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衔芦” 是宋金时期民间流行的装饰题材之一， 主要见于磁州窑类型的陶瓷器物， 基本形式为单只口衔芦苇展翅飞翔的大雁。 本文对“雁衔芦” 纹的特征、 源流、 内涵及变化等进行讨论， 并尝试对“雁衔芦” 相关纹样加以断代。
一、“雁衔芦” 纹饰的由来
“雁衔芦” 纹饰的产生和演化过程复杂而混沌， 研究者较少观之， 从文献与考古实物的角度看， 大致需要梳理以下三条线索 ： 一是古文献中关于大雁衔芦的记载 ； 二是传自西域兴于大唐的雁衔绶纹；三是萨满教中对大雁的崇拜。《 淮南子》 中有“夫雁顺风， 以爱气力，衔芦而翔， 以备矰弋”的描述， 西晋崔豹所撰《古今注· 鸟兽》 也提到：“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飞，不畏缯缴。 江南沃饶，每至还河北，体肥不能高飞， 恐为虞人所获， 尝衔长芦可数寸， 以防缯缴。”两种文献均认为， 人们以拴着绳索的钝箭头猎捕大雁， 大雁口衔芦苇是为了躲避“缯缴”缠绕脖颈。 此典故以为大雁“知保身”，“远其害”， 称“雁之智”。 然避“缯缴”似乎不是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唐诗大量的“鸿雁” 意象中， 极少对智雁衔芦的歌颂， 衔芦或不衔芦的大雁多寄托着悠悠离愁别绪， 冥冥千古寂寥， 如杜牧《雁》 诗 ：“万里衔芦别故乡，雪飞雨宿向潇湘。 数声孤枕堪垂泪， 几处高楼欲断肠。” 此种观念生出了画院画家与高士们的各种芦雁图， 却非民间喜闻乐见的“雁衔芦”纹样源流或内涵。
与文学作品中冷寂寥落的意象不同， 在装饰领域， 大雁则被作为吉祥纹饰而受到追捧。唐代官服已有雁纹， 据唐史记载， 公元 7 世纪末的武周年间， 温和的大雁与凤凰同列， 并为高等文官的装饰特权， 至一百余年后的文宗朝， 官服礼制已明确了三品文官以“雁衔绶带”为标志。 随着雁纹被官方的认可， 贵重的丝绸织锦上鸿雁图案也多起来。 中唐以后， 诗人对此多有描述， 如白居易的“荣传锦帐花联萼，彩动绫袍雁趁行”，秦韬玉的“合蝉巧间双盘带，联雁斜衔小折枝” 等。
工艺美术中的雁纹与文学中的大雁内涵偏差较大， 重要原因是作为吉祥纹饰的大雁源于西域意识系统。 在代表盛唐金银器成就的何家村窖藏中， 大雁装饰屡次出现， 口中衔绶者多，且均为站立形态。（ 图 1） 立雁衔绶（ 瑞） 主题被认为来自西域祆教， 夏鼐先生提出， 颈有绶带的立鸟纹（ 图 2）， 具有萨珊式的特征。许新国也认为， 此类图案包含西域古老的信仰传统，“象征着帝王的神格化、 王权神授， 或者说帝王作为神再生不死的观念”。 衔绶鸟（ 鹅雁类） 图案随着粟特移民东渐传入中国， 在传播过程中， 图案意义也有所变化， 从寓意“神的伟大、 荣光、 幸运和胜利， 以及对民众的庇佑”， 转而“具有吉祥、 繁荣昌盛、 幸运等广泛的含义”， 成就了唐代早期金银器与织物中带有异域色彩的吉祥纹饰。、
