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苏轼同为朝堂肱骨之臣，因缘际会相遇于北宋，君子同却又不和，他们都想为民生谋福祉，为国家开盛世。王安石曾为一句诗笑恼了苏轼，提出一个上联为难他，这上联有多巧妙，才难成了千古绝对？
政见不同，俱为国之计
凤翔府位于关中平原西部，东临长安，南望秦岭太白山，历来是关中“粮仓”。苏轼赴任之后发现所谓的“粮仓”根本虚有其表，关中百姓生活困苦，徭役严重，而南部的山区也难逃一劫，当地官员滥砍乱伐，征民做苦力，百姓苦不堪言。此时的汴梁掀起了重重改革风潮，王安石变法的火种，以不可阻拦的速度飞快地扑向了全国各地。苏轼还没来得及在汴梁站稳脚跟，就被卷入诡谲的政治漩涡中，而王安石变法的激进更让他选择站在了对立面。当年进士及第，苏轼给对自己有提携之恩的大儒欧阳修去了一封信，信中直言“天下的事，难的是变革。”后来他又写了《进策》和《进论》，其中详细地阐述了变革主张，想要天下安定，就要“科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军旅”。“科百官”是改善吏治，“安万民”是缓和阶级矛盾，使民能载舟而不覆舟，“厚货财”充盈国库，增加财政收入，“训军旅”则为富国强兵，官民钱兵，四方和谐统一国家方能富强。苏轼的种种论述，是他希望朝廷能够真正的有忧患意识和励精图治改革进取的精神。他与王安石，所期盼的都是安邦富国，但他们所倡导的改革方案，却像一列火车的两头，驶向的永远是不同的方向。王安石认为改革是恒常且绝对的，他要求“权时而变”，墨守成规是不可取的，而苏轼不欲大刀阔斧，他想要修补枝节，维护大体，强调中庸，也就是所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王安石要改革科举制度，取消经科名目，只设进士科，要用“经义取士”，这遭到了苏轼的强烈反对，苏轼直言：“诗赋取士，自古实行，哪能轻易改变？”他对皇帝亦是直抒胸臆，“当今之事，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宋神宗觉得十分有道理，原本被王安石说动的心思又开始摇摆不定，他想任命苏轼为修中书条例，可变法遭到反对的王安石怎能将重任拱手送给苏轼，他强硬阻挠，最终宋神宗只得给他安排了一个全开封府推官的闲差。这明晃晃地针对苏轼哪能善罢甘休，他陈述《上神宗皇帝书》，引经据典，逐字逐句批驳变法新政种种不合理之处。山雨欲来风满楼，不同意改革派激进变法的又何止苏轼一人？以王安石、吕惠卿为首的改革派，仗着皇帝撑腰，言辞凿凿，“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畏艰险，执意推进。另一方形成的以司马光、文彦博、苏轼、张方平为中心的守旧派，斥责变法，声称“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在改革派与守旧派数次争锋相对中，苏轼一马当先，是守旧派阵营中敢于对敌人正面出击的一员猛将，他甚至又写了《再上神宗皇帝书》，在文中他将王安石比作晋武帝时期为祸天下的奸臣贾充，毫不客气的人身攻击已经不仅仅是朝堂上政治争论了。在送官员刘恕的诗中，苏轼用词辛辣，直接将王安石喻为曹操和张汤，而将与之绝交的刘恕夸赞为当世孔融，对王安石极尽讽刺。在开封府考试进士，苏轼作为主考官时，再一次写下策论影射王安石在朝堂上手握大权独断专行，并斥责他将败坏国事。王安石并不忍气吞声，变法当前，他不会允许任何人阻挠，他对苏轼也进行了毫不客气地回击。改革派得利，守旧派仍固执己见阻挠变法的，不是被罢官，就是致仕，苏轼也难逃一劫。谢景温弹劾苏轼兄弟二人在回四川为父奔丧时，多占船位，贩卖私盐和苏木，王安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转运司对此事严加调查，搜集证据。面对莫须有的罪名，敌人执意想扣上的黑锅，苏轼百口莫辩，朝堂勾心斗角，这场追逐名利的游戏让他身心俱疲。沉重的压力和困难的处境让他自请下放，前往京外任职，次年他便远离汴梁，前往杭州做通判。乌台诗案，蒙不白之冤
