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天文学于你来说是什么？”
“是春分时刻那一道最耀眼的光。”
“18日的日出，是我们计划中最重要的观测。早早地赶到观象台，在观测点上方架好摄像机。一切准备就绪，离日出还有半个多小时。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HK的摄制人员忙碌地拍摄着我们的工作，采访遗址发掘人何驽和我们项目负责人孙小淳。真是难得的好天气，半璧晓月高挂在天上，正处在观象台顶部优美而有气势的弧线包围之中。远处的塔儿山轮廓清晰得如同一幅线图。
临汾市人大的领导也驱车赶到了。又陆续来了一些村民。热闹起来了。
7点钟，太阳出山了。刚才还熙熙攘攘的人群一下肃敬下来。偶尔的说话声都变成了窃窃私语。太阳先是露出一个红彤彤的小弯边，然后迅捷地上升。人群排好队伍，绕着圈从观测点后面走过，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一睹从观测点观看太阳从7号缝升起的景象。
正在7号缝中间，太阳的下边缘与远山相切了！日切了！春分！陶寺4000年前的春分应该是这个标准！何驽激动地大声宣布。”
这是2009年“陶寺史前天文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成员徐凤先，在《中国科技史杂志》中发表的《春分日出模拟观测活动纪行》中的片段。
陶寺古观象台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这个古老的建筑在2003年被发现时，仅剩下了地下的三道向东突出的半圆形夯土挡土墙。经过天文学家与考古学家几年的研究和论证，才确定了这是一处用来观测日出、确定季节，距今约4100多年的古代天文遗迹。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三层向东突出的半圆形夯土台基，形成了一个同心圆。在最内的台基上有一道弧形墙体，上有10道相当规则的缝隙，把整堵弧形墙分成了11个夯土柱。学者们把这10道柱缝自东南到东北依次命名为东1号缝到东10号缝。除此之外在第三道夯土墙的东北，有一个独立的小门一样的建筑。这个小门与夯土墙上的东10号缝隙加起来，形成了东11号缝和东12号缝(东12号缝即小门)。
▲东1号缝示意图
遗址东面遥对塔儿山，人们站在台基圆心处的观测点上，可经由所有柱缝向外观测。这一切便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天文照准系统，可以用于观测日出方位以制订历法，确定农时。
▲陶寺古观象台 测量日出方位示意图
根据何弩（陶寺古观象台发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等人初步观测的结果，东2号缝对应于冬至时的日出方位，东7号缝对应于春秋分时的日出方位，东12号缝对应于夏至日的日出方位。其他各缝都对应于一年之中某两天的日出方位。
▲陶寺古观象台 想象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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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个来自远古的天文台能有多精准呢？
在这次春分观测之行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09年3月19日，中央电视台摄制组人员一大早便架好机位，准备再一次拍摄神迹，结果日出时刻太阳并没出现在属于春分的东7号缝中！而是已经被挡在柱子后面了。
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十分兴奋，中央电视台摄制组人员不禁佩服学者们“神机妙算”，更惊叹于远古先民伟大的智慧。
“观象授时”
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一切呢？他们又为何要建造这样一个观象台呢？
陶寺古观象台是在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寺文化中期城址——陶寺城址的城墙外发现的。
陶寺城址是目前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许多学者所认为传说中五帝时代尧帝的都城。多年来陶寺城址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城墙、宫殿、大贵族墓葬、观象与祭祀建筑、大型仓储等众多作为一个国家都邑的必备组成要素，为“尧都”之说提供了考古学证据。而在中国古文献的记载中，帝尧最突出的功绩是观测四仲中星并制定历法等与天文有关的业绩。
《尚书·尧典》中载：“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时。”
日出在一个缝中只有1、2天，这正体现了观象台的授时功能。天文历法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观测天象、确定季节、制订历法，便可以指导庞大的人类群体开展农业生产活动。
我国的农业出现于距今10000年前后，到陶寺遗址所处的年代，已经经历了约5000年。从这一角度而言，出现这样的观测天象的建筑并不是偶然。这看似简单的观象台应是古人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并且，它作为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古观象台，很有可能就是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二十四节气的源头。
考古天文学
陶寺古观象台遗址——中国最早的观象台遗址，它的发现不仅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天文学和早期文明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拉开了中国考古天文学的帷幕，关于它的研究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天文学的真正开端。
事实上在我国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中，中国天文学在近代以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元代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是中国本土科学家研制的最后一部历法，具有极高的精度。科学家们甚至运用它预报了在2012年5月21日发生的日食。
▲2012年日食 拍摄于云南
那为何中国考古天文学到了21世纪初才得以拉开序幕呢？
原来，虽然对例如钦天监和观象台上的古天文仪器，以及民间流传的天文文物如日晷、漏壶等的研究，在清代甚至更早就已经有了，但由于没有田野实践以及现代天文学手段和方法的应用，不能归入“考古天文学”的范畴。
▲收藏于北京故宫的日晷和漏壶
而考古发现的众多天文遗址主要由考古学者进行分析研究，他们撰写的“天文考古”专著很明显地带有文献考据的倾向，数理天文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十分不足。而这些缺乏精确测量和计算的“考古天文学”研究，其真实性还有待推敲。
21世纪初，中国考古学者首次同天文学者展开大面积交流合作，一同对陶寺古观象台进行了考古天文学研究。真正揭开了我国考古天文学研究的新篇章。使得中国天文遗迹的考古研究受限这一现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发现一个重要遗迹并将它客观地公布出来，这是我们的基础性工作。而对它的用途、功能和价值，当然也要做必要的诠释。古人留下的遗迹往往涉及到其他各个学科的研究领域，考古学也因此具有其他学科难以比拟的学科交叉性。但很显然考古学者的知识结构不足以支撑全部研究，多学科协作是必然的趋势，也是迎来考古学广阔未来的必经之路。考古天文学仅是其中一例。
春分这天，我望着玉兰花瓣缝隙间散落下的阳光，仿佛也站在了4000年前的古观象台上，看见那太阳在缝隙中与远远的塔儿山相切，告诉我春耕大忙已然来临，“春色正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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