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594年 —669年），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父徐盖，家道豪富，隋大业（605—618年）末，投翟让军。武德（618—626年）初降唐，授黎州总管，封“曹国公”，赐姓李。后又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单名勣。贞观三年，任通漠道行军总管，败突厥军，诏拜光禄大夫，领并州都督府长史。贞观十七年，授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高宗立，迁尚书左仆射，诏得乘小马出入宫禁。以太子太师致仕。总章二年卒，时七十六岁，谥“忠武”。显庆二年（657年）奉旨与许敬宗、孔志约、于志宁等编《新修本草》二十卷，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由国家权力机关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药学专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药典。大行于世。
徐世勣出身富户，17岁时正值隋末农民起事，参加翟让的瓦岗军。在李密成为瓦岗军的首领后，徐世勣因军功被封为东海郡公，驻守黎阳。在李密谋害翟让时，被乱军砍伤。大业十四年（618年）击退了北上的宇文化及。瓦岗军失败后归降唐朝，跟随秦王李世民先后讨伐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和徐圆朗等割据势力，武德六年（623年），又跟随赵郡王李孝恭和李靖讨伐辅公祏。入唐后，唐高祖李渊说徐世勣是“纯臣”，赐他姓李。先封曹国公，后封英国公。贞观年间，曾参与平定东突厥、薛延陀、高句丽的战役。武德八年（625年）突厥进犯，李世勣讨伐。贞观三年（629年）大破突厥，俘五万人而归，镇守并州十六年。贞观十五年（641年），在诺真水（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败薛延陀。贞观十八年（644年）随太宗亲征高句丽。
在瓦岗军破隋将张须陀、王世充诸战役中，世绩皆有功。同年，李密采纳了他的建议攻取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开仓赈济饥民，人心归附，壮大了起义队伍。武德元年(618)世绩随李密降唐，任右武侯大将军，封曹国公。此后数年间，他从秦王李世民平定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先后镇压窦建德、刘黑闼的河北起义军，又主持和参加镇压兖州(今属山东)徐圆朗、江淮辅公祏起义军诸战役。李世民即位后，任命他为并州总管。贞观三年(629)，李勣与李靖分道击溃东突厥颉利可汗之众；次年，平定东突厥，从而安定了北方。兵还，任并州都督府长史。十一年，改封英国公。他在并州共十六年，号为称职。十五年，迁兵部尚书。十七年，以特进、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二十三年，太宗病危，贬他为叠州都督，又嘱咐太子李治(后为唐高宗)继位后委李勣以重任，以便获得他对嗣君的忠诚。高宗即位，立即将他召还，任命他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务。后累进尚书左仆射、司空。总章二年(669)卒。
李勣善于用兵，史称他“临敌应变，动合时机”。他与人一起筹划时，凡有可取者，立即采纳；告捷之时，归功于下。因此部下都乐于效力，所向克捷。后世论唐代名将，必称“英、卫(李靖封卫国公)”。他饱经世故，善于趋避，左迁叠州都督时，奉诏即付，竟不还家。唐太宗晚年，曾对太子李治说：“李勣这人太忠义，你无恩于他，恐怕日后他无法尽心辅佐你。”。为了使李勣忠于李治，唐太宗将他贬为叠州（今甘肃迭部）都督。唐高宗即位后根据唐太宗的遗命恢复了他的职位，历任尚书左仆射、司空。高宗问他：“朕欲立武昭仪为后，你以为如何？”李勣说道：“此陛下家事，何必要问外人。”。总章元年（668年），李勣率兵至鸭绿江，与薛仁贵会于平壤，攻克平壤，大胜而归。总章二年（669年）十二月初三戊申日，李勣卒，享年七十六岁，唐高宗辍朝七日，赠李勣太尉、扬州大都督，谥号贞武，陪葬昭陵。因后来其孙徐敬业反对武则天，发动起事，被族诛，李勣也被剖棺戮尸。到后来唐中宗复辟政权之后才平反昭雪，以礼改葬。
李勣年青时家本豪富，隋末徙居滑州。史称其“家多僮仆，积栗数千钟”，与其父徐盖都是乐善好施之人，拯救贫乏，不问亲疏。隋炀帝大业末年，李勣才十七岁，见天下大乱，就近参加了翟让的军队。他劝说翟让：“附近是您与我的家乡，乡里乡亲，不宜侵扰，宋、郑两州地近御河，商旅众多，去那里劫掠官私钱物非常方便。”翟让称善，于是在运河上劫取公私财物无算。有钱就不缺人，不久兵众大振。隋朝遣名将张须陀讨伐，翟让吓得要跑，李勣止之，与隋军两万多人交战，竟于阵中斩张须陀，大败官军。当时，蒲山公李密参与杨玄感反叛，兵败逃亡。李勣与浚仪人王伯当知道李密天下英雄，一同劝说翟让奉李密为主，以收买人心，扩大影响。
隋朝令王世充讨伐李密，李世勣多次拒战，以奇计在洛水两岸几次大败王世充，李密因此封他为东海郡公。当时河南、山东大水，饥民遍地，隋朝赈给不周，每天饿死数万人。李勣向李密进言：“天下大乱，本是为饥。如果我们攻陷黎阳国仓，大事可成矣”李密听计，派李勣带五千人自愿武渡黄河掩袭黎阳仓隋朝守军，当日攻克，开仓招民众随便领粮，十天之间，就招募到兵士二十多万人。一年多后，宇文化及江都弑隋炀帝，越王杨侗即位于东京洛阳，赦免李密诸人，封魏国公，拜太尉。隋廷又授李勣右武侯大将军，命他们一同讨伐宇文化及。李勣守黎阳仓城，宇文化及率军四面攻城，形式危急，李勣从城中向外挖地道，忽然现身城外，大败宇文化及，解围而去。
讲李勣，不得不交待李密。李密为人，身先士卒，躬服俭素，号令严整，每战所得金宝都赐予手下将士，因此非常受人爱戴。在与隋军的交战过程中，威信日隆，号为魏公，他让祖君彦所作的《讨隋炀帝檄文》千古流传，辞采壮烈。后来李密与翟让之间产生矛盾，两人手下都劝他们先下手为强，其间原委，皆是由争权夺利而起，不是简单的“地主阶级阴谋家杀害农民起义军领神”那么简单，而且翟让为人简单粗暴，其兄翟宽与属下又数次侮辱李密手下兵士，逐渐结怨。李密最后在众人劝说下决定除去翟让，趁宴请机会斩杀翟氏兄弟。由于李勣当时是翟让属下，也被乱兵刀砍剑劈，遭受重创，李密见到后马上制止士兵的杀戮，李勣免于一死。翟让另外的大将单雄信等人叩首求命，李密都释而不杀。李密后来又多次打败隋军，最盛时有众三十余万，各地割据的首领都派使请他为称帝，连李渊也不得不上书推戴，肉麻地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屡战屡胜之际，李密军士有粮而无饷银，军士渐怨，几次反败于王世充。其间李密手下有人谋叛王世充，李密本想将计就计，趁王世充半渡洛水时出兵一举击灭。岂料天意弄人，王世充发军时，李密的侦察兵都没有发觉，等整军将战时，王世充军队已经全军渡河上岸。李密见大势已去，不得不率小股人马逃遁。本来李密想去黎阳李勣处，有人劝他：“杀翟让之时，李勣被乱兵砍伤差点死掉，他能不记仇吗？现在投奔他，靠得住吗？”最后，不得已之下，李密与王伯当投靠李渊。
