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籍记载，我国的造船历史绵亘数千年，早在远古就已开始。
从古书《世本》载：“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和《淮南子》：“見窽木浮，而知为舟”的这两段记载，说明了远古先民认识漂浮现象后，已知选择浮性良好的自然物体，作为渡水的工具。舟船形成之前，原始的渡水工具有葫芦、皮囊、筏和独木舟。独木舟因有“容人之量”，也有干舷结构，严格来讲，在独木舟问世后，才算是出现了船。
河姆渡陶舟
独木舟的问世是渡水工具的重大突破。它不仅可适应载重量的增减，还能承受一定强度波浪的冲击。
独木舟出现的年代，按中国多种古籍的记载，最早出现在炎黄时代。然而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船的痕迹。河姆渡遗址，发掘到了桨以及陶做的舟。
舟船的发展到了夏、商、周三代时有了进一步的演进。夏朝，中国社会于此时进入了青铜器时代。青铜的使用，使得各式器皿、武器和生产工具愈加完备。坚韧而锋利的青铜工具代替了石器，对造船技术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助益。
从古书《竹书纪年》中提到了夏朝第九代帝王帝芒，曾“东狩于海，获大鱼”，这是一次帝王出海狩猎的纪录，乃是国之大事。古代帝王出狩，随从众多，由此推测当时船队规模必定不小。既为帝王和百官乘坐的船只，其安全性必有较高的要求，这也显示夏代的造船技术已比远古时期进步了许多。
殷商时期，船史的发展有重大突破，就是“木板船”的问世。殷商甲骨文字中已有“舟”字，写成，象形文字。从字形上推断，它已不是独木舟，而是由数块木料组成，形制为用纵向和横向构件组成的木板船。周武王伐商纣时就用到战船。
而《史记》更提到此役，如此众多的人数只用四十七艘船舶运送，且当时处于战争状态，渡河时想必是非常迅速，这说明此四十七艘船舶除了船体要大且有相当载重能力外，更要有一定的航行速度，才能迅速的完成运输的任务。
《史记·周本纪》
由上述可知，商朝时已经有较大型的船只出现，用途较前广泛，甚至可用于战争了。在造船技术上，想必有所提升，因为战争使用的船舶，定要比一般的船舶更加坚固和迅速。
西周时期，船舶的使用范围更广泛。《毛诗》记载周文王迎亲云，其中“造舟为梁”，是指连船为桥，即今之浮桥。
这是中国以舟搭浮桥的最早记录。在《尔雅》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可知不同身份的人，所乘的船舶都不一样，天子用船搭浮桥，诸侯并联四舟，大夫并二舟，士单舟，而庶人乘筏。
《尔雅·释水》
这显示西周时制定按官阶和身分等级搭船的制度。
《礼记·月令》
由于政府对船舶需求殷切，因此西周时期出现主管船舶的官员，称为舟牧。《礼记·月令》说明检騐天子所乘船舶的安全性，为舟牧的主要职责，这样的工作类似于今天的船舶检验机构和验船师的职责。这也显示造船业的发展，又向前跨了一步。
春秋战国时期的造船业
西元前770年至前221年是中国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此时期中国进入使用铁器的时代，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铁器制造业逐渐成为当时手工业的重要部门，分工也愈加细密。除了官方冶铁工场外，到了春秋末甚至出现民间的冶铁作坊，并且掌握了一定程度生铁的冶铸技术。铁制斧、凿、锯等工具的使用，也使此时期的造船技术迅速发展，船舶使用的数量和范围日益扩大。
因为航道的不同与用途不同，船舶的类型已经开始分化。民用、官用甚至军用的船舶都不一样。民间方面，主要是以效率为先，一般来说注重提升速度，航程多用于短途。官用和军用船舶，一般有运粮要求，长途跋涉，排水量巨大，航程极远，质量要求也远超民用。另外，供皇家出门的用船也有讲究，比如说皇帝就要乘坐艅艎。
成都春秋战国大型船棺墓群
把战船取名为“翼”，就是形容它行驶时如飞翼之快。从青铜器上的船型纹路，可以一窥当时军用船只的造型。
战国时期开始使用风帆作为船舶前进的动力，风帆的出现是船舶发展史上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风帆是利用自然界的风作为动力，风力和以往人力最大的不同，是它能克服人力的侷限，打破体力的限度。风帆的使用使船舶速度和航区大为增加，更推动了大型船舶的问世和贸易的发展。风帆始于战国时代。此外，从河北省平山县发掘出土的战国的随葬船，可发现许多铁箍，显示战国时代已懂使用铁箍联拼船板。
战国船棺
造船场所方面，出现官营的造船场。由于当时各诸侯国的兼并战争频繁，在江南的水战则须运用船舶当作战具，因此当时较大的诸侯国都有官办的造船业，其中尤以齐、楚、吴、越最盛。各国造船场的名称也都不一样。
如吴国称为“船宫”，位在欐溪城，《越绝书》载：“欐溪城者，阖廬所置船宫也。”即在今江苏无锡梁溪河北岸。越国称为“舟室”，位于会稽城北五十里处，《越绝书》载：“舟室者，句践船宫也，去县五十里。”官方所造船舶主要用于战争、运输和君王游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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