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婴筑城之说，是学术定论还是历史谎言？陈婴、章文筑城之说绵延至今，可否采信？正史所无而方志、谱牒断言的罗珠筑城新说，又能否扭转前论？究竟是哪一年、又由谁主持修筑了南昌第一座古城？在南昌频频以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自居的当下，这座城市真正的生成史，却依然是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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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古城区地图鲜明地标示了南昌的几大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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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现存最早的南昌地方志书万历版《新修南昌府志》云，南昌城为汉灌婴所筑，但与灌婴联系至深的“豫章”，因为历代归属九江郡、淮南国之变迁，引来后人对灌婴定南昌、筑南昌城的质疑。
章江南面有荒城，千载犹传汉将名。
狐宿断垣春草合，鸦啼古堞暮烟平。
风云暗想精灵聚，茅土长垂竹帛荣。
犹有离离霜树后，还如赤帜绕行营。
荒城，断垣，啼鸦。乱草漫舞，霜树如帜。600多年前，江西状元诗人曾棨步履蹒跚，行走在豫章古城的故道上，念天地之悠悠，发思古之幽情。一首《灌婴城》，道尽了古城的破败苍凉与铿锵不绝的英雄回响。
在曾棨及其同时代的大多数史家文人心中，南昌城兴于初汉，而筑于灌婴。是以，城虽南面而荒，将军之名千年犹传之。
不独明与清，遍观当下南昌城，东有灌婴路、灌城度假村，南则有灌城文化广场，民间与官方论及南昌城市史时更是言必称灌婴——名闻天下的灌大将军、汉颍阴侯，俨然已成为南昌铁板钉钉、毫无争议的开城拓土的先驱。
然而，当我们抛却人云亦云的消极方式，以审慎的态度接近历史时，一个事实矛盾、理论牵强的“灌婴筑城说”逐渐呈现，而古已有之的“陈婴筑城说”、“章文筑城说”迎面走来，新起的“罗珠筑城说”甚至有扭转前论之势。
哪一年？又是由谁主持修筑了第一座南昌古城？在热衷挖掘历史文化以期打开城市新格局的当下，位居吴头楚尾、粤户闽庭，肩负“昌大南疆”使命的南昌，再也不能让自己的城市生成史、发起史成为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
灌婴筑城，一个历史的大谎言？
灌婴筑豫章城，自汉迄今，流传至广。
灌大将军，本为秦末贩卖丝绢的小商人，随刘邦转战各地，陷阵却敌，以英勇善战闻名天下。刘邦即帝位后，曾任车骑将军，封颍阴侯。汉文帝时任太尉，总揽天下军务。
灌婴筑城之说始出于《史记》、《汉书》之文。《史记·灌婴传》云，汉高祖五年（前202年），灌婴参与垓下之战，率军五千追杀项羽，至乌江，项引颈自杀，军士共得项羽。之后，灌婴率军“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汉书》说法与此相同。
司马迁后，最早将灌婴“定豫章”与“筑豫章”结合的是南朝刘宋时的江西文人雷次宗，他在《豫章古今记》中谈及南昌古城时说：“至汉高五年，颍阴侯灌婴追灭项羽，遂定江南，是年始立为郡，郡城即灌婴所筑。”他并论道：“郡城灌婴所筑，周回十里八十四步。六门，一曰南门，二曰松阳门；西二门，一曰昌门，二曰皋门；东北各一门，门以东、北为名。晋太康中，太守范宁更开东之北，以为东北门，以对皋门；又西之北为西北门，以对松阳门，今八门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也说：“汉高祖六年，始命灌婴以为豫章郡治，此即灌婴所筑也。”
据此说，灌婴定豫章后即开始筑南昌城，时间为公元前202年或前201年。南昌“灌婴城”、“灌城”之名亦由此而生，灌婴也由此被奉为南昌的城隍爷、城隍菩萨。而“灌城”的具体位置，江西当代学者宗九奇等人在分析《水经注》等史料后认为，当在青山湖区湖坊镇黄城村附近。
