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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制总论(1)
两宋(公元960—1176年)官制,承隋唐之旧、启明清之新,处于中国官制史上关键时期。然以其繁杂多变,又为历朝之最,给后人了解它的全貌带来很大困难,学者视为畏途。学界研究凡涉及宋代官制者,稍不慎则生差错,如误中书门下之省称“中书”(宰相治事之所),为三省之一的“中书省”(闲省)①;误皇帝的秘书机构“学士院”,为侍候皇帝日常生活的应奉机构“翰林院”②,因未能辨别宋代职官别名,或以拟古官“太守”当作正官,而不知实系“知某州军州事”之别称③。中书、学士院、知州,为宋代常见的官司与差遣,在注释与著述中的误解已屡见不鲜。而不常见的宋代官称,则更易搞错。如将“东、西上閤门”官司之省称“閤门”,误释为“官署的大门”④,将“閤职”(閤门宣赞舍人,閤门祗候),误释为“知閤门事、引进使、四方馆使、东上閤门使、西上閤门使、同知閤门事、閤门通事舍人(宣赞舍人)、閤门祗候、带御器械”⑤,即将横行诸使、閤职、带御器械混为一谈;至于官、职、差遣、职事官、寄禄官、散官阶、散官等不同概念、不同范畴的职官术语,因不易辨别,又失于查检而妄下雌黄者,也不乏其例。如《司马光奏议》中的一段标点:“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⑥点校者没有弄懂宋代什么叫“职事官”、什么叫“寄禄官”、什么叫“职”,结果把所有官名当作职事官一古脑儿点下去了。此段正确的标点应是:“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宋代官制的复杂,势必给古籍整理增加难度。像《全宋文》这样规模宏大的工程,在点校官名较多的文字时,也出现不少失误,如咸平三年九月《重定告身诏》点校中,误“伎术官”为“使术官”、“中书行省守当官”为“中书行省”与“守当官”、“两使留后”(即节度观察留后,政和间改为承宣使)为“两使”与“留后”、“横行诸使”为“横行”与“诸使”、“节度行军副使”为“节度”与“行军副使”等⑦。
  唯其如此,宋代官制的研究,已经引起海内外学人的极大关注,迫切期望着宋代官制全面、深入地开展,期待着严谨晓畅、翔实可信的《宋代官制史》、《宋代官制辞典》的问世。本辞典作为抛砖引玉的一种尝试,希望在释疑解惑中,读者能有所取资。为使读者在利用本辞典之前,就宋代职官制度有个大致的认识,谨撰“宋代官制总论”,以供读者参考。
一、宋代官制研究资料及研究现状

  今存有关宋代职官制度的史籍,比较丰富。以原始资料繁富而著称的,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会要辑稿》。其中的“职官”、“选举”、“帝系”、“后妃”,为官制资料的渊薮。宋人编专门职官史籍,有孙逢吉《职官分纪》(50卷),讲古代职官沿革,述及宋代至哲宗绍圣止。王益之《职源撮要》(不分卷),南宋宁宗朝以前之宋代官制,在书中所占比重较大。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翔实地记载了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前有宋250余年的宰辅拜罢史实与制诏。《元丰官志》(不分卷),为元丰四年新定官制格目(今传本已非原貌,有后人添加成分)。马端临《文献通考》成书于元初,史事止于南宋嘉定末,其“职官考”、“选举考”等,叙事、论事、考三者结合,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甚高。元人所修《宋史·职官志》十二卷、《宋史·选举志》六卷,可视为古人所著宋代职官制度简明通史。重要的类书有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后集》、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王应麟《玉海》之“选举”、“官制”、“郡国”、“州镇”、“帝学”等,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之《新集》、《外集》,缀述宋代职官史料,条例分明,沿革清晰,可补史志之不足。至于宋代基本史料《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两朝纲目备要》等,为宋代官制研究者不可不读。