当时李勣全统李密旧境，东至于大海、南至于长江、西至汝州、东至魏郡，一时间未有所属。不过李勣是真义士，他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已归大唐，如果我自己上表向唐主献地，是自邀功劳而彰主公败绩，还是把土地人口军人数目造册，总启魏公，让魏公自献。于是派使臣上表。唐高祖李渊听说李勣有使人来忙召见，一见只有给李密的信，很感奇怪。使人详细道明原委，高祖大喜，认为李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马上下诏封李勣黎阳总管、莱国公，不久又加右武侯大将军，赐姓李氏，并封其父李盖为王，为李盖固辞，于是封为舒国公。下诏遣李勣部统河南、山东之兵以拒王世充。
李密归唐后，从前在信中对自己亲热过份的“老哥”李渊相待甚薄，只拜光禄卿的散官。不久，唐朝听说李密降于王世充的旧将纷纷离心，就派李密前往黎阳招降旧部。心怀怨望的李密行至洮阳（今甘肃省临洮县），高祖李渊又派人召还他，疑惧之下，李密决定反唐。王伯当一直劝他不要反唐，但见李密意决，就横下心，说：“义士之立世，不以存亡易心。我一直受您厚恩，期待以性命相投。您不听我劝告，我肯定会和您一道起事，生死以之，但是恐怕结果也不会好啊。”隋唐之际，英雄辈出，男儿义气相应，很是感人。唐将史万宝、盛彦师早有准备，伏兵山谷，横击李密及王伯当等人，众人皆被杀。李密时年才三十七岁。虽然《旧唐书》称他“狂哉李密，始乱终逆”，但字里行间也不得不佩服此人的倜傥奇才和爱人下士的仁德大度。
李勣听说李密被诛，上表请唐朝容许他收葬故主，唐庭诏许。李勣服重孝，与从前僚属旧臣将士隆重地把李密安葬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以君礼葬之，朝野闻讯都赞叹他的忠义。不久，窦建德军擒斩弑隋炀帝的宇文化及，乘胜又大败李勣，并以其父李盖为人质，令李勣仍守黎阳。转年，李勣趁机又归唐，有人劝窦建德杀掉李盖，可建德也是位磊落大夫，表示说“李勣忠臣，各为其主”，派人送李盖归唐。后来就一帆风顺。李勣协同李世民连平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辅公袥等人，功勋赫赫。其间，还有一个插曲可述。单雄信投王世充后，极受宠遇，也很卖命。李世民攻洛阳时，有一次与单雄信相遇，雄信号为“飞将”，艺高胆大，援枪直刺李世民，好几次差点追及把这位秦王捅落马下。（有史记载李勣当时在旁，对单雄信这位老哥们说“此秦王也”，“雄信惶惧遂退”，这肯定是小说家语，绝不可信，以单雄信性格，他肯定会枪挑李世民向王世充报功。王世充投降后，李世民把与唐军苦战的十几名大将列入处决名单，李勣泣请，以自己家财爵位换这位老哥们一命，由于先前差点被单雄信杀掉，李世民坚执不允。李勣无奈，与单雄信诀于大狱。单雄信埋怨他，“我固知汝不办事”。李勣大哭，用刀从腿上割下一块肉给单雄信吃掉，说“本来想随仁兄一起死，但谁来照顾你的家人呢。此肉随兄入地下，以表我拳拳真情。”单雄信死后，李勣如家人般照顾他的妻子儿女，确是千古义气的典范。
贞观十五年，拜李勣为兵部尚书，还未赴京上任，薛延陀部又侵扰李思摩部。李勣获唐廷委任为朔州行军总管，率轻骑三千追薛延陀于青山，大败敌师，斩名王一人，俘五万多人。（薛延陀部为匈奴别种，为铁勒族，对唐朝时叛时附）。回朝后，李勣遇暴疾，药方上讲治此病胡须灰可以做药引。唐太宗听说后，自剪胡须，为李勣和药。儒家礼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般人都不会轻易损伤，何况九五天子，亲剪“龙须”为臣子做药引，诚为千古美谈。李勣叩首见血以谢，感动得一塌糊涂。太宗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不久，君臣宴饮，太宗醺然对李勣讲：“朕将以太子托付于您。您往年不负李密，今日必不会负朕。”李勣雪涕，誓以必死。俄而沉醉，太宗亲解御衣为这位勋臣盖上以免着凉，如此宠遇，古今罕有。
贞观十八年，李勣跟从太宗伐高句丽，攻破辽东、白崖等数城。贞观二十年，又率军大破薛延陀部，平定碛北。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时，因太子李治无恩于李勣，故意贬其为叠州都督。高宗即位后，立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永徽四年，册拜司空。李勣为人小心谨慎，对于皇帝家事一概不过问。后世对他不反对高宗立武后一事颇有微词，笔者独以为不然。皇帝椒房内事，外臣权位再高，血缘再亲，掺和入宫闱之事无论成败，最终难逃一戮。李勣又非皇亲国戚，为人又深沉谨慎，加之太宗托负他的是社稷国事，所以他的表现实为中允，并非油滑臣下所为。因此，武后对他非常不错，对待李勣的老姐还亲自临问，赐以衣服，家人一般。
高宗乾封元年（666），高句丽权臣盖苏文病死，其子男生继掌国事，另外两个儿子男建、男产发难，驱逐男生。男生奔唐朝，恳求唐朝发兵相助。高宗任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征高句丽。乾封二年二月，李勣大军渡辽水，攻拨高句丽重城新城。李勣一路连捷，直抵平壤城南扎下大营，男建不断派兵迎战，皆大败而还。不久，城内人投降唐军为内应，大开城门，唐兵四面纵火，烧毁城门，男建窘急，自杀未死。平壤城最终被攻下，唐朝共获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七千户。至此高句丽国灭，分其地置九个都督府，四十一州，一百县，设安东都护府统管整个高句丽旧地。自隋文帝以来，屡伐高句丽，无一成功。隋炀帝三次伐辽，因此亡国。英明神武如唐太宗，御驾亲征，也因天寒少粮而无功罢兵。高宗继位，前后派兵部尚书任雅相、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左骁卫大将军契必何力多次征讨，皆无功而返。直到李勣老将出马，乘高句丽内乱，加之指挥有方，一举讨灭东边这个多年难拔的“钉子户”，想必隋、唐几位皇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惭叹不已。李勣回国后不久，因征伐劳累而病重，总章二年十二月戊申（初三）日（669年12月31日）卒，年七十六。高宗亲为举哀，辍朝七日，赠太尉，谥曰贞武，陪葬昭陵。