雁衔绶纹饰的出现时间约是开元后期， 出土的唐代铜镜提供了雁衔绶图案由立雁向飞雁转化的轨迹。 考古发现， 唐代最早纪年雁纹铜镜为玄宗开元十年（ 722 年） 偃师杏园卢氏墓的“双雁荷花镜”， 两雁张翅相向而立， 绶带向上飘扬。 洛阳涧西区武周后期至开元年间的唐墓出土了两枚双层装饰铜镜（ 菱花、 葵花各一枚）， 两镜外层均饰飞翔的鸿雁， 内层衔绶立鸟形象也已颇具动感， 异于西域的静态立鸟形式， 带来了衔绶雁（ 鸟） 将要起飞的信息。（ 图 3） 偃师杏园崔悦墓出土的天宝四年（ 745年）“鸿雁花枝铜镜” 中，鸿雁已然展翅飞翔。（ 图 4）
唐后期， 衔物禽鸟种类甚多， 大雁跻身其中， 等级不算最高。 然宋金时期， 单只大雁独立成图， 口中所衔的吉祥绶带或瑞草， 也演化为出身平平的芦苇。 这种变化的产生与北方的萨满教信仰有一定关联。 契丹、 女真等游牧民族的生活与大雁休戚相关， 寒来暑往， 大雁是纪年与判断季节的参照物。 雁作为水禽， 可上天入水， 先民们将其视为神灵或通神的媒介与坐骑。 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代墓葬（ 辽圣宗前期） 出土一方三彩枕，“枕前后各绘一人骑大鸟……两侧面各绘一人， 着冠， 穿长袖衣，坦胸露腹， 作舞蹈状” 。 大鸟为鹅雁类， 从袒胸露腹舞蹈人来看， 人骑鸟纹饰当为萨满教主题。 有蒙古族萨满颂辞为证 ：“在冥冥的苍天有寓所， 有鸿雁充当坐骑， 我在恭候您圣洁的形象， 尊敬师长的神灵降临吧。”因此，当游牧民族接触到中原禽鸟衔物纹饰后， 从中选择了大雁形象也就符合逻辑了。 笔者查阅到的最早纪年款独立应用的单只飞雁衔物纹饰的确来自北方，为辽太平乙丑年（ 1025 年） 的“鎏金鸿雁纹银匜”（ 图 5），其内底饰雁衔瑞草，飞雁的姿态、方向均与后来的“雁衔芦”纹相同。
二、 宋金“雁衔芦” 纹探索
1.磁州地理因素
在宋金磁州窑类型的陶瓷遗存中， 白地黑花、 划花的“雁衔芦” 纹最为多见。 如中国磁州窑博物馆收藏的两方豆形枕（ 图 6）， 邯郸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各一方八角形枕（ 图 7）， 磁州窑文化产业园一方如意枕等， 在磁州窑中心窑场——观台、 冶子等遗址的金代地层中， 也屡有瓷片发现。 而南宋吉州窑（ 图 8） 及元代景德镇窑偶尔出现的“雁衔芦” 纹， 则是与躲避战争而南迁的磁州工匠有关。
如果说契丹、 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对大雁的熟悉和喜爱， 是“雁衔芦” 纹饰流行的心理基础 ； 那么， 磁州窑所处地理位置便是其成为“雁衔芦”纹原发地的原因。 元代陈孚《河间府》诗中描述 ：“上有衔芦不鸣之寒雁， 下有陨霜半死之秋草。” 直至今日，每年农历二月和九月，仍能见到成群的大雁飞过磁州地区。 据记载，大雁北飞到接近北纬 40 度的地区， 如雁门关，便抛下口中所衔的芦苇或小枝。 那么， 在入侵中原前， 生活在更遥远北地的女真人对雁衔小枝的自然现象是相对陌生的。 因此， “雁衔芦”纹应出现于游牧民族占领河北大部以后。
2. 民众心理基础
宋金时期磁州窑白地黑花瓷器禽鸟图案非常丰富， 鸟类品种多样， 造型各异， 然“雁衔芦” 图案形式却基本一致 ： 雁向左上方昂首展翅飞翔， 喙衔芦花， 芦花遇风呈“C” 形自然弯曲， 大雁与芦花共同组成圆形结构， 整个画面单纯， 无其他装饰， 留白面积较大。 如果说磁州窑的工匠们选取描摹了身边生动活泼的鸟雀形式， 那么，“雁衔芦” 造型为何如此统一？一个说得通的解释便是， 在宋金民间，“雁衔芦”具有被广泛喜爱并认可的独立意义， 形式则因其固定的内涵而被符号化。
