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80年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变化了的世界经济》中预言：
经济的内在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第一，知识和资本正在加速取代体力劳动者；第二，工业生产从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转向一开始就是知识密集型，譬如在半导体芯片和药品制造中，劳动力的成本分别只占到12%和少于10%；第三，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正在取代以物质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这就要求一国的国民普遍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时间快进到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真正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需要通过促进创新、提升知识门槛主导业务增长，其竞争和增长的来源来自于颠覆性创新和无形资产，而不是搞资本运作。其中规模、速度和成熟的技术生态系统变得越来越重要。全球典型的创新型企业在创新与知识两个维度上的分布↑
这里我们引入一个概念——超级企业家 Superentrepreneurs超级企业家是指那些通过创建新公司或将小企业发展为大企业而积累了数十亿美元财富的个人，全球大约有2500名。本文数据大多来自forbes的10亿富翁名单↑
通过追踪这些超级企业家，我们可以从总体上大致了解哪些国家更/地区有利于企业家精神，他们做对了什么？有哪些地区落后了？我们能学到什么。
超级企业家最多的前10名国家中，一半位于欧洲，但欧洲整体表现不佳
欧洲有点矛盾：一方面，在人均超级企业家最多的前10名国家中，欧洲占据5个席位，但从整体区域的角度来说，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
瑞士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经济体，人均研发投入及产出都非常高，从1901年来，瑞士是诺贝尔得奖者人均数量最多的国家；加上其政府在各方面的监管自由，总体上商业友好，其结果就是瑞士在每百万成年人拥有超过四个超级企业家，仅次于亚洲的新加坡，位居世界第二。塞浦路斯与爱尔兰拥有优惠的税收制度，排名第三与第七。瑞典是欧洲研发投资领先的国家，故其高端企业家的集中度排名第六。老牌强国英国仍然保持着相当的竞争力。但放眼整个欧洲，每百万成年人中只有 0.8 名超级企业家——这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的集中度也高于欧洲。为什么会这样？首先，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一直处于技术和创造财富的最前沿，欧洲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互联网革命兴起后，欧洲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老钱的“资本投资”，而不是通过建立新公司创造新财富。的确，瑞典、瑞士、英国等少数国家仍然处于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但整个欧洲的感觉暮气沉沉。更大的危机在于——欧洲在以互联网和软件为中心的第一波技术浪潮中没有占据有利位置，而且在影响未来的10种横向技术种，欧洲仅仅在2个领域有领先优势。欧洲在下一代材料的生产与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上优势明显，除此之外，境遇很一般↑
比如，在量子计算领域，前十大科技公司中有 50% 在美国，40% 在中国，而欧盟则没有。在5G领域中，中国获得了近 60% 的外部资金，美国占 27%，欧洲只占 11%。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在 2015-20 年获得了 40% 的全球资金，亚洲（包括中国）占 32%，而欧洲占 12%。在生物技术方面，欧洲的确拥有强大的科学基础和强大的人才库，但投入还是太低，甚至不到美国的零头：2018-20 年，美国花费了 2600 亿美元，欧洲只花费了 420 亿美元。在传统优势产业——汽车产业方面，欧洲也没有在自动驾驶与新能源等技术取得明显优势。在新能源技术领域，欧洲更起了个大早，但赶了个晚集——最早制定减碳的是欧洲，而且欧洲企业拥有的清洁技术专利甚至比美国还要多 38%，是中国的两倍多。然而，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的清洁技术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市场份额通常超过 50%，而美国在大多数突破性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这个打群架的时代，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力是落后的。欧洲的矛盾，也从侧面也说明，大规模的生产系统、统一的大消费市场对整个区域创造新财富的重要性。
超级企业家女性占比较低，但中国表现优异
在世界所有地区，大多数超级企业家都是男性，平均每20 位超级企业家中只有一位是女性，比例只有5%不到。但在中国的超级企业家中，有高达8%的女性比例。相对应的，在美国这一比例为 4%，欧洲则低于 3%。而从人均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女性超级企业家的密度是欧洲的三倍有余！一直强调性别平等的欧洲在这方面远远落后，部分原因是女性占主导的优势领域，诸如教育、健康和老年护理在欧洲限制颇多，而且一直是公共部门寡头垄断的行业。而中国等经济体在健康、教育领域的创业更加开放。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平克（Daniel H. Pink）提到：“我们正从一个讲求逻辑、循序性与计算器效能的信息时代，转化为一个重视创新、同理心，与整合力的感性时代。”感性时代的到来，让偏感性思维的女性的优势更加凸显。阿里巴巴在上市时，女性员工占52%，而且，35%的管理层是女性，23%的高层管理者是女性。马云直言，阿里成功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就在于“公司有大量的女性”！一般来说，女性更在意公平，合作，平衡，共赢。这些特质为以竞争为主的传统商业社会带来了新的视角与机会。
培育超级企业家的土壤
超级企业家不仅仅带来经济繁荣与大量就业机会，更将在社会中鼓励了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他们的言辞与行为也引领着社会的价值观。全球数据显示：人均超级企业家与失业率水平之间存在明显负相关联系。每百万成年人中增加一名超级企业家，社会失业率将降低 0.88 %。而对于受过中等教育的广大中产阶级来说，这种影响最为强烈，对他们来说，每百万成年人中增加一个超级企业家，失业率将降低 1.1 %。那，一个社会怎么能培育出更多的超级企业家呢？说这个问题，还得从身高说起——
我们知道，身高遵循正态分布：印度有 6.5 亿成年男性，而挪威只有250 万，现在已知：印度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是165 厘米，挪威则是 180 厘米。那请问，身高 1 米 95 以上的成年男子，是印度人多还是挪威人多呢？答案是，挪威。而且身高 1 米 95 以上的挪威人是印度的100倍。所以如果我们假设，社会中的财富为近似正态分布(严格来说，应该是对数正态分布）从上图可以看出，3个标准差之外的数量只占人口总数的0.1%，而越往极端走，人数下降的速度就越快，总数也即越少。要想在一定人口规模的情况下提高超级企业家的数量，真正有效办法是：提高均值。提高社会整体的创新创业环境。要做到提升整体环境，首先是政策因素，这些与企业家数量呈强相关：产权保护机制、营商环境、税率。另外，教育水平、文化、资本、研发也非常关键。关于如何打造创业城市这一部分，我们明天继续聊。希望你/你的身边(将来)有超级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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