苏轼京外赴任，少了守旧派的诸多阻挠后，王安石的变法却没有当初预想的那么顺利推进。次年被重新起用，但由于改革派内部相互倾轧，年余再次罢相，王安石不再在中枢执政，而是退居半山园。可当政的改革派仍然介怀苏轼当年的冷嘲热讽，小人当道，人心不古，他们决心要除掉苏轼，一展心中怨气。元丰二年，御史奉命前去湖州缉拿苏轼，苏轼做湖州太守还不足两月，就遭到朝廷鹰犬疯狂肆意的攻击，他被两个狱卒像驱逐鸡犬一般押送汴京。改革派数人接连上书，陈言苏轼包藏祸心，讪上骂下，讽刺新法不得民心，他们说苏轼“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他们要求将苏轼斩首示众，以正风俗民心。苏轼确有诗词嘲讽新法，但其中多是对底层百姓的同情和忧国忧民之思，但加诸他身的罪名，往往是断章取义的诬陷。在苏轼《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有一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御史便以他反对农田水利法的罪名将他上告。在《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也被政敌拿来大做文章，宰相王琏在宋神宗面前挑拨离间，说：“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的蛰龙，这不是造反是什么？”诸人挖空心思，对苏轼作词字斟句酌，捕风捉影，一定要给他按下一个罪名才罢休。直至十二月十八日，长达五个多月的时间，苏轼在牢狱中不断地受到审问和重刑折磨，当权的改革派一定要让他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讥讽朝政”。苏轼不堪折磨，最后写下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供状”，认下了一切莫须有的罪名，表示“甘服朝典”。他一生畅所欲言，借诗作词直抒胸臆，从未想过会因此惹上牢狱之灾。苏轼这一遭“乌台诗案”，震惊朝野，甚至内宫也有所耳闻。仁宗曹皇后病重之际念叨苏轼还在狱中，宋神宗本想为了曹太后积福而大赦天下，曹太后却不愿意，教导他说：“当初仁宗主持科举，回宫之后十分高兴的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二人。’就是指苏轼兄弟。现在听说苏轼入狱，莫非是有仇人中伤吗？况且文人吟诗，本是常情，如果一定抓住细节，罗织成罪，这不是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应该仔细审察才士，为我积福不需要赦免天下凶恶。”但妇人之言于苏轼存活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无论在哪朝哪代，有才之人始终受朝堂敬重，张方平和范镇便上书论苏轼罪不至死。改革派中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吴充便对宋神宗说：“曹操尚且能容忍祢衡，陛下为什么不能容下一个苏轼呢？”王安石弟弟王安礼也劝说宋神宗，甚至连王安石也挺身而出，直言“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二人虽政见背道而驰，但殊途同归，盼得都是国富民强，王安石也并不愿意落井下石。朝堂上争论风风雨雨，狱中的苏轼只觉得凶多吉少，他作了一首《寄子由》嘱托后事，“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宋神宗看到后大动恻隐之心，感伤苏轼才华，便从轻发落，将他贬去黄州担任团练副使，苏轼便就这样捡回一条命。乌台冤狱，就此终结，但苏轼所受到的迫害与侮辱又何尝是短时间内可以治愈的。四年后，神宗又安排苏轼去了汝州（今河南临汝），几经辗转，经过金陵，他在好友的斡旋下见到了王安石。苏轼在朋友的陪同下，前往蒋山谒见王安石，已经六十四岁的王安石也热情接待了这位曾是政敌的后辈。王安石穿了一件家常衣服，而苏轼也没穿官服，两人一见面便相视而笑，苏轼开玩笑说：“我今天是穿着野服见丞相啊！”王安石也笑着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人生十四年，两人各居别处，自汴梁相别后就从未相见。朝廷政坛也不同于往日，王安石不再是改革派的主导人，苏轼也脱离了守旧派的圈子，没了政见的束缚和立场的相对，两人相见抛却了从前的不愉快，握手言欢。他们同游多日，游览江山盛景，探讨文章学术，互作诗词唱和，甚至佛家禅道，两个人也相谈甚欢。