李勣一生，经战阵无数，所得赏物，大都分赐手下将士。大功成就，常推功于别人，故而人尽死力。重病后，只服皇帝送来的御药，家里人延请的的大夫一律不见。他说：“我山东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十，岂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宁能就医人求治。”临终之时，李勣忽然让其弟李弼置酒宴乐，堂下子孙满排而立。他对李弼说：“我自知必死，怕你悲哭，所以假装病情转好为此宴乐。你现在脑子清醒，听我讲话。我亲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等人辛苦建立门户，都被后辈破家亡人。我这些不肖儿孙，现在都交付给你，应细加防察，如有操行不伦、结交非类，马上打杀，然后奏之，以免倾覆家族……”
虽如此，李勣的忧恐最终成为现实。唐高宗崩后，武后临朝，随意废杀儿皇帝，大戮李唐宗室，武氏家族高官重权，天下人情怨愤。恰巧李勣孙子李敬业与两个兄弟都因受赃贬官，在扬州又遇见同遭贬斥的唐之奇、骆宾王等人，几个人趁机起事于扬州，旬日之间，竟有胜兵十多万。然而李敬业终属志大才疏之辈，也并非真的想力复唐室，纯属有个人野心的半吊子阴谋家。武则天派三十万大军，很快捕诛众人。此次起事惟一能影响后世的，是骆宾王那篇千古流传的《讨武曌檄》。武则天边读这篇大骂自己的文章，边赞叹不已，并讲“宰相之过，安失此人？”
平定李敬业后，武则天下诏追削李敬业祖、父官爵，创坟斫棺，复本姓徐氏。李勣直系子孙诛戮无遗，偶然有旁支逃脱的，“皆窜迹胡越”。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吐蕃攻陷麟州，驱掠民畜而去。一行俘虏走到盐州时，有位名徐舍人的吐蕃将领，把几千汉人俘虏召集一处，对和尚延素说：“大师勿惧，我本汉人五代孙。从前武太后杀唐宗室，吾祖建义不果（当指徐敬业），子孙流落绝域，至今已经三代了。虽然我们几代居此，有兵有地，然思本之心，无忘于国。但至今旌属繁衍已多，无由自拨归汉了。”言毕，把几千作为奴隶本来要累病死于吐蕃的汉人全被放掉。英国公做梦也想不到，他一辈子都为唐朝在边疆和“夷狄羌狄”多个少数民族作战，殊不料自己残留的血脉最终竟也混同于其中，这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
在唐代，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李勣都享有崇高荣誉。在李勣归唐之初，唐高祖就赐他姓李，称赞他是“纯臣”，并委以重任，施以丰厚的赏赐。 唐太宗对他钟爱有加、称赞有加。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三·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记载：“李世勣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勣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又，“世勣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勣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并将他图形于凌烟阁二十四开国勋臣之列。唐高宗对他更是恩宠。高宗举行泰山封禅大典，任他为封禅大使。途经他的故乡时，皇后武氏亲自去看望他寡居的姐姐，赐给衣物，还封为东平郡君。李勣不慎坠马伤足，高宗亲自慰问，并把御乘赐予他。永徽四年（653），唐高宗又命人为他画像，还亲自为他写序。高句丽平后，高宗祭祀宗庙，“以李勣为亚献”。（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669年，李勣病逝，“上（唐高宗）闻之悲泣，葬日，幸未央宫，登楼望?[车恸哭。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鞬山，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并令在光顺门为他举哀，七天不上朝。
甚至在他死后近百年，也就是上元元年（760），唐肃宗还把他与李靖一起，誉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庙。认为他和李靖所立下的功绩，只有汉朝的卫青和霍去病才能与其相媲美。李勣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杰出的军事才能。李勣自17岁参军，到76岁去世，在半个多世纪戎马生涯中，他南征北战，东伐西讨，一生经历大小战役无数，所在之处，都立下了赫赫战功，表现出杰出的军事家才干。早在瓦岗寨时，他从李密征战，就为瓦岗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归唐后，又屡从唐太宗征讨，平王世充，灭窦建德，伐刘黑闼，为大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后来在攻灭东突厥，平定薛延陀等重大军事战役中，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大唐王朝的稳定、强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唐太宗曾多次称赞他，认为他“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封元年（666），李勣以73岁高龄，挂帅东征高句丽，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到总章元年（668），高句丽王高藏投降。终于“高句丽悉平”。（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解除了唐王朝的心腹大患，也告慰了在九泉之下、生前曾经多次出兵高句丽、但却一直未能取得全胜的唐太宗李世民。故史称：“勣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临事选将，必訾相其状貌丰厚者遣之。或问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
