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日报致高校教师的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两次引用同一句教育名言。
第一次是在概括出“大学课堂上的中国”三类问题，告诉高校教师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国时：“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有光明的未来。文学家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伟大的生活原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老师传授给学生的，不只是知识，更有情绪、情感和情怀。学生们都是‘向日葵族’，习惯朝着老师转。站在讲台上是一个心态光明的老师，教出的就是一群积极光明的学生。社会上都是光明的建设者，这个国家必定有光明的未来。”
第二次是在建议高校教师在大学课堂上如何讲中国，劝告高校教师不要在“最不该反映的地方”反映自己的“牢骚和消极”，而要“在课堂上讲好我们的中国”之后，以之作为文章的倒数第二段：“教育是民族最伟大的生活原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
显而易见，辽宁日报引用这句教育名言作为论据，是想证明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有光明的未来”，而不应该“这么灰暗”，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应该“讲好我们的中国”，而不应该反映自己的“牢骚和消极”。也就是说，大学课堂和高校教师的教学内容应该是正面的、积极的和“抛光”的，这就是“把善的数量增加”，而不应该是负面的、消极的和“抹黑”的，这就是“把恶的数量减少”。
然而，这种理解是对这句教育名言的误解或者曲解。
这句名言说的，是教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作用——能够把社会里恶的数量减少，善的数量增加，而不是学校和教师的教学内容——应该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事实上，学校和教师在教学内容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未必就能把社会里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也未必就能把社会里善的数量增加。也许恰恰相反，学校和教师在教学内容里把恶的数量减少，反倒可能把社会里恶的数量增加，把善的数量增加，反倒可能把社会里善的数量减少。比如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们学校和教师的教学内容，是多么的正面、积极和“抛光”，把善的数量增加到了极致，然而我们社会里善的数量却大为减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校和教师的教学内容里的善，是一种伪善。
这句教育名言的作者，辽宁日报说是位文学家。是哪位文学家呢？辽宁日报没有说，大约也拿不准，或者不愿意说。笔者也无从查找，上网看看，大都说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也有个别说是古代罗马作家大普林尼的。据360百科，大普林尼的著述主要是关于军事、历史和语言学方面的，而传世的只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博物志》。这样看来，这句教育名言的作者大约就是巴尔扎克了。
果真如此，就更足以说明，这句名言说的是教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学校和教师的教学内容。因为，作为一位着力于暴露社会黑暗、批判现实罪恶的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巴尔扎克大约是不会希望学校和教师在教学内容里增加所谓正面的、积极的和“抛光”的“善”的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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