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诗云》，讲述了一个外星超级智慧生命体试图用“大数据”征服中国古典诗词的故事。为了写出超越李白的诗篇，拥有神迹般的强大技术的外星生物悍然采用了一种极端而蛮横的方式：把所有诗歌都写出来，也即把所有汉字一网打尽，按照古诗的格式进行排列组合，这样就穷尽了过去未来的一切诗歌——那些超越李白的诗自然也包括在内。然而，这场“终极吟诗”完成后，当事人却发出了沮丧的喟叹：诗人的心灵感受是如此独特，即便掌握了穷其所有的“大数据”，也无法将那些超越李白的诗篇从中挑选出来。小说想要表达的是，技术是反诗意的，对于依赖个体心灵和内在情感的诗歌来说，技术永远无法触及诗歌的本质。
日前，《清华附小6年级学生用大数据分析苏轼写了论文》的报道引发众人关注。可想而知，“清华附小”、“小学生”、“大数据”等要素的组合，足以引发人们的好奇和艳羡，给人一种“赢在起跑线”的感觉，获得广泛关注也就不足为奇。师生家长的全情投入，十分令人感佩，毕竟，认认真真地做一件事情，无论如何都值得提倡。然而，这件事促使我们思考两个问题：第一，用大数据研究古典诗词，这一方法本身有何意义？换言之，诗词是不是“数据”？第二，让小学生使用大数据分析诗词，这一行为是否合适？换言之，小学生应该接受怎样的诗词教育？
先看第一个问题，古典诗词与大数据能否相得益彰，要从二者各自的特质说起。无论从创作还是从赏析的角度，诗词都是一项主观性很强的艺术，正所谓各言其志，诗词中大多寄托着作者的情感体悟，而诗作的水准则由诗人的才性神思所决定。诗词中的意象和兴味往往只可意会，需要在读者和作者之间达成某种精神上的默契。
对诗词的欣赏研究，不能一味寻章摘句，因为一首诗首先是一个整体，必须营造出自洽而完整的意境。然而，大数据分析是一项纯客观的方法，处理的是客观的数据和材料。如果对苏轼全部诗词进行分词研究，再从中分析出高频词，此时苏轼的诗词是以“数据”形式呈现的，仅仅是一个个语词的序列，而非气脉浑成、寄托深远的整体——这不啻为对诗词的解构。正如刘慈欣《诗云》里举的例子，唯有从整体来看，一个美女才是美女；用一把利刃将其切开，取出每个脏器、剔出每块骨头，把肌肉和脂肪分门别类，再把血管和神经拣成两束，还能是美女吗？用大数据来处理古诗词，无异于对一个美女进行肢解，与诗词的审美相违。
对诗词的欣赏研究，也不能一味搜罗求全，传统集部之学的要义在于“选”，是一门“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学问。这就要求我们浸润式地细读、辨别与体味。不可否认，大数据在检索、统计、定位方面的高效便捷对研究工作确有帮助，但再先进的技术手段也不能代替对作品本身的体察涵泳，正如捷径无法代替苦功。对苏轼诗词中高频词的搜索定位，只能得出某些外在印象，无法细腻深刻地触及作品的内涵和义旨。通过对“归来”一词的统计，的确能够指向苏轼被贬这一事实，但只有通过揣摩“嗟予潦倒无归日，令汝蹉跎已半生”（《侄安节远来夜坐》）这样的诗句，我们才能深入体会苏轼彼时的心境和况味；同样，通过大数据固然不难得出苏轼的兄弟情深，然而当我们吟咏“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狱中寄子由》）这样的句子时，对苏轼笔下的手足之情的感受，难道不会来得更真切、更直观吗？
由此也引出第二个问题，小学生使用大数据会不会为时尚早？小学生应该接受怎样的诗词教育？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有延绵不绝的“诗教”传统，“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古典诗词的关键功能在于涵养人的性情。“诗可以兴”，儒家以“兴于诗”作为成人教育的开端。正如钱穆所说，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作家的全部人格，它对读者的劝诫安慰如朋友兄弟般亲切。伟大的诗人修辞立其诚，吐露真性情，读者阅读其诗，非但会为其真情感动，也很容易为其人格及人生境界感动，而心向往之。小学生使用大数据固然有助于培养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但这与诗词的教育旨趣相异。拿苏轼诗词来说，让孩子们将其看作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从具体作品中感受苏轼的悲欢离合、开朗豁达与家国情怀，并进一步培养起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感知力和理解力，不是比作为大数据视野下的客观对象而得出粗浅认知，要更有意义吗？
小说《诗云》的结尾，不可一世的外星生物和细腻敏感的地球诗人最终达成了和解：诗人表达了对伟大的技术文明的由衷赞叹，天外来客则承认了技术与艺术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本文并非持一种简单的“反技术论”，只是想强调技术方法与古典诗词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之间存在根本差异——用大数据研究诗词，并非全然一无是处，但总归显得舍本逐末、买椟还珠。《庄子·天地》篇中激烈地拒斥技术，认为技术的滥用会导致心灵的遮蔽。那么小学生使用大数据，究竟是“赢在起跑线”还是技术的“滥用”？这个问题姑置不论，重要的是，孩子们的蓬勃诗心不要就此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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