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四书
“四书” 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四部先秦典籍， 这是南宋朱熹为重新建立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而确立的新的经典体系。 朱熹是一位非常有眼光的人， 他对“四书” 的选定即体现了他高远的见识。 因为这是一个便于学习而且非常有利于心性修养的经典系统，朱熹自己说： “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 如《大学》、《中庸》、《语》、《孟》 四书， 道理粲然， 人只是不去看。 若理会得此四书， 何书不可读？ 何理不可究？ 何事不可处？ ” (《朱子语类》 卷十四)就《五经》 而言， 其所言在事、 在理、 在情、 在礼， 而《四书》 则是圣贤发自心灵的声音。《元史· 儒学传》 记许谦说：“学以圣人为准的， 然必得圣人之心， 而后可学圣人之事。 圣贤之心具在《四书》。” 因而明代大儒薛瑄就高度称赞《四书》 的选编说： “周、程、 张、 朱， 有大功于天下万世， 不可胜言。 于千余年俗学异端淆乱驳杂中， 剔拨出《四书》来， 表章发明， 遂使圣学晦而复明， 大道绝而复续， 粲然各为全书， 流布四海， 而俗学异端之说， 自不得以干正， 其功大矣!” (《读书录》 卷五)。《四书》 原本的次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 后来刊刻本因《大学》、《中庸》 量小， 篇页无多， 并为一册， 于是把《中庸》 移到了《论语》 前。
第一节 《大学》 与《中庸》
《大学》、《中庸》 是从《礼记》 中剔选出来的两篇论文。《礼记》 收录很杂， 像这两篇应当属于七十子后学的作品。 这是《礼记》 中最精彩的两篇， 最能体现儒者的大怀抱与大气象。 故汉代人拈出了《中庸》， 北宋人拈出了《大学》， 到朱熹则合编为《四书》， 元代定为教材之后， 便成学生必读之书。《大学》 都是有关修身的， 故清代康熙皇帝说：“《大学》《中庸》， 俱以'慎独’ 为训， 是为圣贤第一要节。”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 )。《大学》 讲外王， 《中庸》 讲内圣， 其核心不外乎“修己治人” 四字。
1、 大学： 自我实现之路
《大学》 的作者， 自古无传， 宋儒程子以为是“孔氏之遗书”。 朱熹编于《四书》， 并将它分为经、 传两部分， 以第一章为“经”， 以为是“盖孔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 下面的十章则为“传”， 是“曾子之意， 而门人记之也。” 并且认为“旧本颇有错简”， 故“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 别为序次”。
所谓“大学”， 主要是针对“小学” 而言的。《大戴礼记· 保傅篇》 说：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 学小艺焉， 履小节焉； 束发而就大学， 学大艺焉， 履大节焉。”《尚书大传》、《白虎通· 辟雍》、《公羊传· 僖公十五年》 等， 都有类似的记载， 虽然各书所言入小学、 大学的年龄不大一致， 但有一点则是一致的， 就是对于大学意义的理解。 分别言及了大学“学大艺”、“履大节”、“学经籍”、“业大道” 等， 自然所言的都是“大人之学”， 是成人进入社会、 展示人生的大道理、 大学问。 故《学记》 说： “九年知类通达， 强立而不反， 谓之大成。 ……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 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 此大学之道也。” 由此可见古之所谓大学的意义。《大学》 正是一篇谈古代大学精神的经典之作。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 即以高远的识见，博大的胸襟， 勾勒出了一条人生自我实现的目标和路线， 即由内圣而走向外王的治平之路。
其第一章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 事有终始。 知所先后， 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 否矣。 其所厚者薄， 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
这就是朱子所谓的“经”， 前人有“三纲六证八目” 之谓。 所谓“三纲”， 即明德、 亲民、至善。 所谓“六证”， 即止、 定、 静、 安、 虑、 得。 所谓“八目”， 即格物、 致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三纲” 是大学的宗旨， 也是一个宏大的人生目标。 所谓“明德”， 就是“大德”、“光明之德”，“明明德” 就是彰显自己“光明之德”， 使之普照众生。 所谓“亲民”， 就是“新民”(亲、 新通用)， 是指化民向善， 在道德教化之中使百姓不断表现出新的道德风尚与精神面貌。所谓“止于至善”， 是指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 什么是“至善” 的境地呢？ 这就是“为人君，止于仁； 为人臣， 止于敬； 为人子， 止于孝； 为人父， 止于慈； 与国人交， 止于信。”
