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的文学经典中埋伏着怎样的“草蛇灰线”？《包法利夫人》《地下室手记》《悲剧的诞生》……19 世纪的伟大心灵中有着对21 世纪的我们最深刻的关照。童明教授在《现代性赋格》中，以复调视角重读欧洲文学经典，寻找艺术光华下更加丰富的张力与启示。

1874版《浮士德》彼得·冯·柯内留斯插图

文 | 童明

一

……

这本书以赋格比喻现代性的复调（多声部），已是对现代性做元理论（metatheory, 即思考各种理论的理论）的探讨。元理论要求有更宽阔的历史观，不妨重温历史中几个复调的故事。

比如，康德和福柯的故事。康德对政治学的贡献众所周知。他提倡的“永久和平”，后来成为国联和联合国的基础。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个批判论及理性、道德和艺术。康德拒绝分析性理性，反对休姆的怀疑主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先验和经验的综合形成理性判断，以此为启蒙理性提供合理性和绝对性，成为启蒙理性的手册。而康德在写《判断力批判》（第三个批判）时，又意识到美学判断不仅包括理性，还包括理性之外的人性各种功能（faculties）,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康德的第三个批判默默抵触着康德的理性论述。康德的一致性，是他倾心于先验和超验，其哲学归结于神学，他心目中的理性人，实为浸没在神光之中的人。康德既是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又充当了浪漫主义的哲学家，而浪漫主义的中兴，缘于对启蒙理性的反叛和质疑。英国浪漫诗人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美国超验思想家爱默生，在完成各自的浪漫诗学时都得益于康德。如此看，康德的矛盾与复杂也是他的复调。

1784年11月，德国一家杂志《柏林月刊》（Berilinische Monatschrift）发出一份问卷，问“Was istAufkl rung？”（什么是启蒙？）今天的杂志问卷无非是对不同观点摸底，而19世纪这份问卷在认真寻找答案。康德的身份很适合作答，文章的题目就是“Was ist Aufklrung? ”。

问什么是启蒙，等于问什么是现代性。康德本可借此重述他的理性论述，却另辟蹊径，所答有些出人意料。康德说：启蒙意味着人类必须摆脱“不成熟的状态”（immaturity）；所谓“不成熟” 就是“自己造成的被监护状态”（self-incurred tutelage）。“被监护的状态”本是儿童的状态，成人“被监护”是“自己造成的”，因为不能或不愿自主，任由别人“监护”控制，说白了这是“奴性”。怎样摆脱这种状态？康德提出，理性之使用有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一是“理性的私用”（the private use of reason），即每个人，无论是士兵、公务员、教师或其他，应遵守公德，言行与其社会角色相符；二是“理性的公用”（the public use of reason）, 即每个人对公共利益负有责任，要像学者那样公开、自由地表达深思熟虑的观点。这两种理性的使用也可分别译为：“自省的理性”和“公共的理性”。为保障理性公开、自由、普遍的使用，一个社会必须充分保障言论和思想自由，方能使人类摆脱“自己造成的被监护状态” 而走向成熟。

康德对启蒙的这个定义，是思想史上一个很亮的亮点，逐渐赢得现代文明国家的认可，很少有人公开反对。

伊曼纽埃尔·康德

福柯，法国人，今归于后现代理论家。1984年，康德撰文整整两百年之后，福柯用法文撰文表达自己的观点，标题是法文“Qu’est-ce que les lumires？ ”（什么是启蒙？），法文标题下还有一行德文“Was ist Aufklrung？ ”，用意很清楚。

隔了两百年，我们如何回答：Was ist Aufklrung？Qu’est-ce que leslumires？What isEnlightenment？什么是启蒙？

