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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羚羊与高铁“合影”，金钱豹带娃“遛弯”，大熊猫回了“娘家”，东北虎豹接连出镜……一段时间以来，祖国大地上的野生动物们频繁上演着寻亲访友、乔迁产子的生态轶事。
多样世界，生生不息。为这些动物精灵们自由通行和交流创造条件的，便是本版的主角——生态廊道。
近年来，我国通过生态廊道建设连通破碎化的栖息地，构建起一张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为野生动物的迁徙、繁衍提供了保障。
走进“生态廊道”
扎根塔里木河流域潜心生态研究20余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海量明显觉得，野猪、黄羊、灰鹤等早些年难觅踪迹的野生动物，现在经常可以见到了。
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廊道几经修复和补水，滋润了两岸的胡杨林、湿地，为流域野生动植物繁衍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曾经起风能吹一嘴沙之地，如今已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
在世界各地，像塔里木河流域这样受益于生态廊道的，还有许许多多。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世界各国的野生动植物专家发现，建立自然保护区能够有效保护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但如果保护区彼此分割，动物间找不到彼此，它们就可能发生局部灭绝。
“生态廊道”又称为“生物廊道”，它的作用即通过走廊的形式把若干破碎化的物种栖息地（或生境）连接起来，减少“孤岛”效应，它是濒危物种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林业行业标准《自然保护区名词术语》中，将生物廊道定义为：“连接破碎化生境并适宜生物生活、移动或扩散的通道。”
扩大和修复栖息地，增加野生动植物基因交流，减少动物近亲繁殖，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专家学者对生态廊道作用的一致评价。
记者了解到，生态廊道有多种形式，大致可以分成生境走廊和生物通道两类。生境走廊属于大尺度的生态廊道，一般要具有适宜的生境，能够让物种在其中生活、移动和扩散，还能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简单来说就是野生动物在里面能“过”也能“住”。生物通道是小尺度的生态廊道，常见的是横穿公路铁路的“高架桥”“涵洞”等。
为野生动物穿越公路修建的生态廊道，最早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实践证明，这些种植了当地植物和设有引导栅栏的通道确实发挥了作用。
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的生态廊道也是成功案例之一。资料显示，公园至今已建有6座天桥、38个地下通道，14余万只野生动物穿梭其间。动物、车辆各行其道，降低了“路杀”风险，也让科学家们进一步了解了野生动物的特征和习性。比如，黑熊、美洲狮、麋鹿学习速度快，几天就用上了生态廊道，而猞猁和狼獾则花了5年之久；食肉动物的适应速度比食草动物慢；生物廊道有助于维持灰熊和黑熊的种群健康遗传，等等。
我国的青藏铁路穿过藏羚羊往返的三江源和可可西里地区。为最大限度减少工程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青藏铁路规划之初就依据沿线野生动物的种类、习性以及地形地貌等特点，设置了33处、总长逾58公里的野生动物通道。雪域高原上，飞驰的高铁与数万只迁徙藏羚羊同行的画面震撼人心。
生态廊道为身处工业世界的人们走近生灵，探寻人与动物、大自然和谐共处之道，架起了一座桥。
连起破碎的家园
“绿孔雀啊绿孔雀，绿孔雀啊你在哪里？云烟绕，藏幽径，你是神鸟……”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召开前夕，一首原创歌曲《绿孔雀》在网上的传播，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珍惜濒危物种的关注。
目前全球共有3种孔雀，分别是绿孔雀、蓝孔雀和刚果孔雀。而绿孔雀是我国唯一的本土原生孔雀，也是最为珍稀濒危的野生动物物种之一，仅零星分布于云南的8个州市。
得知《云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提出，未来全省将推进元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普洱—西双版纳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等6条生物廊道建设，云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秘书长韩联宪笑了：“期盼很久了，生态廊道对绿孔雀生存繁衍肯定是好的，凡是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措施我们都非常支持！”
韩联宪告诉记者，元江中上游季雨林植被茂密，人类活动少，是绿孔雀的理想家园。但栖息地的破碎化，使得绿孔雀大多生活在三、五平方公里的小片区域，种群交流深受困扰。