“三纲” 的提出， 是建立在“六经” 所给予的道德价值与理论基础之上的， 是以古之圣贤高大的群体形象为背景的。 这抽象的人生目标， 正是从尧、 舜、 禹、 汤、 文、 武、 周公等圣贤鲜活的形象中概括归纳出来的。 因此《大学》 在解释“明明德” 时， 举了尧王的“克明俊德”， 又举了文王的“克明德”。 在解释“亲民” (新民) 时， 列举了成汤“日日新， 又日新”的追求， 又举了周公“作新民” 的教训。 在解释“止于至善” 时， 则举了《诗经》 与孔子之言。 这个人生宏大的理想， 渗透着“人皆可以为尧舜” 的理念。 无论什么人， 都可以在自己的努力之下， 实现这个人生理想， 并将人生的境界体现于不同层次。 在这个目标的设定中，物质利益追求与一切个人自私的打算， 被彻底丢弃在一边， “立德万世”、“泽被万民”、“道德至上” 等关键词， 完全占有了心灵的空间。 这作为一种精神， 高扬着人类向善的极限， 引领着人类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由此我们看到了古代教育的崇高目标， 看到了古代“大学精神” 的伟大与辉煌。
为了实现“三纲” 的宏大目标， 《大学》 于内提出了“止、 定、 静、 安、 虑、 得” 六字心诀， 于外提出了八个步骤。 这六字心诀即所谓“六证”， 即： 知道要达到的境界(止) （信仰和理想是人生的方向，然而只有智者才可定向，很多人则是盲目的，或未知的，或错误的。）， 就能够志向坚定(定) ， 志向坚定就能免去浮躁而内心沉静(静) （初心不改，笃定前行）， 内心沉静便能够面对现实而气定神安(安）（不受诱惑，不左右摇摆）， 然后才能够沉心思虑（虑）（淡泊明志，心无旁骛，行以致远）， 才能有所获得（得）。 这是一个心理上的路线与阶梯， 也是实现宏大目标的心理基础。
实现这“三纲” 的八个步骤， 首先是“格物”。 关于“格” 的解释分歧多多， 或训“至”，或训“来”， 或训“感”。《一切经音义》 卷二十二引《苍颉篇》 说：“格， 度量也。” 看来“格物” 就是度量、 考究事物之理的意思。 也是就面对事物本身而进行分析、 推究， 这是获取正确认识的基础。 其次是“致知”， 即获取真知， 了解到万事万物本来之理。 用朱熹取程颐的话说：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于理有未穷， 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 始教， 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 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三是“诚意”， 即诚心诚意， 对人对己， 都没有半点欺诈。 这是自修的开始。 用《大学》的话说：“所谓诚其意者： 毋自欺也， 如恶恶臭， 如好好色。” 在这里《大学》 提出“君子慎独” 的概念。“慎独” 就是在人所不知而己独知的情况之下， 也要谨慎从事而无一丝苟且。就像有“十目所视， 十手所指” 一样， 暗地苟且之事是无法掩盖的。 只有诚实了， 才能端正心思。 其四是“正心”， 就是要把心放正， 戒除歪心眼， 这是自修的第二步。 用《大学》 的话说： “身有所忿， 则不得其正。 有所恐惧， 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乐， 则不得其正。 有所忧患， 则不得其正。” 如心不端正， 为邪念所困扰， 其结果就会“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食而不知其味。” 只有把心放正， 才能进而端正自己的行为。 其五是“修身”， 即检点自己的行为， 纠正感情用事的偏差， 要求合于礼的规范， 这是自修的完成。 自己行为端正了，才有可能治理好一个家。 其六是“齐家”， 即治理好家庭， 使一门之内和睦安宁， 父慈子孝。只有家齐才能国治， 即《大学》 所云： “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 无之。”“一家仁， 一国兴仁； 一家让， 一国兴让； 一人贪戾， 一国作乱……尧舜帅天下以仁， 而民从之。 桀纣帅天下以暴， 而民从之。(现代则是，民选君，君不正带来的危害，人民有其选择的责任。依靠人民，教育人民。) 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从。 是故君子， 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凡事要从自身、 自家做起。 第七是“治国”。 这里的国是指封建之国， 与现在意义上的国家不同。 第八是“平天下”， 即使天下平定安宁。 这是儒家最高的人生目标。 但这目标的实现还在自身。“上老老， 而民兴孝； 上长长， 而民兴弟； 上恤孤， 而民不倍。”（上确实有巨大的影响力，上如风，民如草，一段时间混斗，一段时间腐败，与上有关，但亦有人“隐”而避世。）这 “八目” 构成了一条人生自我实现的阶梯， 只要认真地去履行， 便可以获得成功。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大学》 的目标是培养以天下苍生为怀包括帝王在内的圣贤， 是要剔除每个受教育者身上那种自私自利、 目光短浅的小家子气与庸俗气， 成就天下大材。 