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山之大，高山之高。
——民国金句
大师中的大师
王国维，民国国学大师，我们所熟知的他，是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实际上是之首。他还有个身份是1923年曾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是末代帝师。你若要用任何词来形容他的才华也是不为过的，其才遍及史学、诗词学、古文字学（甲骨学和金文学）、考古学、考证考释学、戏曲研究、红学、哲学、美学、翻译学、敦煌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郭沫若：新史学的开山。
陈寅恪：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胡适：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法国最厉害的汉学家伯希和：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有王国维和陈垣两人。
梁启超：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沉湖原因扑朔迷离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雇人力车前往颐和园，购票入内后，到达排云殿鱼藻池畔吸完一支烟后，投湖自尽。一代硕儒的死因顿时在全国炸开了锅，主要有殉清说，殉道说，殉国说，还有跟罗振玉脱不了干系的逼债说和贫穷说这么四种说法。到底哪个更合理？我们逐个来剖析。
国学大师：罗振玉
逼债说和穷困说
这两种说法都跟罗振玉有关。罗振玉同样是硕学鸿儒，与王国维的关系非同一般，是王国维的伯乐兼老师兼老板兼朋友兼亲家，家世出身绝非穷苦出身的王国维所能比。逼债说是说二人曾合作投资亏本，王欠罗很多钱，罗多次催逼伤害了王的自尊，所以自杀。我认为此观点是最不靠谱的，二人虽说最后因儿女之事闹得断交，但那些年在研究领域并肩战斗的情分还是在的，不然王国维死后罗振玉不会替他整理文集，逼债说显然不成立。穷困致死说是指1926年王国维的儿子突然去世，罗振玉严词拒绝了王国维给付儿媳的善后款2400多元，伤害了王国维自尊，导致其自尽。这种说法夸大了出身穷苦、长期劳苦对王国维造成的精神上的压力，罗振玉的拒绝不至于促成王的突然离世，王在去世前一天表现没有一点异常，走访陈寅恪，跟学生探讨问题题写扇面，处理学校事务都很正常，不是突然受刺激带来的恶果。
末代皇帝：溥仪
殉清说
殉清说是最流行的，一是因为王国维的一副清朝遗老的打扮，头戴瓜皮小帽，身着长袍马褂，尤其是头后甩着最有遗老标志性的长辫子；二是因为他曾是帝师，跟溥仪关系不一般，事事要“禀上”，1925年吴宓要聘请他当国学院导师，他首先偷偷摸摸地跑到天津张园先去请示溥仪，恩准后才赴任;三是因为罗振玉来吊唁时带有溥仪的“诏书”，此文中还提到王国维的“遗章”，好像更使此说天衣无缝，板上钉钉。最知王国维者莫过于他的亲密同事陈寅恪和吴宓，他两坚持认为王脑后的辫子绝不是什么固守专制的标志，而是文人的个性使然，偏好这口。王国维只是个秀才出身，有一次考进士还交了白卷，他对封建理学没啥兴趣，之后致力于西方哲学美学等研究，精通日、英、德三种文字，就不能认为他便是古朽学问的愚忠者。他非名门出身，也没做过晚清高官，当帝师还是个废帝的老师，当遗老他确实没资格。他去请示废帝溥仪，情理上还是能说的通的，毕竟一个帝王时代出身的下等人突然能亲近皇上这种情感一时间是抹不掉的，王国维实现了每个古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大事要禀报以体现对皇上的尊敬也是可以理解的。罗振玉带的诏书中提到的“遗章”是罗指示其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伪造的。溥仪的那本自传《我的前半生》写道：“殉清说其实是罗振玉做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可见殉清说不可靠。
国学大师：陈寅恪
殉道说
此说的代表人物便是陈寅恪，在其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可见其观点之鲜明，“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此时的南方广州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正如火如荼进行着，大有统一中国之势，难道王国维真是怕国家一统后思想自由被取缔吗？大师的见解确有其道理，但我还是有小疑问的。
国学大师：叶嘉莹
殉国说
此说的代表人物是叶嘉莹，在其文章《王国维及文学批评》中写道：“静安先生乃终于在历尽内心的矛盾冲突，对时代整个悲观绝望之后，以自沉一死殉身于他理想中所欲持守的最后一点清白。他的死乃是性格与时代造成的一幕极可悼惜的悲剧。”北伐对于王国维而言，无疑是新军阀而已，你方唱罢我登场，王感觉不到国家的希望，在其遗书中提到“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不想再看到新军阀的到来，再加上其性格比叔本华还叔本华，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自尽对于众多哲学家来说是再好不过的解脱方式。
或许殉国殉道兼而有之，或许王国维认为只有自尽才是最好的告别人间的最好方式，他走地那么从容，那么不顾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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