但“灌婴筑城说”在宋代起即频遭质疑。南宋学者赵与时在其《宾退录》中明确提出，“灌婴踪迹未尝到江南”，所谓灌婴筑城，完全是“凿空著书，可付一笑”。他还引黄庭坚的外甥、南昌进士洪刍的《豫章职方乘》的话予以佐证：“灌婴在汉初定江南，故祀以为城隍神，今江西郡县城隍多指为灌婴，其实非也。”
而倾30年之功研究南昌地方史的本土学者张启予，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灌婴筑城乃是一个历史谎言”。
其一，《史记·灌婴传》虽然讲了灌婴“遂定吴、豫章、会稽郡”，但《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仅记其“入汉，定三秦，食邑。以车骑将军属淮阴，定齐、淮南及下邑，杀项籍”之功，而对于渡江平江南这么大的事情未提及，反在论陈婴的功劳时，称其“定豫章、浙江”。所以，单凭《史记》、《汉书》等正史无法断定灌婴筑城。
其二，西晋杜预在注解《左传》时，便有豫章“在江北淮水南，盖后徙在江南豫章”之说，若灌婴所定之豫章地名，此时仍在淮水之南而未转移至如今之南昌的话，则《史记·灌婴传》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自可前后印证，而灌婴便根本没来过南昌，又何来筑城之举？
其三，现今南昌所传与灌婴有关的三处行迹中，洗马池之名，并非得自“灌婴饮马处”，而得自于北宋朝在朝廷任太子洗马职的南昌人李虚舟；今天的系马桩，直到晚清才出现于南昌的地方志书中，说它是当年灌婴系马处，显然牵强；至于世传之灌婴墓，更为可笑，早在明清时期，学者便或云“墓久废无考”，或云“婴卒长安，不应葬此”。
“灌婴筑城证据不足，疑点重重，古今后人反为他杜撰行迹，甚至修建灌城文化广场、命名灌婴路，实在是贴错了标签，岂不谬哉！”张启予笑道。
陈婴筑城，此“婴”彼“婴”争到今
豫章筑城，非此灌婴，何人可待之？
同样是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司马迁在记堂邑安侯陈婴时云：“以自定东阳为将，属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渐，自立为王壮息。侯，千八百户。”
何以同一份“定豫章”之功，同一部《史记》中却为灌婴、陈婴二人居之？知名江西地方史专家、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怀林认为，“定豫章”、“筑豫章”的当是陈婴，但可能因为二人同名，且灌婴名望极高，陈婴由楚入汉少有人知，故后世单写一“婴”字时，易误认为是灌婴。
无独有偶，南宋赵与时《宾退录》谈及豫章筑城之事，在论定灌婴说“其实非也”后，又紧接着说道：“友人萧子寿考《功臣侯表》，始知其为陈婴。”赵与时、萧子寿俱为江西南宋朝的一代名士，其说法当有较高的可信度。
众多赞成“陈婴筑城说”的观点，大多以《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陈婴“定豫章”一条孤证作为论证基础。但这一孤证也受到不少学者的怀疑，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俞兆鹏在一篇《南昌城非汉高祖六年灌婴或陈婴所筑》的学术文章中认为，据《史记》中一句“定豫章”来断定筑城者为灌婴或陈婴，均不可靠。
原因有三：第一，据杜预在《左传》注中所说豫章“在江北淮水南”等句，灌婴与陈婴所定之“豫章”，非江西之“豫章郡”，与今天的南昌无关。第二，灌婴“定豫章”后，即北返去“定淮北”，陈婴在“定豫章”后在浙江停了下来，他们都未到过江西，怎能去筑南昌城？第三，秦末只有九江郡，并无豫章郡。项羽在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改秦朝九江郡为九江国，并封英布为九江王时，下辖只有九江、庐江两郡，其时南昌归九江郡管辖。而在项羽死后的汉高祖五年正月（前202年2月），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时，淮南国辖区内才有豫章郡的说法。既然汉高祖五年后豫章郡归淮南王英布管辖，显然也就轮不到颍阴侯灌婴或堂邑侯陈婴来主持修筑豫章郡治南昌城。
