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年十一月，吴嘉善特来华盛顿面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 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局裁撤，惟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华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等语……臣窃维吴嘉善身膺局务，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
朝廷将陈兰彬的回奏交由总理衙门讨论。后者则转而征求直接负责此项留学事业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见——当年力主促成此项事务者，曾国藩已经去世，丁日昌回籍养病，惟李鸿章多年来一直竭力支持。于是， 李鸿章的意见就成了留美幼童是否应该撤回的决定性因素。
【李鸿章无意于积极保全留美幼童】
李鸿章随后回信总理衙门，意见是“半撤半留”，即同意裁撤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专门机构“驻洋肄业局”，并将部分学生撤回国内，其余部分已进入大学毕业在即的学生，则由驻美使馆暂时代为管理，待其毕业后再令回国。为了说服朝廷同意半撤半留，李在信中还提到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几位美国大学校长对此事的态度：“皆谓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
但总体上，李鸿章的态度是消极的。对陈兰彬及其他士大夫们的反对意见，李基本上都表示了认可——譬如，陈兰彬指责留美幼童偏重西学荒废中学，李鸿章表示自己也清楚内情：“迩年以来，余有议纯甫（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鸿章尝寓书诫勉，不啻至再至三”。李更多的，是在纠缠回撤幼童的方案——“纯甫（容闳）久管此局，以谓体面攸关，其不愿裁撤，自在意中，然阅其致子登函内，有分数年裁撤之说，尚非不可以理喻者。”
收到李鸿章的回信之后，总理衙门做出决策，上奏朝廷请求将所有留美幼童一体撤回。奏折称：
“自同治十年由南北洋大臣奏定章程，挑选幼童中之资质较优者出洋，前往就学，以备异日材成之用……讵料日久弊生，有名无实……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请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李鸿章这种消极态度显然是总理衙门决定撤回留美幼童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是李鸿章的孤军奋战在成就着这项事业——留美幼童一事倡议之初，曾国藩仅仅在向朝廷奏请其他事务时顺带提了这个建议，是李鸿章随后致信曾国藩，极力敦促他为此事专门上奏，“断不可望事由中废”；1874年派出第三批留美幼童时，举朝士大夫不满于开销太大，主张不再派遣，是李鸿章最后顶住了压力；1877年，美国物价大涨，留美幼童请求添拨经费，是李鸿章上奏，坚定表态“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断无惜费中止之理”……如今，连李鸿章也变得如此消极，总理衙门选择幼童全部撤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无可自拔、无可救药的帝国“文化中心观”】
李鸿章态度的转变开始于1879年。这一年，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两位总办相继回国，从他们那里，李鸿章获悉了幼童们在发展方向上存在问题——由于容闳的纵容，“学徒抛荒中学”严重。1880年5月，李鸿章写信给陈兰彬，专门谈如何纠正这个问题。
在信中，李鸿章要求容闳专管洋学，不要掺和幼童中学方面的教育。李希望幼童们既能够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满足洋务之用，同时又不荒废传统的儒学教育；在李鸿章看来，幼童们必须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可偏废”，否则，即使洋学修得再好，于国家也没有益处。
关于这一点，量身定制的《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中有明确规定：
“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这样做的目的，李鸿章曾说得相当明白：“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西学乃是“偏端”，中学乃是“全体”。向西学学习的宗旨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换言之，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
这不是李鸿章个人的看法，而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士大夫们的看法——即便是很早就开始呼吁在中国实施议会政治的郑观应，在言及向西方学习时，也不得不如此描述：“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这和刘锡鸿所谓的西方强盛是因为向中国学习，可谓异曲同工——尽管刘锡鸿一心拥抱儒家道统，而郑观应醉心于议会政治。无法放弃帝国的“文化中心观”，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无论保守还是激进）的共同特征。
幼童们中文方面的学习并无问题，因为容闳希望他们日后回国缔造一个少年新中国，学好中文是必须的。陈兰彬们所不满的，是幼童们改穿西服、剪除辫子，乃至加入基督教。但更多的不满其实源自细节：1879年，吴嘉善接任留学监督后，招幼童们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结果成了严重事件：“（僚属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幼童们所受的近代教育，使其无法理解中世纪儒家教育的种种礼仪规范。
李鸿章也无法原谅幼童们何以不行跪拜礼，这形同对帝国意识形态的背叛。多年之后，梁启超曾如此评价李鸿章和他的洋务改革：
“李鸿章所办洋务，……缘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李鸿章需要的，只是单纯的技术人才；而幼童们在美国，像当年的容闳一样，正日趋蜕变成开启新时代的新公民；李鸿章们戴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既看不到新时代的优越性，自然更无法认可新时代所造就出的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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