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郭老师讲《水浒传》的第三重寓意：“忠义之烈”。宋江义军的这种“忠义之烈”，隐寓着中国古代社会中现实与观念、政治与道德的严重分裂。“魔君三部曲”的终结篇，提出了很深沉的困惑：梁山好汉究竟是善还是恶？平民百姓善良朴素的社会政治理想为什么偏偏难以得到实现？
“魔君三部曲”之“忠义之烈”
文/郭英德
造反与效忠原本是根本对立的两码事，怎么才能够把它们统一起来呢？《水浒传》小说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那就是接受招安。宋江义军接受招安的最终结果，是在现实中遭受政治性的毁灭，而在历史中得到道德性的褒扬。宋江义军的这种“忠义之烈”，隐寓着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现实与观念、政治与道德的严重分裂。
正是因为社会黑暗，奸臣当道，这才使得忠义之士被逼无奈，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地采取先造反而后受招安的方式，以达到“为国尽忠”的目的，完成“替天行道”的使命。因此，接受招安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梁山义军的最终目标，先是为宋江所制定，后来又逐渐被大多数好汉所认可。小说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英雄排座次”时写的《满江红》词说得很明白：“……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后来燕青到东京，又向徽宗进言：“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第八十一回）
就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旗号下，经过几番周折，排除了朝廷之中和梁山内部的重重阻力，宋江带领众兄弟惩恶除暴，救困扶危，创造条件，终于接受招安，替皇帝北征南讨，遏止觊觎国鼎的辽军，扫除不“替天行道”的方腊。
在历史上，招安和接受招安，是统治者和反叛者之间经常玩弄的一场“猫鼠”游戏。庄季裕《鸡肋编》卷中记载的宋代民谣就说：“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是受招”，“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元代末年浙江的张士诚，也是在造反后接受朝廷封赏，然后再次反叛，再次接受封赏，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招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妥协方式，当统治者和反叛者两方面的力量都有所不及的时候，便采用这种政治妥协方式，取得暂时的政治稳定。
但是《水浒传》小说与历史不同的是，它特地描写的是一批“专图报国”的忠义之人一心一意盼望招安，这种思想取向跟现实社会中反叛者的思想取向是不完全相符合的。当宋江功成名就之后，蔡京、童贯等奸臣设计陷害他，让他喝下了毒酒。但这时候宋江首先想的是什么呢？不是报仇，不是后悔，而是怕李逵得知此事，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所以他连夜派人把李逵招来，哄他也喝下毒酒。宋江和李逵告别时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就是强调宋江坚持道德立场，最终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因为宋江知道，他的死能给他带来更大的荣耀，能延续更长久的历史生命和道德生命。
于是我们看到，在整体上《水浒传》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正不胜邪的故事。忠臣义士改邪归正以后，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是忠诚义士都惨死了，而奸臣却活得好好的，安享富贵荣华：“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第一百回）世道就是这么不公平。
尽管如此，文人还要张扬政治道德，他们觉着这是值得的，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才能代表更高的人生理念。明代李贽称赞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宋江等人的死作高度赞扬，李贽所肯定的不是宋江们的造反行为，而是他们最后以生命殉传统道德的行为。
因此，尽管接受招安的最后结果是一场悲剧，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宋江等人被朝廷杀害了，但是《水浒传》小说仍然把宋江等人当作悲剧英雄来歌颂，丝毫没有怀疑他们的行为动机的正当性。在小说结尾，以宋江为代表的“魔君”虽然大都惨死，终究还是以“忠义”之心感动了天帝，“符牒敕命”，封为神灵，皈依为善了。从这点来看，《水浒传》小说所描写的并不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而是徘徊于造反与投降之间、带有妥协性的政治反叛行为，这多多少少染上了士阶层的思想色彩。
《水浒传》小说给这种妥协性加上“忠孝”、“忠义”的观念，固然掩盖了平民百姓造反和士阶层卷入造反的真实原因，但客观上恰恰体现出古代社会的平民百姓和士阶层共同具有的一种政治观念：他们对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本身仍然抱着肯定的态度，即使被逼无奈，揭竿而起，他们也从来不肯承认自己是反叛，是盗贼，而是尽可能地借助传统的观念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合理性的解释。而且，这种造反的义举一旦形成故事，写成小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就更得符合社会上普遍承认的传统观念，只能歌颂忠臣，不能歌颂盗贼。试想，如果《水浒传》写的是一个“真实的”绿林好汉杀人放火的故事，这部小说能在明清时期广泛流行，让各个阶层的读者都爱不释手吗？
《水浒传》小说这样的描写，引发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文化思考，这就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与道德的严重分裂。梁山好汉究竟是善还是恶？如果是善，怎么会扰乱“大宋天下”？如果是恶，怎么会成为“宋朝忠良”？
《水浒传》小说描写了从“散”（梁山好汉散处各地）到“聚”（“众虎同心归水泊”）再到“散”（梁山好汉死伤殆尽）这一梁山起义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历史过程。以这种历史过程来结构小说，实际上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极为棘手的“智力”难题：在历史上，平民百姓善良朴素的社会政治理想为什么偏偏难以得到实现？于是，小说在赞叹宋江“忠义之烈”的同时，却给人们带来了更为深沉的困惑。
对《水浒传》三重寓意的不同解读，引发出对小说主题及意义的不同阐释。可以说，所有这些阐释，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共同构成《水浒传》小说丰富的文化内涵。
郭英德，1954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当代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在古代戏曲小说研究、散文史研究、古典文献学、古代学术史诸方面都有卓越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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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琰，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章黄国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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