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数千年的历史，对个体而言，简直是无穷无尽。每个学者，只能在历史的某个领域选取某一场景或某一制度予以关注和追寻，寻找那已为岁月磨损、散落在浩瀚文献或深埋地下遗物中的信息，加以拾掇、修补和复原。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我选取的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研究。回顾近三十年的中国古代职官研究，深感掌握史料的重要性。没有史料谈何研究?掌握史料是历史研究的起点，也是基础。 掌握史料的目的是干什么?不是为掌握史料而掌握史料，目的是为了解读史料所包含的特定历史信息，通过分析、整合，尽量正确地认识特定历史信息所凝结的某个历史场景或制度的本来面貌。下面谈一点我对处理、掌握史料与历史研究两者关系的体会。 一 定方向，占有第一手资料，跑好历史研究的起点 1976年，我进入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先生主持的宋史研究室。宋史研究，是由张荫麟、张其昀、陈乐素等著名史家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于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任教时创立的，原杭州大学继承了老浙大的宋史研究传统。研究室同仁在宋史学术研究方向上有适当的分工，宋代经济史、文化史与史学史都有人承担。一进研究室，在征求我确定什么学术方向时，我被难住了。我觉得，确定研究方向，关系到人一生的学术道路与成就，须慎之又慎。缘于我对文学有点爱好，陈乐素先生建议我研究陆游，此事后因陈先生转到暨南大学任教而未果；其后，徐规先生建议我从事朱熹研究，我对一生专门研究历史人物兴趣不浓。在分析了70年代末期历史学研究现状后，我觉得制度史这一学术园地较为荒芜，制度史教学也不受重视，如果确定一个学术方向，能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那在高校工作会事半功倍。我把这个想法同徐先生谈了以后，他非常支持，同意我以宋代官制作为研究方向，并开一门“中国古代官制史”选修课。 方向确定以后，如何着手宋代官制研究?心中没谱。正在此时，以徐规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申报的《宋史补正》课题，列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根据研究室的学术分工，我理应承担《宋史职官志补正》工作。这可让我犯难了。因为已有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这一得到陈寅恪先生高度评价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前，我这个刚刚涉足宋史领域的无名之辈，去续《宋史职官志考正》之作，能免“狗尾续貂”之讥吗?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我请教了通观文史全局、当时任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编辑室主任的傅璇琮先生。傅先生坦陈了他的看法：“邓先生是宋史权威，为学术界所公认。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是开山之作，是名作，但这不等于《宋史职官志》研究工作已经终结。邓先生自己也不这样看。限于抗战时期资料之不足，还有不少遗漏。在50年代，他就提出过对《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需要重新进行增补。现在你去挑起这副担子，应该说是学术发展的需要。只要你能刻苦钻研，在邓先生《考正》的基础上，必有新创获。我与邓先生有学术上的交往，深知邓先生的学术品格。他胸怀豁达，视学术如生命，十分关心宋史研究队伍的壮大。你的研究工作，只要脚踏实地，做好了，会得到他的肯定的。”在解除了我做《宋史职官志补正》的思想顾虑后，他又就如何开展宋代官制研究做了点拨。他说：“一个人的时间、精力终究有限……有得必有失，从事中国古代官制史教学可以，专门研究则以断代为佳。研究宋代官制，可从做《宋史职官志补正》入手，逐步把握宋代现存的所有官制史料。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在‘深’的方面把根子扎得更深，争取站到学科前沿。”傅先生这番推心置腹、语重心长的谈话，使我眼前一亮。傅先生不但从学术发展和邓广铭先生的为人这两个方面肯定了我可以做《宋史职官志补正》，而且还在宋代官制研究的方法上帮助我怎么做，即首先要充分占有材料，“把握宋代现存的所有官制史料”。 在傅先生的鼓励和点拨下，我于80年代上半叶开始了《宋史职官志补正》的研究工作。头三年，我把精力集中在搜集、阅读、摘抄《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职官分纪》、《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吏部条法》、《庆元条法事类》、《宋朝诸臣奏议》、《宋史》等史籍、类书以及宋人文集、笔记、方志上。按《宋史·职官志》12卷内容的顺序，做了15册、500多万字的宋代官制史料的分类笔记，基本上掌握了《宋史·职官志》框架以内的宋代第一手官制史料，开始了宋代官制研究的起跑。继而又用二年时间，参考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缜密地考订《宋史·职官志》。前后共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了近三千条补正条目、50余万字的《宋史职官志补正》书稿，1991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受到宋史界的欢迎。该书已列入《<二十四史>研究丛书》，今年由中华书局出增订版。 二 切忌东打一枪、西打一枪，资料积累如滚雪球，引领研究向纵深发展 《宋史职官志补正》完成后，作为研究室课题的一项任务也已完成。《宋史职官志补正》出版之后，我对宋代官制资料已有了较充分的积累。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时我想起了傅璇琮先生的话：“从事中国古代官制史教学可以，专门研究则以断代为佳。你可以选择《<宋史·职官志>补正》作为苦练基本功的阵地，逐步把握宋代现存的所有官制史料，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在‘深’的方面把根扎得更深，争取站到学科前沿。”那么在完成《宋史职官志补正》以后，如何继续深入?联想到在做《宋史职官志补正》的过程中，我碰到过职官简称别名与职官术语这两个“拦路虎”。为了扫清这两个障碍，与做《补正》同步，我已注意搜集宋代职官别名与职官术语的例证与释例。宋史界有一个共识，认为宋史研究有两大难题：一是宋代官制，一是宋代儒学。