即便是不能实施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也应该在自己从事的事业与自己所在的位置上做到“至善”。 这种教育实际上是理想教育、 道德教育， 是培养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 而不是教给人谋生的技术、 谋财的手段。第二、 在这种教育系统中， 最关键的一环是“修身”， 故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而修身最核心的问题是道德。 所以在通篇文章中都在强调一个“德” 字，如云“道得众则得国， 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财， 有财此有用。” 世俗之人在理论上都知道“德” 对于一个人立身的重要性， 可是一旦有金钱诱惑， 便把持不住。 故《大学》 又特强调说：“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 为政者如果看重“财” 而轻视了“德”， 那就会“争民施夺”， 与民争利而施出劫夺的阴招。 但要明白，“财聚则民散， 财散则民聚”。 财富聚敛起来之日， 也就是失去民心之时。 当然对于金钱来说，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但君子爱财， 求之有道。“生财有大道， 生之者众， 食之者寡， 为之者疾， 用之者舒， 则财恒足矣。” 同时， 对于金钱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仁者以财发身， 不仁者以身发财。”“以财发身” 就是以财物成就自己的德行与事业， 即所谓“散财得民”。“以身发财”， 就是把自身作为工具， 把钱作为目的。 同时《大学》 中提到的“君子慎其独”、“富润屋， 德润身” 等等， 都是关于道德修养的。 道德为修身之本， 修身为治平之本， 这种逻辑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中国文化一直存在一种偏见，把财作为一种肮脏的东西，谈财就庸俗，就自私，就贪腐，而骨子里却一切为了财，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喝穿，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极其虚伪。旧政府长期以来，不是领导人民创造财富，而是变法压榨、盘剥人民的财富，不是为民为公集聚财富，而是自己贪得无厌，朱门酒肉臭，以致不敢言财，忌财，弄得国空民穷。不爱财、贫穷、安贫乐道不是社会主义道德。）
宋真德秀《大学衍义序》 说：“为人君而不知《大学》， 无以清出治之源； 为人臣而不知《大学》， 无以尽正君之法……此书所陈， 实百圣传心之要典， 而非孔氏之私言也……盖自秦汉以后尊信此书者， 惟愈及翱， 而亦不知为圣学之渊源、 治道之根柢也， 况其它乎？ ……《大学》 一书， 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 本之则必治， 违之则必乱。” 这代表了古人对《大学》 意义的认识。（古代政治教科书）
2、 中庸： 通向内圣之路
《中庸》 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孔伋(前483年-前402年)，字子思，鲁国人，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大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岁。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孟子求学于子思的门人，《孟子题辞》则称孟子是子思的学生。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受儒教祭祀。） 七十子之后， 在战国儒家学者中， 最早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是子思。 关于子思的生平及著述， 《史记· 孔子世家》 中仅曰： “孔子生鲤， 字伯鱼。伯鱼年五十， 先孔子死。 伯鱼生伋， 字子思， 年六十二。 尝困于宋。 子思作《中庸》。” 孟子曾称鲁穆公尊礼子思， 《汉书· 艺文志》 云其曾为鲁穆公师。 钱穆先生据以考证， 说他当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前后（前 483 年）， 卒于鲁穆公五年（前 403 年。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子思生卒考》， 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艺文志》 著录有《子思子》 二十三篇。 梁朝沈约曾见过此书， 指出“《中庸》、《表记》、《防记》、《缁衣》， 皆取《子思子》” (《隋书· 音乐志》 引，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228 页) ， 而这几篇皆见于今本《礼记》 中， 这为我们研究子思的思想提供了依据。 更值得庆幸的是， 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的发现， 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可靠、 更充足的资料。 郭店楚简中有《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 李学勤先生认为应属于《子思子》 (《郭店楚简研究· 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中国哲学》 第二十辑，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子思子》 同其它子书一样， 不一定是子思一人的手笔。 应当看作是子思一派的著作。
