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名字之一，在文学、诗词、书法、绘画、美食、医药等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出类拔萃、难有其二，深受人们喜爱和推崇。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曾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可是，谁会想到苏东坡却一生怀才不遇，屡受打击，甚至到了晚年还屡屡被贬，过着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甚至到了难以生存的绝境， 让多少喜欢他的人忿忿不平、扼腕叹息。那么，为什么才华横溢的苏东坡会遭遇如此难堪的境遇呢？下面从几个方面做以分析：
一是因为对改革的政见不同，遭到王安石代表的改革派的排挤打压。其实，苏东坡也是改革派，也主张要实行改革， 只不过两个人的改革思路有分歧。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请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没被仁宗采纳。
公元1061年，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参加制举考试（御试），苏轼写了洋洋洒洒的《御试制科策一道》，入三等（前二等为虚设），为大宋朝“百年第一”，所著文章得到宋仁宗赏识，称赞苏轼的文章“言简意赅、鞭辟入里、文采风流，文章、书法皆上乘之作”，回后宫给曹皇后说“朕今日又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太监王任宪就把宋仁宗赞赏的话传给了王珪（翰林学士），王珪又添油加醋传到了王安石耳朵里，由于王安石担心苏轼得到重用会影响到自己将来的改革方略， 所以就给仁宗建言，“有文采不一定有吏才，不宜留在朝廷，放外县当个主薄就够了”。
虽然御史中丞范方平、副相欧阳修极力推荐留在朝廷培养，但是，最后宋仁宗还是惋惜地让苏东坡担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就是苏东坡刚刚入士做官第一次受到新派王安石（这时候改革还没有开始）的排挤，没有留在朝廷受到重用。 到后来神宗、哲宗两朝王安石改革派受到重用后，接二连三受到排挤打压，都与政见分歧有密切关系。
（苏东坡与佛印和尚）
二是因为苏轼名气太大，遭到小人嫉恨借口推行改革而对其排挤打压。 随着仁宗、英宗相继离世，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称熙宁变法。王安石拿出“天命不足贵、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三不”勇气，大刀阔斧推行新法，由于遭到司马光、韩琪等几乎全部元老重臣的反对，王安石开始启用李定、谢景温、舒亶、邓绾、曾布、吕惠卿、章惇等支持其改革的新人，逐渐形成新党，这些人中大多追名逐利、见风使舵的小人。往往为了自己个人私利，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排挤、打压异己，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第一次对苏轼打压的是由谢景温发起的，竟然捏造事实，谎称苏轼借回乡葬父之际，贩卖私盐，后证明完全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虽然苏轼没有受到惩罚，但是，这也许应该是苏轼第一次遇到政敌的无耻打压。
尤其是吕惠卿，典型的小人一个。他深受王安石提携成为改革派的二号人物，可是在王安石失势之后，为了自己升迁，对其恩人王安石大肆攻击，甚至公布王安石和他的往来私信以离间王安石和皇上的关系，终被列入《宋史奸臣传》。这里不能不说章惇，章惇是和苏轼同年进士，还是很好的朋友，在苏轼“乌台诗案”被捕时，章惇和王珪据理力争，为苏轼说情，力谏神宗皇上对苏轼宽大处理，可谓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但是，苏轼老年被整得最惨的罪魁祸首也是章惇，哲宗亲政任章惇为相，就把苏轼一贬英州，再贬惠州，三贬儋州，基本就是要置苏轼于死地了。更令人气愤的是，章惇还对司马光毁碑扒坟，甚至要开棺鞭尸，简直是疯狂至极，完全没有一点文人的仁义道德可言。
（苏东坡雕塑像）
三是自身处事过于耿直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苏轼一生郁郁不得志，当然也有自己本身的原因。苏东坡年少得志，才华横溢，文采出众，难免会自恃才高，恃才傲物，说话刻薄，得罪周围的人。苏洵曾提醒苏轼，好酒无酒量，好友而轻信，好诗而情浓言直，迟早会吃亏的。尤其在政见不和的时候，他还经常写诗讽刺朝政，正好给反对派抓住把柄。典型的表现是在与王安石交往过程中，挤兑王安石的《字说》，什么波字、坡字、滑字、鲵字、鸠字等等，弄得王安石满肚子不快，还有就是拜访王安石时对《咏菊》一诗擅自加句，嘲笑王安石写的诗，菊花秋天开放，怎么会被西风吹落满地金哪？让王安石非常生气，认为苏轼骄傲自大，看不起自己。不过，王安石在“乌台诗案”中对苏轼是有大恩的，他从江宁上书神宗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最终使苏轼免于一死。
苏轼不仅处事耿直，还喜欢把不满流露于笔端写成诗，难免被反对派抓住把柄。“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来讽刺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讽刺禁贩私盐，“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讽刺兴建水利工程。如此行事，得罪的不仅是政敌，更可能就是一心推行改革的皇上了。与皇上政见不同，自然就处处受到排挤打压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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