李勣的成功，还得益于他杰出的政治才能。 在翟让起义之初，“离狐徐世勣（即后来的李勣，下同）家于卫南，年十七，有勇略，说让曰：‘东郡于公与勣皆为乡里，人多相识，不宜侵掠。荥阳、梁郡，汴水所经，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资。’让然之，引众人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聚徒至万余人。”（见《资治通鉴·隋纪七·炀皇帝下》）为后来的瓦岗义军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李密上瓦岗寨以后，李勣见李密才识皆过翟让，又与王伯当等人劝翟让让位于李密。617年夏，“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炀帝诏开黎阳仓赈之，吏不时给，死者日数万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乱，本为饥馑。今更得黎阳仓，大事济矣。’密遣世勣帅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济河，会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贼帅张升、清河贼帅赵君德共袭破黎阳仓，据之，开仓恣民就食，浃旬间，得胜兵二十余万。武安、永安、义阳、弋阳、齐郡相继降密。窦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 （见《资治通鉴·隋纪八·恭皇帝下》）为瓦岗寨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归唐后，他镇守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四夷宾服，号为称职。唐太宗深有感触地说：“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
李勣的成功，与他善于审时度势是分不开的。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还表现在他处理与皇家关系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对于皇家的事情，在他看来，是他们“家事”，无需询问“外人”。这样，一方面可以巧妙地避开陷入皇权争斗的漩涡，另一方面，也可以保全自己。唐高祖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前夕，秦王“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上（唐高宗）问勣曰：“‘朕欲立武昭仪（即后来的武则天）为后，（褚）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结果呢？反对者褚遂良等人或贬或死，而李勣却得到了唐高宗、武皇后的信任。
李勣的审时度势，还表现在他对皇帝意图的深刻领会上。贞观二十三年（649），亦即唐太宗临终前夕，唐太宗唯恐他身为两朝元老，难以驾驭，特意贬他出任叠州都督。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五·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下》）李勣的审时度势，还表现在他对“盈满则亏”的理解和领悟上。李勣一生为大唐出生入死，立功无数，建立的赫赫战功；唐朝朝廷也给予李勣巨大荣誉。但在李勣看来，“盈满则亏”——唐太宗临死前所作所为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时时告诫自己、警醒自己。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因此，唐高宗即位后，召回李勣，并授任他为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进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不久，又拜尚书左仆射。就在这个春风得意的时候——亦即永徽元年（650），“李勣固求解职；冬，十月，戊辰，解勣左仆射，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李勣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知人善用，举贤荐能。正是他善于用人，所以，他率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李勣的知人善用不仅表现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还表现在平时对人才的发现、关心、照顾、提携、推荐、任用上。早在瓦岗寨起义之始，他发现魏徵、高季辅、杜正伦等是才俊之士，便与这些人物深交：“即加礼敬，引入卧内，谈谑忘倦。”后来，李勣位居高位，凡经他引荐的，后多位至通显，当时人称其有“知人之鉴”。譬如在他镇守并州时，李勣发现张文瓘是一个人才，便安排他在并州任职，并称赞他为“今之管（仲）、萧（何）”。李勣的知人善用还表现在一些不经意的小事上，注意帮助人才克服自己的不足之处，引导人才发挥自己的长处。譬如，在镇守并州时，一次李勣入朝，张文瓘等三人为他饯行，李勣分别赠给那二个人佩刀与玉带，而对张文瓘却一无所赠。张文瓘不解其意，李勣解释说：“子无为嫌。若某，冗豫少决，故赠以刀，欲其果于断；某放诞少检，故赠以带，俾其守约束。若子才，无施不可，焉用赠？”遂极力引荐，乃至高宗朝张文瓘位至宰相。渭南尉刘延佑，年轻时就中进士第，且政绩突出。李勣告诫他说：“足下春秋甫尔，遽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
正确对待不同人才的不同长处，也是李勣知人善用的一个重要特点。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记载：“上问：‘濮阳谓之帝丘，何也？’（窦）德玄不能对。许敬宗自后跃马而前曰：‘昔颛顼居此，故谓之帝丘。’上称善。敬宗退，谓人曰：‘大臣不可以无学；吾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对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李勣一生，主要历经瓦岗寨和唐朝。对大唐王朝，他任劳任怨，几十年来如一日，为大唐江山的建立、稳固、强大，立下了不朽功勋。他的忠心，得到了朝廷上下的一致认同：总章元年，在李勣挂帅东征辽东之际，“上（唐高宗）又问（贾言忠）：‘辽东诸将孰贤？’（贾言忠）对曰：‘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虽颇忌前，而有统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果如贾言忠所言。因此，李勣死后，唐高宗悲痛说：“勣奉上忠……历三朝未尝有过……”即使对待象李密这样一位刚愎自用、志大才疏的“故主”来说，李勣也做到了“尽忠尽则”，“仁至义尽”。武德二年（619），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入关降唐，“徐世勣据李密旧境，未有所属。魏征随密至长安，久不为朝廷所知，乃自请安集山东，上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遗徐世勣书，劝之早降。世勣遂决计西向，谓长史阳翟郭孝恪曰：‘此民众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献之，是利主之败，自为功以邀富贵也，吾实耻之。今宜籍郡县户口士马之数以启魏公，使自献之。’乃遣孝恪诣长安，又运粮以饷淮安王神通。上闻世勣使者至，无表，止有启与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叹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赐姓李。”