在子思的著作中，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庸》。 在《汉书· 艺文志· 六艺略》 中，礼类有《中庸说》 二篇， 说明汉代就有人将《中庸》 从《子思》 一书中提取了出来， 单独加以注释发挥了。《隋书· 经籍志》 中著录有戴颙《中庸传》、 梁武帝《中庸讲义》， 到宋儒对此更是赞誉有加， 认为“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 子思恐其久而差也， 故笔之于书， 以授孟子”（朱熹《四书集注》 引程氏说）。
“中庸”， 据朱熹子程子说：“不偏之谓中， 不易之谓庸。 中者， 天下之正道， 庸者， 天下之定理。” 就是说： 中庸是不偏不倚、 不可更易的中正平常之道。 在儒家的理论中，“中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也是一种极高的道德精神。 所以孔子一则说： “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 再则曰：“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 三则曰：“君子依乎中庸， 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中庸》 则是一篇关于中庸问题的专门论述。《大学》 多论德，《中庸》 则谈道；《大学》 讲“明德”“新民”， 《中庸》 讲成己成物。 因而《中庸》 比《大学》 要深奥难读。
《中庸》 首章说：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 不可须臾离也， 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这一章是全书的总纲领， 也是儒学的总纲领。 尤其首三句， 更为重要。 中庸之道本之于天， 原之于性。 天是性的本源， 性是道的根据， 道是教的根本。 人性表现而为行为， 即是道。 这意味着道即含摄于人性之中。 这是一个根本， 也是一篇理论的逻辑起点。 由于道与性的表里关系， 因此道便成为人不可须臾离身之物。 而道的本质则是“中和” ， 天下之根本是“中” ， 天下之达道是“和” ， “中和” 使天地间充满生机。 而这“中和” 就是“中庸” ，就体而言是“中庸” ， 就用而言是“中和” 。 因此在这一章中就提出了三个关键词： 率性、修道、 中和。 “率性” 言道之出于天而不可易， “修道” 言道之备于己而不可离， “中和”言道之为用而不可忽。
以此为纲领， 《中庸》 中重点谈到了三个问题。 第一是“中庸” 的问题。 中庸之道极简单， 极明了， 而却极难做到。 原因是“知之者过之， 愚者不及” ， “贤者过之， 不肖者不及” 。 论其浅近， 则“造端乎夫妇” ， 这是最基本的， 人人都能知、 能行的， 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 论其高远， 则“察乎天地” ， 合天地并列， 赞天地化育， 博厚高明， 无所不载，无所不覆， 如四时错行， 如日月代明，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 但这个“中” 字最难把握。 舜能“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 颜回“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 ， 因此而成就了他们的圣贤地位。 更多的人则是“遵道而行，半途而废” ， 不能坚持。 这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外在的物质利益的诱惑和干扰，使人迷失于现实的迷雾之中， 而不知道在何方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现在很多人把中庸理解为调和、 折衷， 没有立场的， 不讲原则，可以说是墙头草， 随风倒。 其实这是大错而特错的。 《中庸》 第十章说：子路问强。 子曰： “南方之强与？ 北方之强与？ 抑而强与？ 宽柔以教， 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 君子居之。 衽金革， 死而不厌， 北方之强也， 而强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 强哉矫！ 中立而不倚， 强哉矫！ 国有道， 不变塞焉， 强哉矫！ 国无道， 至死不变，强哉矫！ ”
“强” 是君子抵抗政治、 社会的压力与诱惑， 坚守中庸之道的一种表现形式。 但强却有不同的表现。 坚持和谐而却不同流合污， 不管国有道还是无道， 自己都能坚守中道而不偏倚，这才是真正的强。 也是对中庸的坚持。