显然，启蒙还要继续，现代性还要继续。但两百年的历史经验要求回答有所不同。

福柯答这个题，是接着康德的答案再答。用赋格比喻，康德提出了导句（或主题），福柯以答句（答题）回应。答句是导句的变化，不是对它的否定。

福柯先分析康德的那篇文章。他深知，康德关于理性的论述，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体系现代性。以历史赋予的后见之明，福柯毫不含混地指出，启蒙留给我们的遗产有积极和负面的两部分（positives and negatives）。负面的那些，福柯称之为“启蒙的讹诈”（theblackmail of Enlightenment）, 应该拒绝。拒绝了“讹诈”才能继承启蒙积极的遗产。

米歇尔·福柯

启蒙的积极价值和负面遗产并存，是历史事实。美国以启蒙价值立国，其历史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平等自由价值的感召之下，美国人在废奴、争取性别平等、民权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是启蒙现代性的积极价值；而种族歧视、帝国主义扩张是美国历史的另一面，这些指向启蒙现代性的负面。“理性” 可以被善用，也可能被误用。思考美国历史，若以理性的误用来否定理性的善用，就失去了是非判断。

康德设想的理性主体（the subject of reason）, 是先验和绝对理性的化身。福柯不同意这一点，他以波德莱尔的浪子为例，重新阐述现代主体和现代性。福柯说，现代的自我，不是在自我之中发现什么固有的本质，而是不断发明而创造的自我。自我不可能稳定不变。

福柯接着康德的话题说：启蒙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尚未使我们成为成熟的人。启蒙的目标还没有实现。

启蒙的体系现代性产生了一个命题，即理性的人要懂得何时服从，何时行使自由。为厘清服从和自由看似矛盾的关系，康德提出理性的私用和公用并行，并强调言论自由是前提。福柯认为这是康德独到的见解，并且说，康德实际上修正了意志、权威和使用理性之间的关系。

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这段话就易于理解了。福柯认为，康德之所以强调在公共领域自由行使理性，以摆脱“被监护的状态”，是要王权让位于人权，是特意说给腓特烈二世（Frederich II, 1712-1786）听的。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也是他向腓特烈二世提出的一份社会契约。

二

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是普鲁士国王，在位的时间是1740年至1786年。彼时，德国尚未统一，有一部分领土称为普鲁士王国。在腓特烈二世的治下，普鲁士大举扩展领土，军事力量大幅增长，普鲁士成为欧洲的强国。腓特烈成为军事和政治强人。

腓特烈大帝实行“开明的专制”（rational despotism）。专制不言而喻。所谓开明，指他支持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音乐等方面的启蒙，赞助文化艺术，推动德意志启蒙运动。康德关于启蒙的那一番话，既针对他的开明，也针对他的专制。

开明的专制者是什么样的？举一个看似平凡的例子。

1741年，腓特烈大帝召见音乐家巴赫。从权力的角度看，这是国王宠幸巴赫。从音乐角度看，这是巴赫给了腓特烈一个面子。

巴赫为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演出

巴赫不愧为赋格之王，他熟悉各种赋格的作曲风格，运用灵活自如，身后留有《赋格艺术》（Die Kunst der Fuge, BWV 1080）的乐谱，含十四首不同风格的赋格和四个D大调的卡农。

赋格这种多声部音乐形式，讲究对位法（contrapundus）。当代思辨理论出现“对位现代性”（contrapuntal modernity）就是借用赋格的术语，指对体系现代性做出应答的其他现代性观点。卡农（Canon，直译：规则）是一种可追溯到拜占庭时代的圣歌作曲法，涉及乐句的小段、进入曲内的位置、如何形成重叠和追逐等。

1741年离巴赫去世还有三年，他功成名就，垂垂老矣。腓特烈大帝懂一些音乐，喜欢简单的旋律，但至高无上的权力使他高估自己的音乐天分。他不懂也不喜欢赋格，却有意为难巴赫，故意写下几个音符凑成一个难以变成复调的乐句，当场让巴赫变成赋格。巴赫在钢琴前坐下，犹豫片刻，根据腓特烈的乐句，演奏出一个三声部的赋格，博得满堂彩。估计腓特烈大帝心里不爽，立即要巴赫再写成六声部的赋格。巴赫说：请陛下再给点时间。起身告辞。