可见，豫章郡古城之兴，既非此灌婴，亦非彼陈婴，而是另有其人。
章文筑城，从提议者到“总指挥”？
在由国家级正史《史记》、《汉书》引发“两婴”之争后，南昌本土方志的记载，又为这段筑城旧事平添了新的说法。
清雍正版《江西通志》保留了明代旧书《南昌耆旧记》中的一段话：“章文（一称章交），豫章人，高帝五年灌婴定豫章，文以南昌当诸道之冲，进计于婴，筑郡城，婴然之，使文董其役，来版筑，经画居多，郡民德焉。及卒，祠而祀之于江滨，历代不废。宋大观二年赐额霑泽庙，今城北章江庙是也。”
《南昌耆旧记》是记录明代以前南昌世代流传的掌故旧闻的风物汇编，无异于五六百年前的一本“口述历史”、一部关于南昌的土《汉书》。“关于豫章筑城之事，连《史记》、《汉书》这样的正史都互相矛盾，加之后世学者文人连篇累牍的考证，人言言殊，愈考证愈糊涂，使人莫衷一是。但为什么我们不去听一听旧时南昌人自己的说法呢？难道这些由南昌人自己流传的历史，不比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史学家，从国家档案馆或个人书斋中间接获取的零星资料更要接近真实，更具话语权吗？”以雍正版《江西通志》与《南昌耆旧记》为据，年逾九旬的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授章文焕坚定地认为，章文应是始建南昌城的建议者和主持者。
这一说法，在2004年由南昌市政府组织专家编写的《岁月峥嵘成古今——南昌历史风云》一书中得到部分认可。该书在论及“西汉豫章郡的设立”时讲道：“灌婴进驻豫章时，秦朝守将章文向灌婴献地投降，并向灌婴分析了豫章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认为它背依西山，面向鄱阳湖，处于水陆交通的要道，既有非常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又可控制南方的‘蛮越’，成为开拓南疆的前沿阵地。灌婴采纳了章文的建议，并让其具体总管建城事宜。”
据以上说法，灌婴似乎只是个名誉上的筑城者，而章文却是整个筑城工程的提议者和实际总指挥。
事实真如这般清晰可辨吗？答曰：非也！且不说高帝五年灌婴是否到过南昌依然可疑，即便章文其人其事，仍难脱凭空杜撰之嫌。
章文筑城旧事，记于《南昌耆旧记》，而首见于康熙五十九年江西巡抚白潢所修之《江西通志》。雍正十年时，江西巡抚谢旻组织订正通志，雍正版《江西通志》也保存了这段故事。但在这之前的明嘉靖四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所修《江西通志》，却并没有将这一开辟城史的重要信息纳入其中，是早先的修志者大意疏忽？还是章文筑城之说乃道听途说难入史家法眼？
于此，今之人只能将信将疑，可谓此中有真意，欲辨不可言！
罗珠筑城，值得深究的史学新论
灌婴、陈婴筑城说争议不断，“章文筑城说”悬疑重重。1500余年来，纵是栏杆拍遍，时时引领一朝一代人文风流的江西学人墨客，对于生于斯乃至长于斯的南昌城的渊源出处，竟无法道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但这一历史悬案，随着一个“罗珠筑城说”的兴起，似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2009年10月底，在一场由南昌市社会科学院、南昌县人民政府、豫章罗珠文化研究会共同举办的“罗珠暨南昌筑城学术研讨会”上，多位豫章罗氏后裔与学者，以江西地方史志与罗氏祖传族谱互证，提出西汉罗珠乃首建豫章古城的实际负责人，引来越来越多专业学者的高度关注。