李密降唐后不久即谋反被杀，时“李世勣在黎阳，上（唐高祖）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状。世勣北面拜伏号恸，表请收葬；诏归其尸。世勣为之行服，备君臣之礼。大具仪卫，举军缟素，葬密于黎阳山南。” 其实，据史书记载，李密对李勣并不信任。在瓦岗寨时，翟让和李密发生火拼，“徐世勣走出，门者斫之伤颈……”幸赖“王伯当遥呵止之”。杀害翟让后，李密“颇自骄矜，不恤士众”，“徐世勣尝因宴会刺讥气短，密不怿，使世勣出镇黎阳，虽名委任，实亦疏之。” 在李密落难和死后，李勣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以德报怨，的确难能可贵！“忠主”之外，李勣也很讲义气，也很重视义气。他在瓦岗时，曾与单雄信结拜为兄弟，誓同生死。后李密兵败，单雄信投靠了王世充。单雄信作战勇猛过人，在唐军围攻洛阳时，他驰骋沙场，挥枪几中齐王李元吉。武德四年，“及洛阳平，世勣言雄信骁健绝伦，请尽输己之官爵以赎之，世民不许。世勣固请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办事！’世勣曰：‘吾不惜余生，与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许国，事无两遂。且吾死之后，谁复视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啖雄信，曰：‘使此肉随兄为土，庶几犹不负昔誓也！’”
李勣，曹州离狐人，本姓徐，起初在李密部下做左武侯大将军。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带领兵众去归降唐朝。李勣仍据有李密原来控制的10个郡。武德二年，李勣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既已经归顺大唐，这些郡的人口和土地，本是魏公所有，我如果上表献给大唐，那就是乐于主子的失败，来自己居功，以谋求富贵，我感到可耻。现在应该完整地登录州县名称和军人户口，一并报送魏公，由魏公自己来献给朝廷，这就是魏公的功劳了，不是很好吗？”于是派使者报送李密。使者刚到长安，唐高祖听说没有表奏，只有报告给李密，感到十分奇怪。使者把李勣的用意奏报，高祖才很高兴地说：“徐勣感故主之德，给故主推功，真是纯臣啊！”任命他做黎州总管，赐姓李氏，把户籍登入宗正寺，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李盖坚决辞谢王爵，就改封舒国公，授与散骑常侍的官职。不义加授李勣为右武侯大将军。到李密反叛被诛，李勣为他发丧并穿上上丧服，具备君臣的礼节，上表请求收葬。高祖就把李密的遗体交给他。于是他大规模地准备仪仗，全军都穿上白色的丧服，将李密安葬在黎阳山。葬礼完毕，才脱去丧服解散，朝廷上下都认为李勣真讲道义。不久，受到窦建德的攻击，李勣被俘，又逃回来回到京师，跟随太宗征讨王世充、窦建德，把他们打败。贞观元年，李勣被任命为并州都督，都令则行有禁则止，大家都说他称职，突厥对他十分畏惧。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隋炀帝不懂得精选贤良、镇抚边境，只去远筑长城，派大批将士屯驻，来防范突厥，见识糊涂，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如今委任李勣镇守并州，就使得突厥畏威远逃，边塞城垣安宁，岂不胜过几千里的长城吗？”后来并州改设大都督府，又任命李勣为长史，加封到英国公。他在并州镇守了16年，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知政事。
李勣事亲极孝。为此，唐高宗曾经称赞过他：“事亲孝……”事实也的确如此。武德二年，李勣在获悉窦建德俘获其父李盖时，已经走出包围圈的李勣，“数日，以其父故，还诣建德降。” 后来李勣用事实证明这是“假降”，并很快反窦归唐，并取得了唐高祖李渊的理解，但其中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李勣治家严整，“闺门雍睦而严。”临死前，还叮咛族人——总章二年（669）十一月，“李勣寝疾……一旦，忽谓其弟司卫少卿弼曰：‘吾今日小愈，可共置酒为乐。’于是子孙悉集，酒阑，谓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与汝曹为别耳。汝曹勿悲泣，听我约束。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能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馀。吾有此子孙，今悉付汝。葬毕，汝即迁入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自是不复更言。十二月，戊申，薨。”（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李勣死后，唐高宗称赞他说：“性廉慎，不立产业……”
李勣有次突然重病，验方上说用胡须烧的灰可以治好，太宗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给他和药。李勣叩头出血，哭着谢恩。太宗说：“我这是为社稷打算，不用感谢。”贞观十七年，高宗还在东宫时，调任李勣为太子詹事，追加特进的待遇，仍担任知政事。太宗又曾设宴，宴席上，太宗回头对李勣说：“我想托付年幼的太子，考虑下来没有再比你合适的人选。你过去能不忘李密，如今怎么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李勣擦着眼泪回话，把自己的手指咬出血来。不一会李勣喝得大醉，太宗把御服盖在他身上。他就是这样地被委任信用。李勣每次行军作战，用兵筹划，临敌应变，都能做得很确当。从贞观以来，李勣奉令付伐突厥颉利可汗和薛延陀、高句丽等，都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太宗曾说：“李靖、李勣二人，古代的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比得上啊！”