几天后，巴赫送来六声部（含若干卡农）的赋格《音乐的奉献》（A Musical Offering）。巴赫希望腓特烈能让此曲流传后世，但国王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再没有让人演奏过这首赋格曲。幸好巴赫自己留了底，把乐谱给了朋友，《音乐的奉献》得以流传至今。

这首赋格前几个简单的音符，像一只笨拙的鸭子蹼足行过，那是腓特烈出的主题乐句；巴赫由此展开乐曲，演绎成海阔天空、美妙无比的赋格，足见他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巴赫提交的乐谱上，在一个小节上写下一行字，提示音符从这里上升，直达陛下您的荣耀。但仔细听，这些音符并没有上升，而在浩然之悲中低回转圜。巴赫预先猜到了，腓特烈二世不会听这首赋格。

腓特烈大帝不喜欢巴赫的赋格，不仅关乎音乐品味。开明的专制者，势必要做宽容大度的姿态，但心胸未必就宽阔。他的最爱是高度统一的权力，性格嘛，单调无趣。

三

故事的重写也形成复调。说到现代性的赋格，歌德如何重写浮士德有必要提一笔。

浮士德的故事先流行于民间。1587年，德国出版商史庇斯（Johann Spiess）汇集浮士德之种种，首次刊印了文字版本的浮士德故事。次年，英国作家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出版了《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之后，浮士德的故事演绎为抒情诗、哲学性悲剧、歌剧、木偶剧、漫画，如此等等，种类繁多。多数版本按照道德逻辑，勾画了一个毫无良知、恣行无忌的浮士德。再后来，浮士德成了“长发披肩的男孩儿”（long-haired boy）。1945年，美国在新墨西哥引爆第一颗原子弹，一个军官惊呼：“上帝啊！……这些长发披肩的男孩儿们失控了！”因为这一声惊呼，浮士德突变为现代科技失控的符号。

在所有重述浮士德的故事中，人们公认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上、下两部）最为深思熟虑。1770年，歌德21岁，开始写《浮士德》，断断续续，到1831年完成时，已经82岁。书付梓后的第二年，歌德去世。写作这本书，前后历时六十年。深知文学家创造之艰辛和伟大的，是另一个文学家，20世纪末，木心有感于这个奇迹，写下散文诗《魏玛早春》，向歌德致敬，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可贵的一笔。

歌德写作的这六十年，恰逢法国大革命前后，世界发生了巨大变革。晚年他写《浮士德》下部时，现代化已全方位展开，歌德想把浮士德写成现代讽喻的意图逐渐明确。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不是“长发披肩的男孩儿”，而是年过半百的饱学之士，集博士、法学家、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教授等职于一身，符合启蒙体系的“理性人” （man of reason）期待。其他版本里，浮士德借梅菲斯特的魔法，只为满足一己尘世的欲望。歌德的浮士德，则是厌倦了学院和书本的知识，意欲借魔法以窥宇宙的灵符，深入万物的秘密。这个浮士德热爱知识、形而上学、古典美学，他追求的三个梦分别是人间之爱（格蕾辛）、古典之美（海伦）和现代化的事业。

到了诗剧的终结篇，浮士德求发展的欲望，和现代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发展之梦。浮士德这个“理性人”, 此时俨然是现代性的化身。最后的这个浮士德，是所有自视为现代化发展“主体”的浮士德们。当然，浮士德的故事不能缺了梅菲斯特。在讽喻的意义上，梅菲斯特是浮士德的心魔，也是现代人的心魔。

剧中的浮士德起初以为，他的发展事业不过是填海造地，征服自然，没想到发展还与“人”相关，更没想到由此衍生的问题，会让他纠结。

1874版《浮士德》彼得·冯·柯内留斯插图

歌德的笔下，浮士德要面对的“人” 具体为一对老夫妇，鲍西丝（Baucis）和她的丈夫菲莱蒙（Philemon）。他们在海边的小丘上住了一辈子，有自己简陋的农舍，园里长着菩提树，旁边的小教堂，从早到晚钟声悠扬。鲍西丝和菲莱蒙都是善良的普通人，经常救助遇到船难的人，慷慨地招待过路的旅客。

