单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刘勰《文心雕龙》则将“和”的理论（艺术论）直接引入文学创作，《养气》篇云：“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雍滞。”创作之时，
诗人的身心调扬清和，是保证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如果是“销铄精胆，迫促和气”，必然导致创作的失败。这说明审美主体的生理及心理和谐，是其审美创造能力正常发挥乃至超常发挥的内在基础。三、“和”是作品创造的雅正和平、含蕴深厚的艺术境界，这一审美特征备受传统诗论家的推崇。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孔安国注：“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就在春秋时期，孔子已为诗歌之“和”定下基调，认为“和”是诗的最高境界。但孔子同时又强调“诗……可以怨”（《论语·阳货》）。可见其“和”的艺术高境，即包含了社会人生的矛盾统一的内容，并没有完全否定诗歌文学揭露黑暗、讽刺时政的现实性。而发展到汉儒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则其所谓“和”，强调同一，而淡化矛盾，削弱了文学对现实的批判作用。这一观点，为明清儒家正统诗论所发挥，于是出现了追求温厚和平、含蓄委婉为审美极致的理论倾向。其特点是把思想规范与审美追求合二为一，如清沈德潜等即是。而张谦宜则反之，其《茧斋诗谈》卷一云：“人多谓诗贵和平，只要不伤触人。其实《三百篇》中有骂人极狠者，如‘胡不遄死’，……盖骂其所当骂，如敲朴加诸盗贼，正是人情中节处，故谓之和。”四、“和”是艺术辩证法的适宜度量和最佳境界。如《左传·昭公二十年》云：“声亦如味，……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诗歌作品的艺术形式也应追求“和”。如《文心雕龙·声律》云：“是以声画奸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五、“和”作为中国古代杂文学观念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其义蕴中还包括了文学作品调节社会矛盾、改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政治教化功能，以及调节平衡身心健康的作用。如《荀子·乐论》所称君臣上下一同听乐而“莫不和敬”，强调“乐者审一以定和”。《礼记·乐记》又据此加以发挥。但是汉以后的文论家，又多有强调“和”的审美功能而要求超越功利，其旨趣之异，不难分辨。（黄保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