它如政书《宋大诏令集》、《宋朝事实》,笔记《石林燕语》、《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乙集、《春明退朝录》、《愧郯录》、《朝野类要》、《事物纪原》、《容斋随笔》、《挥麈录》、《却扫编》、《云麓漫钞》、《能改斋漫录》等等,重要文集如《文恭集》、《欧阳文忠公文集》、《元丰类稿》、《临川集》、《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范太史集》、《石林奏议》、《梁溪集》、《周益国文忠公集》、《后村先生大全集》、《止斋文集》、《攻媿集》等等,均散见有大量的宋代官制史料与例证。文集与笔记,当不限于以上所引,多多益善。又如《宋史·地理志》、《元丰九域志》、《景定建康志》、《吴郡志》、《咸淳毗陵志》、《咸淳临安志》、《淳熙三山志》、《嘉定赤城志》、《嘉泰会稽志》、《嘉泰吴兴志》、《乾道四明图经》、《郯录》等宋代方志,及《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石刻资料,托名曾巩的《隆平集》、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朱熹门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之“本朝”、“内任”、“外任”、“论官”、“论法”、“论财”,都含有宋代职官方面的珍贵史料或精辟论述。
  近人对两宋官制的注意与研究,首推康有为。二十世纪初,他通观了中国二千年官制,认为“宋官制最善”:“宋之官制凡有五善:一曰中央集权;二曰分司详细;三曰差〔遣〕易官;四曰供奉归总;五曰州郡地小。凡此五者,中国历朝所未有。”①但康氏之研究未及深入,止宏观地窥略而已。1916年,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发表,这是宋代官制专题研究的首创②。进入四十年代,宋代官制研究较为活跃。钱穆《论宋代相权》、聂崇歧《宋代州府军监之分析》、辰伯(吴晗)《宋官制杂释》、金毓黻《宋代官制与行政制度》及《堂后官考》、官蔚蓝《宋代禄制之薄》、曾资生《北宋人事行政制度概况》等等③,均在这十年内发表。这一时期,宋代官制最重要的成果,是邓广铭的《宋史·职官志考正》④,堪称近人宋代官制研究的第一部专著。邓先生利用了《宋会要辑稿》,并旁征博引它籍,对元人撰著的《宋史·职官志》进行了校正。 “其校正条目总数达563条,总字数十五万左右,蔚为大观⑤”。只缘成文于1943年,正值抗战,随校流徙于西南一隅山沟,图籍缺乏,校正未臻详尽。然其全面勘校《宋志》之讹误、补苴其阙漏、疏通其晦涩,功绩已显。时至今日,《考正》仍为宋代职官制度研究之取资,并为国内外史学工作者所推重。五十年代以后,大陆的宋代官制研究,一度处于沉寂状态。 1962、1965年,聂崇歧、瞿蜕园先后发表《中国历代官制简述》⑥、《历代官制总述》⑦,论及宋代官制一般结构与特点,过于简略。进入七十年代末期后,大陆宋代官制研究一破沉寂的局面,显得生气勃勃。朱瑞熙《复杂多变的宋朝官制》,作为“中国历代官制讲座”的一个部分,在《文史知识》上连续刊载⑧,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宋代官制的特点及基本范畴最系统、明确的论述。继之面世的有王瑞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①、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②,两部宋代重要官制史籍整理与研究专著。专题研究方面,更是硕果累累,成果迭出,代表之作,试举如下:俞宗宪《宋代职官品阶制度研究》③,邓小南《北宋文官磨勘制度初探》、《宋代文官差遣除授制度研究》、《北宋的循资原则及其普遍作用》④,曾小华《宋代磨勘制度研究》⑤,王曾瑜《北宋的司农寺》⑥,陈振《关于宋代的知制诰和翰林学士》⑦,朱瑞熙《宋代官员致仕制度概述》⑧,王瑞来《论宋代相权》、《论宋代皇权》⑨,龚延明《宋代职官简称别名汇释选》、《宋职官术语汇释》、《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北宋元丰官制改革论》⑩,李昌宪《宋代文官帖职制度》(11),穆朝庆《宋代中央官府吏制述论》(12),李宝柱《〈宋史·职官志〉官品制度补正》(13),丁凌华《宋代寄禄官制度初探》(14),张星久《关于南宋户部与总领所的关系》(15),金圆《宋代监察制度特点》(16),许怀林《北宋转运使制度略论》(17),杨果《翰林学士与宋代政治初探》(18),汪圣铎《宋代官俸禄与差遣》(19),徐规等《北宋的科举改革与弥封制度》,何忠礼《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20),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制中的特奏名》、《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21),杨康荪《宋武举述略》(22),等等。