在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里，鲍西丝和菲莱蒙是一对贫穷而好客的老夫妇。主神朱庇特和儿子墨丘利扮乞丐下凡，被乡邻拒之门外，却受到鲍西丝和菲莱蒙的款待。家里无米难为炊，他们去捉家里唯一的鹅，朱庇特于心不忍，让鹅先一步逃脱，鲍西丝给客人斟酒，酒杯也永远满着。

歌德继承奥维德的人物原型，又添加一些细节，如小教堂的钟声。钟声是鲍西丝和菲莱蒙心灵的鸣响，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浮士德呢，一心想着他的发展计划，钟声长鸣时，他心烦意乱：“该死的钟声！像一支暗箭重创了我” “钟声一响，我就要抓狂”。

与奥维德不同的是，歌德笔下的鲍西丝和菲莱蒙是现代小人物，是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拆迁户。浮士德们不把他们看作现代化的“主体”，他们便成了阻碍“进步”的人，多余的人。

浮士德自视“主体”拥有天赋的权力，可任意主宰他人的命运。歌德的想象，让我们直视这个“主体”的内心。

与之前的剧情不同，这次要鲍西丝和菲莱蒙迁走并非梅菲斯特的意思，而是浮士德自己的决定。浮士德式的拆迁也有程序的“合理”：他同意给鲍西丝和菲莱蒙补偿，还给他们安排了一块好地方。但他忘了最重要的一点：这里是别人的家。鲍西丝和菲莱蒙就是不肯搬。浮士德勃然大怒，下令：“那就前去把他们弄走！” 梅菲斯特领命，带工作队前去（类似今天的拆迁队）。深夜，梅菲斯特归来。浮士德感觉不对，追问之下得知：梅菲斯特的人逼死了鲍西丝和菲莱蒙，借宿的客人也被打死，房子和教堂葬身火海。

浮士德本想治理外部的荒原，现在荒原在他心里扩延。浮士德纠结了。焦虑之中，浮士德突然失明。梅菲斯特趁机令手下人为浮士德掘墓，却欺骗浮士德说：叮叮咚咚的铁锹镐头之声说明工程在顺利进展。失明的浮士德，错把为他掘墓的声音当作最好的音乐，幻想着他的伟大事业将造福于人类。就这样，浮士德死去。

歌德重写浮士德悲剧给谁看？写给浮士德们，写给被抛弃的小人物们，写给受现代化影响的所有人。歌德所忧虑的，不仅是强拆，还有浮士德们为什么被魔鬼迷惑。他在问：如果浮士德们受梅菲斯特蒙骗，如果他们眼盲，现代化发展会出现什么后果？

我认为，歌德重写浮士德最成功的一点，是他不把浮士德写成恶人，而是写成符合现代体系要求的理性的人，用文学的手法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启蒙理性的盲点。

歌德毕竟是仁慈宽厚的，他让天使们带走浮士德的灵魂，而不留给梅菲斯特，给灵魂的救赎留下一线希望。

四

所谓历史，从来都是交错的曲线，却常被叙述为一条直线。直线叙述易于凸显历史的进步，一般是这样的：中世纪之后，欧洲出现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横扫封建秩序的僵滞和中世纪的愚昧，终结了以宗教信仰为特征的世界观，以科学、理性、平等为新的价值，旨在创造一个自由、幸福、没有残忍的世界，这是人类共同的现代化之梦。

现代性是启蒙思想家在变革激情之下对未来提出的理想蓝图。欧洲人根据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传统和当时对历史、世界和科学的看法，对这套设计几经拼补而形成体系，称为体系化现代性，或现代体系。现代体系是积极的，组成它的元素也是合理的。

但是，只要问上几问，直线历史叙述塌陷，历史的曲折线显现。几百年来，现代体系一再给予人们变革的信息、理性的方案、光明的许诺，也一再让人们看到它变革、理性和光明的另一面。仅就平等这一点，要做到何其不易。