事实上，不只是绿孔雀。栖息地破碎化是我国野生动物面临的普遍困境。2015年国家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指出：我国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严重，近九成野生动物栖息地受到影响。
西南林业大学教授巩合德在给云南省政府提交的一份建议中提出：线性工程高速公路、铁路的修建，将会使得穿越地区内动物的正常迁徙通道受阻，影响了生物间的交流，阻碍了物种传播，对整个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调查显示，适宜在低海拔热带雨林生活的海南长臂猿，有些困在了高海拔热带雨林；野生亚洲象栖息地被分割为多个斑块；259只野生大熊猫隔离分布在25个斑块中；迁徙的候鸟找不到了适合的生境……
业内人士指出，濒危野生动物因迁移受阻导致的近亲繁殖，其危害更甚于盗猎盗杀。“栖息地的高度破碎化导致小种群之间缺乏基因交流。生态廊道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把小种群重新连接，改善遗传多样性，避免小种群因为一次疾病或者自然灾害陷入灭绝漩涡。”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范朋飞说，小种群和小种群的生境如同一把大伞，生态廊道把这把大伞撑开，伞下的其他物种也能受到很好的保护。
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廊道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明确，抢救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划定并严格保护重要栖息地，连通生态廊道。
占全国陆域国土面积2.3%的国家公园，成为实践的主力军。2016年以来，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海南热带雨林等10个国家公园试点，强化典型生态系统和主要保护对象栖息地保护修复，连通生态廊道，积极解决自然保护地碎片化问题，大熊猫、东北虎豹、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加。
与此同时，各地积极优化空间格局，把生态廊道纳入蓝图。
青海省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了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生态廊道，力争通过生态廊道的管控和预留，保障野生动物栖息地之间的通畅联系。
川渝两地联合开展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以推进长江等“六江”生态廊道建设为抓手，重塑自然岸线，保持长江流域生态原真性和完整性。
广东省依托沿海滩涂和珠江、西江等重要水系，构建了“两横四纵多支多点”的珠三角地区水鸟生态廊道空间布局。未来5年内19条水鸟生态廊道构建的生态多样性保护网络，将有效维持区域生态系统安全和稳定。
建廊道有“门道”
建在哪里，效果怎样，是生态廊道建设的两大关键。国宝大熊猫守护地之一的四川，提供了经验。
“四川是大熊猫主要分布区，栖息地破碎化的小种群也是最多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介绍，经过数十年各界人士的努力，大熊猫从“濒危”转为“易危”，但栖息地破碎化问题严重。仅岷山一带，大熊猫数量少于14只或10只以下的小种群就有十来个。
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后，四川在岷山山系、邛崃山系和凉山山系，自北向南规划了9条生态廊道。杨志松告诉记者，开辟生态廊道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以凉山小相岭山系的拖乌山生态廊道为例。这一带是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根据资料显示，该区域大熊猫种群已经大幅度下降，专家认为如果缺乏基因交流或者外来个体补充，这里的种群在80年内会趋于灭绝。拖乌山生态廊道，成为连接小相岭山系“公益海”和“石灰窑”两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的关键。
茫茫林海，如何确定这座“鹊桥”的位置？
杨志松介绍，研究人员首先要根据长期野外监测数据，评估大熊猫栖息地质量，确定栖息地斑块，其次，分析干扰动物穿越的因子，如国道108线，天然林采伐、放牧、挖药等人类活动，之后，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确定生态廊道的位置。
为了给拖乌山廊道的建设提供有效数据支撑和建议，研究人员布设了102台红外相机进行长期监测。结果表明，放牧是最严重的人为干扰因素，占比达89.7%。其中，黄牛和羊的干扰来自石棉县；耗牛和马的干扰主要来自冕宁县；干扰集中在廊道的西北部，7月和11月最严重。这些监测结果为廊道建设和管理提供了重要支撑。
当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们穿过拖乌山生态廊道设计区域时，杨志松等大熊猫的守护者们有理由相信，该处廊道设计是科学的，将为大熊猫的交流带来福音。
目光转向深圳。
车水马龙的超大城市，过街走天桥稀松平常。不过，深圳大鹏新区的这座“天桥”，使用者可全是野生动物。
去年4月，深圳首条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廊道——大鹏新区“排牙山—七娘山节点生态廊桥”投入使用。项目建设面积132公顷，廊桥跨度60米、宽50米，服务以豹猫为代表的大鹏半岛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野生动物。
