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棉大衣【原创】
据上辈人回忆，我的祖辈们原居住在黄河中游沃野。民国17年，黄河滩发生蝗患，庄稼绝收，民不果腹。我的爷爷拖家带口、逃荒要饭来到陇东定居，向当地人学习种植，从黄土里“刨食”生存了下来。
我父亲小的时候在富人家里打工，富人的孩子读书时，主人给他一个旁听的机会，学了一些文化，还练得一手好算盘。解放后，农业合作化推行，父亲有幸被安排在村里做仓库保管员。从旧社会过来的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始终勤勤恳恳为集体、为村民服务。
众所周知，黄土高坡地带因为地理环境特殊，严重缺水。过去地里只能种小麦、苞米、小米、土豆、黄豆等旱作物，一年四季，庄稼靠天收成，人民靠天吃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里是重灾区之一。
1961年的冬春之际，大地青黄不接，各家各户，饥寒交迫。川里、坡上的树皮、菜根、播种的冬小麦种子都被饥饿的人们扒光、刨光吃完，手里就是有些钱，都很难买到东西吃，时有饿死的人被仍到村旁沟沟里。
我家也一样，粮缸底子早已见天，家徒四壁。我们弟兄五个被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都有气无力了。母亲浮肿的眼泡里泪水已经流干……
一天夜里，父亲眼睛呆呆地盯着家里唯一值钱的家产，一件棉大衣。这件棉大衣，黑色棉布料子，先生着装款式，做工讲究，准确地说，是一件棉长衫。是爷爷早年为我这个有些文化的父亲置办的应付场面的行头。父亲每每穿上它，总会有一种自信感、自豪感。这个时候，全家人只好共用这件棉大衣保暖，白天，谁出门谁穿上它，晚上，放在窑洞的土炕上，作为大家的棉被。
天刚蒙蒙亮，父亲早早地下了炕，从水缸里舀了满满一老碗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肚，然后放下碗，用手背擦了擦胡茬上的水珠子，回身走到炕前，将那件大衣卷了卷，夹在腋下，出了窑洞……
第二天天黑后，等父亲重新回到窑洞的时候，他手中攥着一个小布袋，母亲和我们弟兄几个眼睛都盯着他手上这个小布袋。父亲顺手拿过来簸箕，将袋子里的东西“哗啦啦”地倒了出来，我们围上去看，原来父亲从袋子里倒出来的竟然是黄豆，这些黄豆大概有十多斤，大家的眼睛就像古懂商见到了珍珠玛瑙一样，直勾勾地盯着这金灿灿的豆子，口水直往肚子里咽，四弟伸手去抓了一把，刚要往嘴里塞，父亲迅速掰开他的手，将豆子抖落在簸箕里，对我母亲说：“点火烧锅去。”
烟雾里，父亲将那豆子的大部分又装进布袋，剩下的倒进母亲烧热的锅里炒，黄豆遇到热锅“噼噼啪啪”地炸响，窑洞里顿时飘起了诱人的豆香味，让我们早已饥饿难耐的肚子顿时有饱的感觉。
父亲将炒熟了的黄豆从锅里盛出放在簸箕里，等滚烫的熟豆冷了冷，一边将其一颗一颗喂进旋转的磨眼，一边又吩咐母亲烧开水。然后，将磨出的黄豆粉用指头捏了一些洒进开水锅里……
那个夜，我们一家七口人坐在炕上，终于喝到了那个冬春季节第一顿黄豆汤，一时间，父母、兄弟们的情绪活跃，打着饱嗝躺下进入了梦乡。
就这样，全家人用父亲拿棉大衣换回来的黄豆磨粉，烧汤煮野菜干、草根充饥，熬过了
人生中最最饥饿的那一季。后来我们得知，父亲拿着棉大衣出门的那天，忍着饥饿，先是在乡里找人家换粮食，没有换到，后来又到县城换粮食，还是没有换到，再后来，是到邻县一个亲戚的好朋友家里，才换得那点儿黄豆回来的。
我的家乡马家村，在陕甘宁地区也算得上是个大村，在我父亲做村仓库保管员的时候，村里大概有300户人家、2000口左右的村民。据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村粮库里还是有一些种粮的，父亲手里的权力就挨着粮食。小时候，我们常常说父亲痴，曾埋怨过父亲：“全家人都快饿死了，就不会拿点粮食回来救救急吗？”父亲却对我们说：“那可是全村人的命根子呐，动不得！”
一件棉大衣，保住了全家人的命，然而，父亲却因为积劳成疾，早早地离开了我们，去世时年仅39岁。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然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让我们一辈子也享用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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