王安石不赞同苏轼的政见，却是看好他在诗词文赋上展现的傲人天赋，他读苏轼所作《钱氏表忠观碑》，认为“绝似西汉”，“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也感慨苏轼“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叹自己“平生作诗，无此一句。”如王安石《字说》中，“坡者，土之皮也”，苏轼便回以“滑者，水之骨也”。对他在文坛的成就苏轼也毫不吝啬地给予肯定，他曾读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赞他“此老乃野狐精也”。王安石大病初愈后，再次邀苏轼作游，并且约他在秦淮河处定居。苏轼听完后很是动心，他们二人一个被贬一个赋闲，都是难以施展抱负，不被重用。再加上他并不愿意前往汝州赴任，如今听到王安石的劝说，苏轼更加动摇，并写下《次荆公韵》，“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他认为自己早应像王安石那样隐退了。后来苏轼因种种原因未能顺利买下天地，只能离开金陵，王安石还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会面虽已结束，但二人友情并未就此终止，苏轼后来还给王安石写了两封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王安石也回信“俯仰逾月，岂胜感怅。”金陵一聚，是二人最快乐的一次聚会也是最后一次聚会，仅分别一年多，王安石就病逝了。苏轼奉命起草《王安石赠太傅敕》，在制词里他给予了王安石在道德和文章上很高的评价，也直言他在学术上敢于破旧立新的精神。同年七月他看到王安石曾题在墙壁上的六言诗，感慨物是人非，心中更是悲恸，从此归耕见外，何人送我池南？风乎舞雩，是忘年之交
苏轼与王安石，虽然政坛上争锋相对，毫不避让，但在诗词文赋上却脾性相投。这句诗被苏轼看到了，苏轼连连摇头，说：“莫非王安石喝多了，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诗句呢？不通不通。”他大笔一挥，便将诗句换了个说法，“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阴。”改完之后苏轼越看越觉得自己作诗文采出众，洋洋得意而去。后来再次拜访王安石时，苏轼才得知，当地有一种鸟就叫“明月”，明月鸟专门在晚上叫唤，而且遇到有月亮的晚上它会叫得更加欢快。至于黄犬，是当地的一种虫子，它采完花蜜后就喜欢躺在花瓣中。苏轼羞愧得面红耳赤，当即就为自己的无知向王安石道歉。也有一日苏轼闲暇，便去相府拜访王安石，当时王安石正在午睡，他不好打扰便在书房等候，忽然看见案台上有纸，上面有题诗半首。苏轼见了哈哈大笑，认为王安石江郎才尽，诗做的一点不合常理。他想只有秋天才能常有西风，而西风起处，群芳尽数落下，唯有菊花能够顶秋风傲霜雪，如此菊花的花瓣怎会四处飘零呢？他提笔，在下面接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醒来后，苏轼早已离去，看到书房里他留下的两句诗，心中一晒，也笑苏轼过于狂妄，对生活观察不细便妄下结论，他决定好好给苏轼一个教训。不久之后苏轼被贬，在他临行前往黄州去担任团练副使一职时，王安石给苏东坡留下一个对联难题：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他要求苏轼给出下联。山塘，是苏州金阊门外至虎丘的一段路，大概有七里的距离，在山塘中间有一处叫做半塘，前不久苏轼路过此地，所以王安石便以地名为联，要为难他。苏轼信心满满的接下挑战，苦思冥想后却怎么也对不出满意的下联，只得仓皇认输。转眼他到黄州已一年，又逢重阳节，风大吹落菊花满地，他到后园一看，十分吃惊，原来黄州的菊花与北方不同，花瓣落了一地，枝桠上光秃秃的，早已什么都不剩。他想起了王安石曾经未做完的那首诗，此时才知自己见识浅薄。结语
乌台诗案，一方仓皇入狱，一方避隐朝堂，王安石对苏轼不再是政敌恨意，而是文人间独有的惺惺相惜和宽谅仁爱。王公感激苏轼雪中送炭，苏轼敬佩王公胸怀宽大，把酒唱和，半生恩怨已了，往后尽数坦途。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