(参见肖黎等主编，王曾瑜撰著：《中国古代史导读·辽宋金史部分》，文汇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我就想，如果编撰一部《宋代官制辞典》，在解释宋代正式官称之外，加上宋代职官别名与职官术语的解释，也许对解决治宋史的难题一一宋代官制会有帮助。我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已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傅璇琮先生。傅先生很快回信，谈了他的看法：“宋代官制的确很复杂，出一部《宋代官制辞典》，对治宋代史与宋代文学史，都很有必要。问题是，出版断代官制辞典还没有先例。出版可能有些困难。但是，如果您能做出特色，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即使是断代官制辞典，也可以去争取出版。您不必犹豫，先做起来。” 对我做断代官制辞典，傅璇琮先生不仅仅从出版家出版市场的立场评判，同时还能从专家学者的高度予以审视，所以他在权衡了出版市场需求与学术价值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后，支持我去做《宋代官制辞典》。 我心定了，下决心利用我占有大量宋代官制史料的优势，做一部《宋代官制辞典》。然而做《宋代官制辞典》，比做《宋史职官志补正》，对史料掌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无论是《宋史·职官志》，抑是《职官分纪》、《宋会要辑稿·职官》、《文献通考·职官考》等文献，都不能系统、完整地提供按《宋代官制辞典》体例所要求的正式官司官名、职官别名、职官术语三个方面内容的解释。而官制辞典作为工具书，却必须一条一条老老实实地做好它，碰到难题，不能绕过去或偷工减料，要经得起读者查阅和时间的检验。这就需要全方位地在更大范围、更深更细地从宋代和宋前后的资料中去挖掘、梳理《宋代官制辞典》所需要的史料。 为此，我每看一本史籍，必须同时收集宋代所有职官及其沿革与别名、宋代职官术语与典故。虽以宋代为主，又得着眼先秦至宋的中国古代官制，上下贯通。搜集资料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此外，掌握史料与运用史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必须从一开始就要兼顾，否则史料越积越多，无法迅速检索，将严重影响效率。我的做法是，一条材料做一张卡片，一张一张做卡片，分类保存，同时还要考虑便于检索。因为一张卡片，也许只能列一个词条，如“中司”，开始并没有答案，不知为何意，须等看到另一条资料，能够间接阐释该词条是“御史中丞”别称时，再做一张卡片。而这两张卡片之间的时间也许隔得很久，一个月或者半年，再把这两张卡片放在一起；之后，看另一本书，可能发现直接解释“中司”意义的资料，于是为“中司”做第三张卡片。诸如此类，等一个词条完成时，也许有四五张卡片，甚至十几张卡片，都要集中放在一起。假如不能检索，在几万张甚至十几万张卡片中，如何能迅速地查到某一词条就成了问题。为此，我设计了两种卡片索引，一是分类(如官名、别名、术语)，按词头笔画做一本综合索引，二是按所做条目卡片的先后顺序编一本顺序索引。凡做一张卡片，都要编上166、或8873、或55692等顺序编号，然后将每一个编号登记在综合索引的词条之下，如果同一词条有10张卡片，10张卡片的号码都登记在这一词条索引(按笔画可以查到)之下。这样，一个词条已做了多少张卡片，每张卡片的编号是多少?放在什么位置?都能很快查出。这样，十几万张卡片完全为我所用，这在没有电脑的时代，是很重要的资料搜集方法。即使在今天有了电脑，也不可能完全取代运用卡片积累资料的功能。 掌握史料，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我看书，按照自己所定学术方向的要求去搜集史料，目标明确，需要收集的史料一条不放过，全部做成卡片或札记，通过日积月累，史料积累如滚雪球越积越多，而且日益向深度推进。《宋史职官志补正》完成了，在做《宋史职官志补正》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料，为撰写《宋代职官别名汇释》、《宋代职官术语汇释》、《宋代官制辞典》打下了基础。在做《宋代官制辞典》时，已注意搜集《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中国历代官语汇释》、《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的资料。也就是说，掌握史料不能单打一，不能单纯地只为满足当前的研究课题需要，视野要开阔，尽量把近期、中期和长远的研究目标结合起来。这样，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在1987年完成《宋史职官志补正》的基础上，从1988年开始，又用了五年的时间，于1993年完成《宋代官制辞典》书稿，交给中华书局。 1997年，中华书局终于出版了近180万字的《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辞典》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特别是宋史界的欢迎，被誉为“继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之后，宋史研究又一里程碑式之作”(王曾瑜：《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该书还获得浙江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历史类三等奖。 《宋史职官志补正》和《宋代官制辞典》这两项研究成果的完成，使我深深体会到，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不畏艰苦，深入细致地掌握研究对象所必须的第一手资料。靠东拼西凑，是不可能创造出新成果的。掌握了研究对象所需要的第一手资料，等于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起跑，起跑好了，达到终点就不远了。 由于我有相继做完《宋史职官志补正》和《宋代官制辞典》的史料积累，使我对两宋官制有了一个相对比较深入的了解，这就能够引领我对宋代官制研究向纵深推进，为今后撰写一部《两宋官制史》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 总之，资料积累与学术积累是分不开的，只有滚雪球般的历史资料积累，才可能有滚雪球般的历史研究的学术积累。 收稿日期2008—08—12 作者龚延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暨宋学研究中心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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