宋金时期是谐音吉祥纹饰发展的重要时期， “衔芦” 谐音“衔禄”，北归的大雁带来贵禄，迎合了民间追求“福禄寿” 的集体心理。 出身低微的芦花由此代替了高贵的绶带、 瑞草。 对“雁衔芦” 纹饰内涵更为重要的一种解释是， “衔芦” 也可释为“传胪（ 芦）”， 暗示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辞海》 中对“传胪” 的解释是：“胪，传也。 同胪唱。 科举时， 殿试之后， 皇帝传旨召见新考中的进士依次唱名传呼， 叫胪唱， 也叫传胪、 胪传。”“传胪” 始于宋太宗雍熙二年（ 985 年）， 南宋杨万里的《侍立集英殿观进士唱名》中有“殿上胪传第一声，殿前拭目万人惊”的诗句。“传胪” 关键字在“胪（ 芦）”， 而谁来传胪（ 芦） 则可不固定， 1985 年镇江饲料公司出土了一方南宋吉州窑长方束腰枕， 枕面绘制凤凰衔芦（ 图 9）， 高贵的凤凰口衔芦苇，似乎难以说通， 然而结合“传胪（ 芦）” 风俗，便可释然了。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举制度渐趋完备的时代， 统治者重文抑武， 文官多， 官俸高， 赏赐重。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参加科举考试是改变自身命运、 提高政治地位、 获得荣华富贵的正途。辽建国早于宋， 太宗时期始开科举，圣宗期科举形成常制， 考试主要面向统治区的汉人。 金代科举始于太宗天会元年 (1123 年 )， 后逐步完善， 世宗大定十三年（ 1173 年） 首开女真进士科， 泰和六年（ 1206 年）， 从良奴隶可参与考试， 此后改为从良奴隶子孙可考，《 大金国志》中有轻罪不至徒刑者可取保应试的记载，可以说金代应举范围较宋代更大。 金代士子籍贯多为今河北、 山西及河南北部， 这也是磁州窑主要窑场的所在地。 据《金史· 百官》 记载， 大定七年（ 1167 年） 设修内司， 下设甄官署， 负责陶瓷器烧制。 宋东林通过对北宋金代中原华北地区窖藏瓷器的考证发现，“北宋末金初以定窑系瓷器和钧窑瓷器为主， 磁州窑系瓷器仅见 4 件。 到了金代晚期， 磁州窑系瓷器数量增多， 4 座窖藏中 3 座主要出土磁州窑系瓷器” 。 秦大树也认为 ：“金代后期， 磁县境内窑场普遍呈现繁荣景象， 出现了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和多种多样的器物类型。”科举情况与瓷窑繁盛期两相对照， 不难推论， 磁州窑的繁盛促进了纹样的翻新， 而“雁衔芦”纹之所以在此期广受欢迎， 则有民俗崇文尚科举的因素。
3. 变异与发展
后期“雁衔芦” 纹饰的变化表现为两方面 ： 一是形态更加多样 ； 二是大雁口衔植物出现了菊花等其他祥瑞花草。 金代中后期流行的彩绘虎形枕上，“雁衔芦” 图案较为多样 ： 河北省博物馆藏虎形棕褐釉黑花枕， 枕面绘制两只大雁分别衔芦向左上方飞翔， 芦苇随风呈反“S” 形（ 图 10）， 枕底墨书“泰和五年（ 1205年） 五月初七日” ； 深圳博物馆一件虎形枕与此相似， 亦为双雁衔芦式， 但飞雁朝向相反 ；张子英先生编撰的《磁州窑瓷枕》 中也有一方虎形枕， 枕面绘制向左上飞翔的大雁， 口衔长拖枝芦苇， 身后另有两枝芦苇作为装饰。 虎形枕出自宋金时期生产磁州窑类型瓷器的山西长治窑、 八义窑， 以及河南鹤壁集窑、 禹县窑，枕面多样的芦雁组合纹似为磁县中心窑场“雁衔芦” 纹在传播中的变形。