旨在使人类摆脱愚昧的科学，居然导致新的宗教，叫“科学主义”。这是启蒙思想家始料未及的。

现代性体系低估了人性的复杂，将其简单设定为理性；由此对人文学科做的解释和安排，其实是基于机械主义世界观。如此等等，不只影响了现代人文学科的走向，还有社会发展的蓝图。人类常自以为计算精明，然而种种“人算” 常输给“天算”。这又是始料未及的。

西方的理性优先传统带有苏格拉底思想的先天不足，这种理性很容易排斥人文理性，变成工具；工具理性可以被善用，也可服务于殖民主义、帝国扩张、专制暴政、战争掠夺。工具理性使种种不合理合理化。一个又一个的始料未及。

宏大叙述的核心是“高度统一”，因此而绝对，绝对真理缺了宽容，宏大叙述就成了“讹诈”，屈服于它，等于放弃独立思考。

现代性的思考怎能忽略人性的复杂，怎能忽略探索人性的文学？美学判断、美学现代性综合人性的各个功能，有多层次思考的优势，文学的复调回应了历史的复调。理性推论可以结束在句号，美学思辨往往留下问号。问号指向无常和无限。

《包法利夫人》插图，爱玛和赖昂在布劳涅旅馆

……

这本书选来细读的几位文学家（尼采也是诗人），有穿透时空的视力。波德莱尔以“忧郁” 诗风表达“理想”，回应第二帝国奥斯曼式的现代化；福楼拜以“客观”小说风格鞭挞布尔乔亚并讽刺宏大叙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地下人之口，剖析工具理性如何导致背离人性的乌托邦；尼采从苏格拉底如何将美学与哲学对立着手，梳理整个西方思想史，并为现代意识注入希腊悲剧的美学智慧。曾几何时，这些声音几乎是异端邪说，几位作者被说成是败坏社会道德者、非理性者、疯子。

历史赋予的后见之明，让我们看到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福楼拜是有先见之明者。他们禀赋瑰奇而风格迥异，共同点是善于采用比理性判断、道德判断、政治判断更为复杂、更接近人性的美学判断，以此对现代性提出各种的问和答，成为现代人文学和美学的精粹。

现代体系把“自我”抽象为理性主体，目的是维护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文学则通过虚构勾勒出“主体”的复杂。在《包法利夫人》里，郝麦（Homais）使用宏大叙述而滔滔不绝，是福楼拜讲给我们的笑话，因为郝麦口中的科学是无知，他口中的进步和光明是亵渎；福楼拜告诫我们：看看这些人，他们贪婪、自私、虚伪，却挟持了启蒙的话语。而包法利夫人，想自主却不能，因为布尔乔亚文化的话语寓居在她的“主体” 之内，替她思想，做了她的主。

说到“主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人最复杂，有着哲学家无论如何也演算推理不出的人性。

对现代体系理性部分的思辨，不是对理性的否定，而是通过理性和艺术的统一获得新知。用尼采的话说，批评苏格拉底不是否定他，而是将逻辑家的苏格拉底转变为“实践音乐的苏格拉底”。

欧洲现代文学还揭示了浪漫主义的双刃性。浪漫，出自人类善良的本性。可是，善良不一定等于智慧。浪漫到不了解自己的程度，是幼稚；浪漫到看不清现实，是盲目，是愚昧。如果到了真假不辨、善恶不分的地步，浪漫是什么？

现代体系喜欢浪漫纯真的头脑，不喜欢怀疑者。以“光明进步”为号召，宏大叙述将其科学观、知识观、真理观当绝对真理推而广之，等于要求人们无条件乐观。但是，历史和生存，迫使人们保持对现实的清醒。新的启蒙需要这种清醒。自福楼拜以来，走出浪漫的误区成为美学现代性的重大主题。用福楼拜的话说，这是现代人必不可少的“情感教育” （sentimental education）。

……

现代性赋格：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

[美] 童明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5

ISBN: 9787108063496 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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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讯 | 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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