刘洎(一646)唐代大臣。男，汉族，字思道，祖籍邓州，荆州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南朝梁尚书右丞刘之遴的曾孙。生年不详，卒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十二月庚申（二十六）日（646年1月18日）。隋末，初仕萧铣为黄门侍郎，归唐后授南康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县)都督府长史。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升给事中，封清苑县男，调任治书侍御史，授尚书右丞，加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代黄门侍郎。他敢于谏诤。劝唐大宗宜少与臣下辩驳，对政事建议慎于取舍。史书记载：太宗欲闻己过，洎曰：“顷上书有不称旨，或面穷诘，无不羞汗，恐非所以进言路”。太宗征辽东时，令他兼太子中庶子（诏兼左庶子），辅佐皇太子李治监国，与褚遂良不相能。帝还，后被褚遂良诬陷而赐死。
郧国公张亮（－646），郑州荥阳人，唐朝大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出身寒贱，务农为业，“倜傥有大节，外敦厚而内怀诡诈”。原为李密部下，隶属李世绩，随其降唐。后被房玄龄推荐入天策府。太宗兄弟相争时，被派往洛阳招募私党，被告发下狱，拒不招供，因而有功。太宗即位后，封长平郡公，授怀州总管。贞观年间，因善于行政而颇得信任，又揭发侯君集谋反、随征高丽而立功。但其后因好巫术而逐渐名声败坏，贞观二十年被告谋反，受诛。张亮出身寒贱，务农为业，大业末年投靠瓦岗军，没有得到重用。后来瓦岗军中有人密谋作乱，张亮向李密告密，被任命为骠骑将军，隶属于黎阳徐世绩麾下。武德元年（618年），张亮跟随徐世绩降唐，被任命为郑州刺史。当时王世充已经夺取郑州，张亮逃亡共城山，之后检校定州别驾。武德四年（621年），刘黑闼作乱，李世勣奉命讨伐，命张亮守相州，刘黑闼势强，张亮弃城逃亡。后来由于房玄龄的推荐，秦王李世民召张亮入天策府，任其为车骑将军。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斗争白热化时，张亮受命去洛阳，密结山东豪杰以备政局之变。后由于齐王李元吉的告发，高祖派遣属吏拷问张亮，张亮没有泄密，不久被释放。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即位，是为太宗，张亮被任命为右卫将军，封长平郡公。贞观五年（631年），张亮累进御史大夫、转光禄卿、进封鄅国公、受益州食邑五百户，历任豳、夏、鄜三州都督。贞观七年（633年），张亮进封金紫光禄大夫，相州大都督长史。贞观十一年（637年），徙封郧国公。贞观十四年（640年），太宗召张亮入朝，任工部尚书。贞观十五年（641年），张亮被任命为太子詹事，出任洛州都督。
张亮为人有明察之能，又常常暗遣手下侦知治下善恶细隐，动若有神，抑豪强而恤贫弱，颇有政声。张亮在怀州新娶妻子李氏，淫悍又好巫蛊左道，干预政事，渐渐张亮的名声就被这妇人败怀掉。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黜，侯君集等人被杀，张亮由于以前检举过侯君集，迁为刑部尚书，参预朝政。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征讨高句丽，张亮频谏，太宗不纳，并拜其为平壤道（《旧唐书》作沧海道）行军大总管，管理军船事宜。率兵自莱州出发，越海至辽东半岛登陆，攻陷卑沙城（今辽宁大连）。 屯兵于建安城（今辽宁营口）下时，营垒未固，却遭敌军劫营，军中张皇失措。张亮本性怯懦，“无计策，但踞胡床，直视而无所言”，吓得不敢动弹。将士们误以为张亮临危不惧，在副将张金树带领下鸣鼓奋击，竟大破敌军。过后此事传到太宗那里，李世民也知张亮没有将师才能，并无责备于他。贞观二十年（646年），陕人常德玄告发张亮私养五百义子，与术士公孙常、程公颖等谋反。太宗命马周审问，张亮不服，将作少匠李道裕也认为张亮罪不当死。太宗曰：“亮有假子五百人，养此辈何为？正欲反耳！”，定为死罪，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到狱中与其诀别，然后将张亮斩于西市，籍没其家。
马周（601～648年2月7日），唐初大臣。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山东省茌平县茌平镇马庄）人。少孤贫，勤读博学，精《诗》、《书》，善《春秋》。后到长安，为中郎将常何家客，公元631年，代常何上疏20余事，深得太宗赏识，授监察御史，后累官至中书令。曾直谏太宗以隋为鉴，少兴谣赋，提倡节俭，反对实行世封制。在唐朝初年的政坛上，活跃着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于一个世代贫寒的农民家庭，他胸藏济世之才，却一直很不得志，他来到了长安准备大展才略，可囊中差涩，住在客店里，经常被店主冷落讥笑，后来，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让他得到了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从此青云直上，也有了用武之地，为唐朝初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人就是马周。
马周，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不过，他十分好学，通过不懈的努力，他通读了很多的史书，加上他的天资聪颖，在他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满腹经纶了。然而他生性豪放，也有些怪异，周围的人都瞧不起他。唐高祖武德初年，马周终于出仕，当上了邻郡的一名低级文职人员，可他认为这对他是大材小用，做的很不开心，整日里以饮酒为乐，不务正事。这一点很象三国时期的名士庞统，可庞统得到了诸葛亮的推荐，马周的狂放不羁却受到当时博州刺史达奚恕的责骂，说他不是做官的材料，马周一怒之下挂冠离职，周游山东一带。后来，他来到了国都长安，他知道唐太宗是个非常有雄才大略的明主，如果自己能得到皇帝的垂青，一定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可是马周来到离长安不远的新丰小城的时候，因为身上的钱不多，住在一家低档的旅店里，还经常拖欠店钱。店主对马周冷眼相待，经常出言不逊，马周也不介意，有一次，马周让店主拿来一斗八升的酒来，独自豪饮，一个人也不要菜佐酒，一次喝下了如此多的酒，把店里的人都惊呆了，店主也看出了他不象一般的人，也不再难为他了。不久，他来到了长安，面对举目无亲的他乡异地，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他通过一些途径投靠了当时的一位官职也不太高的中郎将常何（这个人非常重要，是太宗的亲信重臣，当年玄武门之变，镇守玄武门的即常何也），门下做了一个门客，好在常何为人比较正直，对马周也很照顾，马周就这样在长安安下身来。