日本安宅公司收藏的一只红绿彩碗的内底上， 鸿雁造型依旧， 然口中所衔之物已由芦苇换为菊花（ 图 11）， 此器物存有金章宗泰和元年（ 1201 年） 款。 深圳博物馆曾经展出过另一红绿彩雁衔菊花纹盘， 更加精致富丽， 菊花叶布满开光部分， 尽管与白地黑花的“雁衔芦”纹主体相似， 风格却不同， 图案性显然更加强烈。 同样的衔菊雁还出现在上店罗绫坡出土的耀州窑青釉印花盘上（ 图 12）， 上店窑兴起的时间是金末元初黄堡窑衰落之时。 从以上三件器物推断， 雁衔菊花图案大约出现于金代末期。1964 年在广西藤县中和窑的发掘中， 也曾发现雁衔茨菰图案模具， 上刻“嘉熙二年戊戌岁春季龙念叁造目”， 嘉熙二年为公元 1238 年，此时金已灭亡， 该图案大约也是在“雁衔芦”纹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结合金太宗天会元年 (1123 年 ) 首开科举的情况， 可以推断 ： 较为单纯的“雁衔芦” 纹大约出现并流行于公元 1123 至 1201 年几十年间（ 不排除雁衔瑞草纹一直与“雁衔芦” 共存并生， 有待于考古出现更多纪年文物作为证据）。 金章宗时期， 随着经济的繁荣及民间求变的心理， 纹样在民间巧匠的笔下产生了多种形态变化。 同时，“雁衔芦” 纹作为具有祝福性质的固定程式， 在各民间窑场广泛传播。 江西吉州窑、 福建光泽茅店窑也出土了同样式样的白地褐花或印花瓷片， 被认为是南宋以后的产品。 时至元代，“雁衔芦” 纹饰仍然保持着惯性生命力， 如彭城出土的元代白地黑花雁衔芦草纹盆（ 图 13）， 以及高安市博物馆藏景德镇窑釉里红雁衔芦纹匜（ 图 14）， 图案已经较为草率， 可看作此纹样的余声。
结语
1. 宋金“雁衔芦” 纹的前身为唐代的衔绶（ 瑞） 雁。 该纹饰源于西域祆教的立鸟衔绶，至唐武则天到玄宗开元年间改造为本土纹样，立雁起飞的时间为开元后期。
2. 北方游牧民族熟悉并崇拜水禽鹅雁， 继承了唐代雁衔绶（ 瑞） 图案。 至女真人占领河北南部磁州地区后， 将雁衔绶（ 瑞） 改造为特定的“雁衔芦” 纹， 并在 12 世纪的几十年内成为定式。
3. 民间流行的“雁衔芦” 纹与文献记载或文学作品中的“衔芦雁” 意象多有偏差， 非抒离愁别绪之情， 而为官禄登科之祝。 内涵一为求贵“衔禄”， 二为祝兆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的“传胪”。
4. 金代末期，“雁衔芦” 纹饰发展出了较为多样的形态， 并产生了雁衔菊纹。“雁衔芦” 纹饰主体形式源于庙堂， 内涵出自民间， 迎合了宋金时期社会追求贵禄、 崇尚科举的集体心态， 是汉地文化与辽金少数民族文化合流的产物， 具有超越民族局限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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