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胃论》一书是李杲（东垣）的主要代表作之一，这是他在《内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结合大量的临床实践总结而成。对脾胃功能的论述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脾胃与元气
李杲在《脾胃论》中，首先大量引证《难经》、《内经》有关脾胃生理方面的论述，作为立论的依据，来分析脾胃与元气的关系。他说：“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认为元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和源泉，它既是脏腑功能的表现，又是脏腑活动的产物。因此，元气与人体健康与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脾胃又是决定元气虚实的关键。他说：“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这种重视元气，又重视脾胃的观点，体现在他的整个学术思想中。
二、脾胃为升降的枢纽
李杲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运动状态，其运动形式，主要表现在升降浮沉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枢纽的调节作用。如一年之气的升降运动以赖中央戊己土，为之枢纽。而人体精气的升降运动，亦赖脾胃为之枢纽。因此他说：“盖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如果脾胃功能失常，就可以出现两种不同的病理变化，即“或下泄而久不能升，是有秋冬而无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
不过，李氏在升降问题上，特别强调升的一面，认为只有谷气上升，脾气升发，元气才能充沛，生机才能活跃，阴火才能敛藏。反之，若谷气不升，脾气下流，元气就要亏乏，生机必然受到影响，阴火亦可因之上冲而为诸病。所以，他在理论上特别重视升发脾胃之阳，在治疗上就喜用升阳补气法，以遂其生升之性。基于此点，他在发病论中极力阐发“胃虚则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胃虚元气不足诸病所生”等论点。以强调升发脾胃之气的重要性，这样就形成了“土为万物之母”的学说。
应当指出，李杲虽然强调升发脾胃之气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忽视潜降阴火的一面。他认为胃气得升，阴火才可潜降，而阴火潜降，又助于脾胃之气的升发。升胃气和降阴火，是相辅相成的，不过在掌握上，前者是主要的，基本的；后者是次要的，权宜的。
因为李杲强调脾胃升发的一面，所以在内伤病的治疗上着重于对补气升阳药物的运用与处方。并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
①补脾胃升阳气
其代表方剂就是补中益气汤。他认为“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当用补益之法。肺主一身之气，故君黄芪以补肺气，益皮毛而实腠理，不使自汗损其元气。脾为肺之本，“脾胃一虚，则肺气先绝”故臣以人参、甘草，“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脾气下流则生湿热，而补气升阳须防阳亢，故佐以白术、当归除湿和阴。气乱于胸，为清浊相干，用橘皮以理之，并能散诸甘药之滞；胃中清气在下，故用升麻、柴胡为使，以升清阳之气。并引黄芪、甘草等甘温之气味上升，以补卫气而实肌表。综观其立方本意，不外乎补气升阳。阳气升发则阴火下潜而虚热自退，元气充足则肌表固密而腠理实，故恶寒发热自除。这就是李杲的甘温除热法，凡属气虚发热者，用之得当，确有良效。
②升阳为主，佐以潜降
升阳即扶正，潜降即祛邪，合而用之就是扶正祛邪法。这是李杲的治疗特点之一。最典型的代表方剂是补脾胃泻阴火的升阳汤，本方用于脾胃虚，火邪乘之而生大热的病证。方中以柴胡为君，升下陷之阳气，以人参、黄芪、苍术、甘草为臣，补脾胃益元气；佐以黄芩、黄连、石膏，清泻阴火；多以羌活、升麻为使，助柴胡升提阳气。此方仍以升发阳气为主，这是基本的。同时辅以潜降之法，以为权宜之计。李氏在本方加减法中曾明确提出：“亦有从权而用之者，如见肾火旺，督、任、冲三脉盛，则用黄柏、知母。若药量则临病斟酌，不可久服，恐助阴气而为害也”，确是经验之谈。
李杲在各科的治疗中，也都贯穿着这一主导思想。例如，升阳汤治疗气虚便秘，方中以黄芪、升麻为君，重在升发阳气，因为这种便秘是由于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所致。对便秘的辨证治疗，指出了新的途径。此外，用黄芪肉桂柴胡汤治疗坚硬漫肿，不变肉色的疮疡；升麻汤治疗内障；当归龙胆汤治疗白翳等等，都是以升发阳气为基础的。
③泻火散火以利升阳
李杲在某种情况下，并不放弃苦寒泻火或解表散火的治法。他认为苦寒泻火与解表散火的目的，也是为了照顾元气，故升阳和降火有相反相成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升胃气就可以降火，但有时则必须泻火或散火，才能对胃气的升发提供有利条件。李氏的朱砂安神丸、升阳散火汤等，虽重在泻火或散火，但都辅以补益和中的药物。可见他在任何情况下用药，均以扶正为主，足以补刘完素、张从正寒凉攻下法的不足，使祖国医学的治疗方法更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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