苦心人，天不负，命运之神终于垂青了这位胸怀大志的青年人。公元631年（唐贞观五年），唐太宗李世民要求在朝官吏每人都要写一篇关于时政得失的文章，常何是个武将出身的，不会舞文弄墨，见皇帝要他写文章，不禁着急起来。马周得知了这个消息，便本着报恩的想法，主动提出替常何写这篇文章，常何很高兴，便让马周代自己写。过几天，常何把马周缮写的这篇关于时政的文章呈给了唐太宗观看，李世民看过后大吃一惊，他知道常何不善长文才，怎么也能写出这么透彻的文章来。他有些不相信这是常何写出来的，便问常何这倒底是不是他写的，常何为人诚实，没有冒功，便老老实实的对皇帝说：“臣没有这个本事，这是臣的门客马周代臣写的。”李世民一听常何门下居然有这么一个奇才，很高兴，并产生了立刻想见见这位人才的想法。他想到做到，命人到常何府中将马周叫来，可没想到马周架子还很大，被派去的侍从一个人回来了。唐太宗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再次派人去请马周，一直派出了四次使者，才把这位性格高傲的马周请到了皇宫。马周感觉事情已经做的差不多了，便高兴的来到了宫中，唐太宗见到了这位穿着普通却气质非凡的年轻人时，就感到这个人非同一般，便和颜悦色的和马周谈起了当时政治局势以及为政之道。马周侃侃而谈，从古至今的为政得失谈的非常细致，让李世民大为惊叹，直叹相见恨晚。立刻让马周到掌管机要的门下省任职，虽然官职很小，可是，以马周的真才实学及李世民对他的赏识，升迁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没过一年，马周就当上了权利很大的监察御史，对他十分信重。唐太宗为了表扬发现马周的常何，赐给常何三百匹锦帛。酷爱读史的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马周的那份时政奏折。他在《新唐书·马周传》上批注：“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批注中的“贾生”即指西汉的贾谊，他所作的《治安策》被毛泽东评价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认为马周之奏折，是继贾谊《治安策》后历朝历代的“第一奇文”。能得到毛泽东的如此评价，足见马周论时政奏折的非同凡响。我们不妨看看这“第一奇文”究竟奇在哪里？
马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十分感激唐太宗的信任。他觉得自己得到的不仅是高官厚禄，更得到了一个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他尽其所学为唐朝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公元633年，马周上书皇帝，对李世民为太上皇李渊大建宫室的做法提出了比较宛转的批评。在这篇奏折中，马周写道：“微臣每读经史，见前贤忠孝之事，臣虽小人，窃希大道，未尝不废卷长想，思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马之养，已无所施，顾来事可为者，唯忠义而已。”他从自己的经历开始说起，说李世民的想法是对的，对待父母就应该尽孝道。马周认为唐朝初建，百业待兴,老百姓还很不富裕，应该以发展国力为先，等到以后国力有余了，再修建宫室尽孝道也不为晚。马周在这篇奏折中以非常平和的口气对李世民的这种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结果也很奏效。李世民看到后觉得马周说的很对，不但没有生气，除了停止了修建宫室之外，还加封了马周的官职，让他更多参与朝政，马周更有了伸展抱负的空间。
公元638年(唐贞观十一年)，马周又上书皇帝，从以前的朝代兴亡开始议论，并重点谈了隋朝灭亡的原因。他说唐朝建立前的那几个朝代之所以存在的时间很短，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为什么这些朝代会存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灭亡了？最主要的原因这些时代的君主不懂得爱护百姓，一味的挥霍奢侈，对老百姓横加剥削，一是耗费了大量财力，二是失去了民心，三是统治者昏庸无能，不会用贤良的人才，最终灭亡。他还重点谈了隋朝灭亡的原因，他认为隋朝在文帝杨坚时的基础很雄厚，本来是可以长治久安的。可是炀帝杨广当皇帝以后，开始腐化堕落起来，剥削百姓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最终失去了天下人的心，被人杀死在扬州。马周劝李世民要以隋亡为鉴，时时刻刻要记得隋亡的教训，不能因为天下刚刚平定下来就走隋炀帝的道路，只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巩固唐朝的统治，才能使唐朝由乱到治。李世民通过这篇奏折，更看到了马周出色的治国才能，更加重用起马周来。
马周为了长安能够维持更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他在长安城中的主干道上设立了许多警鼓，如遇上特殊情况，就命人击鼓为信，好及时的维护社会治安。公元639年（贞观十二年），马周迁为中书舍人。唐太宗曾经对左右的人说：我一天见不到马周就想他。可见马周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当时的宰相岑文本也说马周的才能可比汉朝的张良和终军，对马周的才能也是深为敬佩。到了公元645年（贞观十八年），马周当上了宰相（中书令），他同时还兼任皇太子李治的老师，对李治淳淳教导，教李治如何治政，对李治当皇帝以后治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太宗为了表彰马周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亲自为马周题辞：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对马周所做的一切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在这名臣云集，大贤辈出的唐朝初年也是不多见的。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二年），马周因为一直为国事操劳，在长期的工作中积劳成疾，最后一病不起。唐太宗见到马周病倒了，便派当时医术最好的名医给马周看病。并且唐太宗还亲自为马周熬药，还命皇太子李治以弟子礼来看望马周，希望他能早日康复。马周也想继续为大唐的发展壮大再多做几年，可惜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终于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这一年只有四十八岁。他在临死之前，命家人把他这十几年给皇帝上的奏折统统烧掉，并说：春秋战国时的管仲和晏子经常数落国君的错误而出名，我不想做这样的人。马周死后，唐太宗为他举行了规格很高的国葬，并特别把马周的遗体陪葬在自己的皇陵。