“在这之前，坪西高速公路将排牙山和七娘山两大生境斑块隔断，导致深圳东部绿廊无法贯通。很多尝试到山那头的野生动物遭遇了'路杀’。”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鹏管理局林业科科长翁洪明告诉记者。
按照《深圳市大鹏半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廊道网络体系。保证大鹏半岛南北向连通的7号节点排牙山—七娘山生态廊道，率先动工。
这样一座人工桥，如何让野生动物爱走，愿走？
“关键要融入周边环境，形成适宜野生动物迁徙觅食的生境。”翁洪明介绍，大鹏新区参考了大鹏半岛自然植被结构，实施了地形整理、植被恢复、林相改造等工程。同时，对桥两侧栖息地优化改造，营造了更丰富的湿地系统，使生态修复节点周边环境与廊道生境保持一致，引导野生动物利用生态廊道通行。
豹猫、野猪大摇大摆地穿梭溜达，黑耳鸢、夜莺惬意地觅食和洗澡，斑腿泛树蛙、黑眶蟾蜍产下了小宝宝……运行一年多来，廊道已成功吸引了哺乳类、爬行类和两栖类的40余种野生动物的光临，在各大媒体火速“出圈”。
“排牙山—七娘山节点生态廊桥连通了生态断点，保证了两大斑块之间物种的迁徙和基因交流，对维持生物多样性、保障深圳市生态安全意义重大，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研究中心的专家给予了充分肯定。
探寻未来之路
国庆节期间，南京市第一中学的甜甜老师在蚂蚁森林每日“最新动态”推荐栏目，观看了一个滇中地区生态廊道介绍小视频，看着志愿者们顶着风雨精细呵护山坡上一棵棵小树苗，甜甜感慨地说：“原来修复一个生态廊道这么不容易。”
线上，关于生态廊道的宣传如火如荼；线下，关于如何建设好生态廊道，进一步扩大栖息地的探索和思考同样在持续。
从需求出发，是专家们的共识。
“生态廊道能把孤立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或自然生态系统连接起来，是解决土地紧张、野生动物栖息地不足，让濒危野生动物突破隔离和安全迁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种有效做法。”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海南大学教授杨小波博士说。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面积有4400余平方千米，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地被公路、人工林、村庄等分割成了许多斑块。要有效地保护这里的野生动物，需要科学地建设好生态廊道。”杨小波认为，建设生态廊道要明确为谁服务，是面向某一特定物种的专用廊道，还是大部分野生动物都能使用的广谱型廊道。同时，廊道建设涉及方方面面，空间位置、植物种类的选择、物种的迁移习性等等，需要不同专业的专家集思广益。
今年夏天，一群亚洲象说走就走的旅行，深深牵动着人们的心。这场野象迁徙记，见证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但无法回避的是，栖息地破碎化仍然是亚洲象保护中的痛点。目前，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老挝北部3省共建133平方公里联合保护区，保障了亚洲象跨境种群交流安全。
西南林业大学教授巩合德认为，亚洲象的活动区域非常大，经常跨地市甚至跨国迁徙，他建议建立大尺度生态廊道。从区域生态学考虑，开展连续流域和山脉的区域层面、国家层面的大型生态廊道建设，加强区域生态系统连通性和完整性，整体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大型廊道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省际乃至国际合作。要统筹考虑生态保护和生态廊道建设。建设生态廊道时，应注重与生态保护基础和规划统一融合。
“生态廊道建设普遍存在系统性不够的问题。”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指出，从规划建设到监测评估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以长期的科研监测为依据。目前，大部分都是零散的项目，整体统筹、系统谋划亟待加强。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项目科学主任靳彤谈到了“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她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要尽可能让当地老百姓参与进来，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让老百姓在生态廊道修复、森林管护中获得收益，在绿水青山中找到金山银山的转换路径，“不考虑当地老百姓在这里面的生活需求和发展，是持续不下去的。”
这些年，TNC等公益机构充分发挥了黏合剂的作用，组织社会各界力量守护栖息地，保护生物的多样性。靳彤告诉记者，她的团队做了许多微观尺度的栖息地生态廊道修复工作，但她同时强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现在还没被破坏的栖息地保护下来，而不是等破坏了才去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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