罗氏后裔、上海市高级工程师罗时实以1993年版《豫章柏林罗氏重修大成族谱》记载为据。该族谱卷五载曰：“罗珠仕汉惠帝为治粟内史，后之所称必曰大农令者，盖以秦制掌货财之官，曰治粟内史。汉景帝改治粟之官为大农令，故曰大农，遵汉制也。”卷三《大农祠记》又载：“惠帝三年，表大农令罗君珠来守斯土，有章安故祖之思，遂手植豫章于庭，乃偕妹婿石固缮完城郭，以终灌侯之绩。”“适灌侯有筑城之功未毕，公偕妹婿石固继其功，民亟趋之，劳而无怨，恪完城郭，即豫章城也。”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黎传绪教授在《罗珠肇基豫章罗氏考略》一文中引《豫章罗氏宗祠重修祠志序》中的话说：“吾罗姓豫章始祖，讳珠，字怀汉公，本诸学问文章，发为功名事业。佐汉高开国，内而治粟，外而太守。继灌侯之后，竟筑城之功。”
罗珠，何许人也？
考罗氏族谱，罗珠为战国时代楚国长沙郡人，公元前231年生于今浏阳市，其父罗君用曾任秦武陵县令，因“督运官铁，溺死洞庭”，罗君用之弟罗君同、女儿罗鞭“寻尸不获，俱赴水殁，邦人感其义，即长沙城东故居建祠焉”。西汉建立后，倡导以孝治天下，因罗君同、罗鞭的孝行名闻遐迩，又因罗珠“长而好学，以通经术、敦品行受知遇于汉高帝”，被任为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专掌谷货，是个管理国家财政的中央级高官。在任内，罗珠使“赋税宽平，国用优给”，政绩十分可观。
以正史、方志结合罗氏族谱记载，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俞兆鹏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初步认定罗珠乃筑造南昌古城的实际主持者。
据其研究，筑造南昌城不在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或六年（前201年），而在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高祖十一年七月，管辖豫章郡的淮南王英布叛汉，高祖刘邦以车骑将军灌婴为先锋御驾亲征。四个月后，英布大败出逃。刘邦也在战争中被流矢射中，只得将平叛任务交给灌婴等将，自己班师回朝。英布在逃经现江西鄱阳县时，被当地人杀死于田舍，叛乱旋即被平定。
据载，在平叛之战中，灌婴平定封国一个、郡两个。宋人李谊在《豫章台记》中言“西汉初灌婴仕高祖定九江”，雍正《江西通志·人物志》中记载“灌婴定豫章”。可见灌婴所平定的，正是英布原来受封的淮南国及其管辖之九江郡、豫章郡。
灌婴占领九江郡和豫章郡后，暂时负责守卫。而在英布尚未最后败亡时，南昌人章交来献地图，认为南昌当诸道之冲，是个战略要地，建议灌婴兴建豫章郡城。灌婴接受了章交的意见，于公元前195年起在南昌筑城。由于平叛战争结束后，灌婴不久便离开了南昌，工程暂由章文（一称章交）负责。
高祖十二年四月，刘邦驾崩。吕后立太子刘盈为皇帝，史称孝惠帝，吕雉及吕氏家族擅权朝政。汉惠帝三年（前192年），由灌婴推介，罗珠出任九江郡守，并主持筑造南昌城，约至汉惠帝六年，南昌城终于筑成，“环十里许，辟六门”。晚年，罗珠也便定居于南昌城内豫章沟，其族人开始在南昌及豫章郡境内生息繁衍，人称“豫章罗”。关于罗珠筑城之事，南宋工部尚书资政殿学士李谊《豫章台记》云：“西汉初，灌婴佐高祖定九江，始筑郡城。惠帝三年，表大农令罗珠来守斯土……及偕妹婿石固缮完城郭，以终灌侯之绩。”同为南宋的侍御史汪刚中所撰《大农祠记》也说：罗珠“至孝惠帝时，以直道不容，出守九江。适灌侯有筑城之事未毕，公偕妹婿石固继其功……恪完城郭，即豫章城也”。
就此新论，许怀林、张启予等多位学者表示，以谱牒记载补正史之漏，是历史研究的常规方法，历代罗氏族谱均对罗珠筑城之事深信不疑、历代相传，这为深入探究真实的南昌建城史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关于罗珠筑城这段千年旧事，唐代诗人陆龟蒙曾有题诗颂曰：
城上一培土，手中千万杵。
筑城畏不坚，城坚人何处?
莫叹将军逼，将军要却敌。
城高功亦高，尔命何在惜！
抛却谁为筑城负责人的重重迷雾，以感性的触觉探入历史的纵深处，一阵又一阵或铿锵磅礴或细碎绵长的城市声响，却裹挟着浩荡数千年的际会风云，奔涌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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