马周虽然壮年逝世，但他毕竟也实现了人生的目标--佐明君治盛世，唐朝初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都有马周的一份功劳，马周是唐朝初年一位很出色，很有成就的政治家。
马周的谏言：其一，劝谏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他从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切入，告诫唐太宗应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如此才能让天下人对当政者“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马周历陈尧、禹及西汉文景二帝节俭之事例，抨击当时朝中滋长的奢靡风气。其二，劝谏唐太宗以“百姓苦乐”为国之兴衰的权衡标准。马周指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他说隋朝虽然积蓄大量的仓米、布帛、金银，但这些最终却成为帮助造反者的财物。而今老百姓本无多少积蓄，我们还在强敛暴征，百姓颇有怨言，认为是朝廷不忧民怜民。进而提出“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的观点。其三，劝谏唐太宗高度重视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认为诸王与功臣的分封应该得当，不可“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他尤其强调重视郡县官吏的选拔任用，提出“天下者，以人为本”，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安排贤良的官吏赴任，才可能真正造福一方。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馀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於人心。岂无僻王，赖前然哲以免尔！自魏、晋已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馀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於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至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夏禹恶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复可行於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工，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於理，其弊犹乱。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
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於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帝大业之初，又笑周、齐之失国。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者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讟。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馀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以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唯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馀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已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傥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因之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太宗曰：“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这里还有一个四请马周的故事，历史上有刘备三顾茅庐、恭请诸葛亮出山辅佐汉室的故事，留下流传千秋的纳贤佳话。其实，盛世明君唐太宗也有一段四请马周的故事。太宗不仅在草创基业、马上定天下时注重求贤，而且在登基称帝后，更是思得忠良以匡辅国政。他"三请马周"破格用才的故事，显示出他思贤若渴的明君本色。贞观三年，天下大旱，严重的灾情已危及国计民生。唐太宗忧心如焚，多次率百官求雨并极为虔诚的谴责自己。太宗求天不应，便召集群臣商量对策。他宣布，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要指出朝廷政令的得失，并提出几条具体的意见。这可难坏了武将常何，他回到府中，愁眉不展。正好家中一位名叫马周的落魄朋友，漫游到长安，借住在他的府中。得知了常何的为难之事，马周不假思索，伏在案上，洋洋洒洒的向朝廷提了二十多条建议，文辞非常优美。
次日早朝，常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奏疏呈现给太宗。太宗一看，这些建议有根有据，切中时弊，确属可行，但武夫常何决非有这神来之笔，便问他是何人所写。常何告诉太宗为马周所写。太宗又问马周是何样之人，常何便向太宗介绍说：“马周是清河茌平（今山东茌平）人，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尤其精通先秦诸子的典籍。由于自负才学出众，清高而孤傲，郁郁不得志。他在博州一所学校教书，常受地方官的训斥，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离家远游。他穷困潦倒，经常受人欺凌，历尽艰辛来到长安，住在臣家，乃当今一大奇士也。”致酒行-----李贺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牋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鸣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