第二是“修道” ， 即“道不可离” 的问题。 为什么要“修道” 呢？ 因为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之下， 人最容易偏离道的方向而误入歧途。 “道不远人” ， 是人的行为自己偏离了道。 只有“修身以道” ， 才能保持身与道的联系。 “君子之道本诸身” ， 行道也就像行远路、 登高山一样， 都要从自己脚下开始。 这样自身保持与道的联系与合一， 就非常重要。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 。 因此“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 不能不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 坚持道德实践。 “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愿乎其外” 。 “在上位， 不陵下， 在下位， 不援上” ， “正己而不求于人” ， “施诸己而不愿， 亦勿施于人” 。 在这里， 《中庸》 又特别提出了三德、 九经的概念。 “三德” 即知、 仁、 勇， “知斯三者， 则知所以修身” 。 “九经”即“修身也， 尊贤也， 亲亲也， 敬大臣也， 体群臣也， 子庶民也， 来百工也， 柔远人也， 怀诸侯也” 。 而其关键是修身， “修身则道立” 。 鬼神在冥冥之中监察着人的行为， 因而必须诚心向道， 不可欺诈。 “诚者， 天之道也； 诚之者， 人之道也。 ” 诚心向道， 则必学习，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
第三是“至诚尽性” 的问题。 道本于天， 原于性。 但现实社会中， 在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诱惑下， 许多人失去了本性， 失去了天良， 自然也失去了道。 唯有真诚才能使人明白道，唤苏本性。 诚是什么？ 就是自己向外的真实呈现。 人只有在自己的真实呈现中， 才能完全显露本性。 而这本性本是来自于天， 是由天所命的， 在这种认识之下， 人与天、 人与万物、 万物与天， 在源头上都绾在了一起。 天之命、 人之性、 物之性皆备于我之性中了。 故《中庸》说： “唯天下至诚， 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 尽己之性，尽人之性， 尽物之性， 就可以与天地参合， 达到道的最高境界。 天地万物皆是因诚而有， 而这“诚” 本身又是仁的呈现， 诚者成也， 是天地仁慈而造就了万物。 故《中庸》 说： “诚者自成也， 而道自道也。 诚者物之终始， 不诚无物。 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 仁也； 成物， 知也。 性之德也， 合外内之道也， 故时措之宜也。 ” 这就是说： 天地万物无非成于一个“诚” 字。 诚本于心， 道本于理。 诚是事物的开端， 同时也是归宿， 没有诚也就没有了事物。 对人而言， 诚不只是成就自己， 还能成就事物。 仁存于内则“成己” ， 智发于外则“成物” ， 而这“仁” 与“智” 都是源自本性的。 故而“至诚尽性”就成了大道之行的前提。 只有至诚尽性， 体悟到天地之道的“博也， 厚也， 高也， 明也， 悠也， 久也” 。
《中庸》 中提出的如命、 性、 道、 诚诸命题， 成了宋明以降儒学的重要命题。 但《中庸》的目的并不是论证性与命、 道、 诚的关系问题， 而在于成就圣人， 确立君子内在精神修养的目标。 于是“修道” 便成了一个核心问题。 故文章一再对君子的精神状态进行描绘。 如说：“君子之道费而隐” 、 “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 “君子居易以俟命” 、 “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 致广达而尽精微， 极高明而道中庸” 等。 同时又一再展现圣人的博大精神气象， 如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 发育万物， 峻极于天。 优优大哉!” “仲尼祖述尧、 舜， 宪章文、武， 上律天时， 下袭水土。 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 无不覆帱， 辟如四时之错行， 如日月之代明。 ” “唯天下至圣， 为能聪明睿知， 足以有临也……溥博渊泉， 而时出之， 溥博如天， 渊泉如渊。 ” 这实际上是展示了两个不同层次的精神境界， 以作为人生修养追求的目标。 要达到这个目标， 道路只有一条， 这就是“诚” ， 由诚而复性， 而明道， 而至于道。 最终“成己” 、“成物” ， 完成人生的自我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讲， 《中庸》 与《大学》 又是相表里的， 一个通向“内圣” ， 一个走向“外王” ， 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崇高理念与宏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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