篇幅所限,以上所列举的,仅仅是七十年代末以来,大量宋代官制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但已能看出大陆宋代官制研究的勃勃生机,研究层面的丰富、解决问题的深度、研究人员老中青形成梯队的态势,表明了宋代官制研究不复是宋史学术界研究中的落伍者,并预示着能够迎头赶上经济史、史学史、思想史等先进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
  台湾与香港宋史界同仁,在宋代官制研究方面,成果斐然,老骥伏枥,新人辈出,引人注目。专著有杨树藩的《宋代中央政治制度》(23)、梁天锡的《宋枢密院制度》(24)、李正富《宋代科举制度之研究》(25)。单篇之作,五十年代未能称多,相当寂寞,止有方豪《宋代之官制》①、周道济《宋代宰相名称与其实权之研究》②、侯绍文《两宋之制举》、《两宋之贡举》③。迈进六十年代后,职官(包括选举)方面的研究工作,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代表之作有金中枢的《北宋科举制度研究》、《北宋科举制度研究续》、《北宋科举制度研究再续》④;林瑞翰《宋代官制探微》、《宋太祖至仁宗朝乡贡考》⑤;梁天锡《北宋台谏制度之转变》,《宋代之祠禄制度》⑥;杨树藩《唐宋监察制度比较论略》、《宋代宰相制度》⑦;林天蔚《宋代相权形成之分析》、《蔡京与讲议司》⑧;葛绍欧《北宋之三司使》⑨;罗文《宋代的路政府》⑩;李弘祺《宋代官员数的统计》(11);迟景德《宋代宰枢分立制之演变》(12)。
  海外宋代官制之研究,为日本宋史界所称雄。专著有佐伯富所编《宋史职官志索引》(13),其中刊有宫崎市定所撰《宋史官制序说》(14),围绕如何阅读《宋史·职官志》展开,阐释、论述了宋代复杂多变的官制特点与体制,对全面研究宋代官制具有开创之功。继而面世的是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15),这是梅原教授致力于宋代官制研究的成果结集。洋洋大作,包括《序论一宋代官制的沿革》、《宋代的文阶》、《宋代的武阶》、《差遣一职事官为中心的若干问题》、《宋代的馆职》、《宋代的恩荫制度》、《宋代胥吏制概论》七个专题。对宋代官制中的难点与重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宋代官制史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日本有影响的宋代官制研究成果,尚有周藤吉之的《北宋三司的性质》、《北宋三司的兴废》、《宋代州县的职役和胥吏的发展》(16);佐伯富《关于宋代的皇城司》(17);衣川强《论宋代的俸薪》,刊《论宋代的俸薪》(18);古垣光一《关于宋初的考课》、《关于宋真宗时代磨勘之制的成立》、《关于宋仁宗时代的磨勘之法》(19);幸彻《北宋时期监当官的地位》(20);内河久平《南宋总领所考》(21);村上嘉宾《宋元时期的吏事》(22);选举制研究方面突出的有荒木敏一《宋代殿试实行情况》、《北宋时期的制科》、《宋代科举政策的考察》①;中岛敏《宋代科举中的期集》②;等等。由上可见,日本在宋代官制研究方面,其成就灿然可观。综合大陆、台湾、香港、日本学界研究宋代官制情况,也能发现不少课题研究重复,尚待开垦的“处女地”不少。不过,我们相信,随着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学术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繁荣,宋代官制研究进入更全面、更深入、水平更高的阶段,为时已不远。到那时,也许各国学者有兴趣通力合作,分工撰写一部高水平、多卷本的《中国宋代官制史》,作为对人类文化积累的一项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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