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 2010-08-17 15:42:03
近来由于陈文茜和韩寒之争，引发了对80、90后青年为何看起来比前辈们更加“体制淡漠”的思考。有意见认为，他们所见到的中国多数 80后大学生以及90后的青年们，由于反体制精神不如前辈学人，甚至还要依赖前辈们来替他们反对那些影响其前途的公共政策。但是，这类解析其实有曲解80、90后两代青年之嫌，而且也忽略了为何看不到有反体制精神的“大学生主体”在当前涌现的深层制度和代际传承原因。
对上述问题的讨论，首先要分离一个不是最关键因素的普遍规律。即在一个社会中，掌握最多话语权、较易找到替自己和别的群体发言机会的群体，并不是青年群体，尤其是在中国、日本这样的社会中。如果说现在官商学和传媒界，充斥着各种50、60后的精英们对涉及80、90后青年利益的公共政策的讨论和批驳，这并不需要惊讶。50、60后的精英在当前的年纪，作为话语权掌握者，应该说是在尽自己作为时下社会中流砥柱的本分，中国社会也只是“正常”格式化了的华语或者亚洲社会。
对于中国80、90后的所谓“体制”冷漠的特点，需要深入发掘的，在于另外两个方面：首先，是什么样的社会改革历史，让近来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的反体制精神，和50、60甚至70后的大学生群体不再相似？其次，作为80、90后两代人父母的50、60两代人，他们在从青年走向中年、养育80和90后的两代人时，社会出现了什么样的价值沉沦，才会养育出所谓的“漠不关心”的80、90后青年？
首先，我们并不需讨论50、60后读大学时，由于对文革的特定反思，使那时的体制对思想和行动的宽容度，和80后读大学时有多么不同。为了面向未来的“建设”性，我们更需要从80后大学生的群体现象，研究反思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教育收费市场化改革、政府甩开教育公共品义务，使大学生群体的社会阶层来源和不同阶层学生占比发生的变化，对大学生群体特征的影响。
当80后、尤其是85后读大学时，与过去的50、60、70前半期出生的学生读大学时相比，大学生群体中来自城市和农村的低收入人口和相对下层群体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少。从中学就开始的付费教育、城乡教育资源越拉越大的差距，以及对低收入群体而言的不菲大学学费和生活费，让50、60后那些学生享有的相对平等竞争、免费教育的福利机会，对80后、90后的下层青年而言已遥不可及。2000年之后的大学生扩招，在收费制教育体制中，也基本是继续在能够适应收费制的阶层人口里，扩大大学生比例。
教育市场化改革没有解决大学行政化的问题，但是收费市场化的成功推行，给大学生群体的出身来源和社会阶层构成带来的改变，可以说对今天的80后大学生和未来的90后大学生的群体特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反体制、“反不当政策”的精神，和青年群体是天然相连的。但是那些受到既有体制下的不当教育政策排挤的80、90后，更多的已经不在大学生中间。今天在一些地方的工厂，青年工人们主导的焕然一新的维薪行动，多少可以看做是在原本属于大学生群体的反体制精神中，“被动流失”的部分。
此外，不仅在读书阶段，在就业阶段，对于80后、尤其是85后大学生以及未来的90后，社会阶层和出身的影响，也远远大于50、60后甚至70后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市场。这一因素，恐怕和“教育收费市场化”一样，将严重影响青年人的教育选择，继续把未来大学生群体中的既有体制受益阶层人口的比例放大。最近的大学生报考中，已经出现社会中下层青年因为权衡未来的就业机会和读大学的经济成本，而放弃高考报名的现象。而那些成为蚁族、或者将成为蚁族的80、90后贫困大学生们，疲于奔命后能够生存，已经是对父母供养的最大回报。
如果不能够从大学生群体阶层构成变化来寻找对策，到90后青年成为大学生主体时，更多来自于既有体制受益阶层的青年比例，恐怕只会更多，其所带来的大学生的群体问题，恐怕将更加难调。
其次还应该被追问的，是80、90后大学生的50、60后父母群体。他们在养育子女时，经历了什么样的社会变迁和价值沉沦，导致被他们送进大学的子女们，竟然有那么高的比例沉溺于消费攀比。实事求是的讲，如果没有50、60后两代人成为精英后的“群体价值沉沦”，就不会有今天对80、90后两代青年群体特征的种种争议。也许，对于仍能够掌握现今体制方向的50、60后两代人而言，更需要加速“集体振作”，启动“重塑社会价值”或者“国民精神”的代际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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